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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一谨纪念刚刚离世的汉学家孔飞力先生

来自知乎: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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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书评是不容易的,但还是尝试写孔飞力的《叫魂——1786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因为这本书引发我关于历史书和历史研究的看法,简单的说就是何谓“好”历史述著。当然所谓“好”的标准,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标尺,这里说的是大多数是我的心头好,不过也不乏基本的原则和标准。从历史看现在,是读历史的目的之一,《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虽然写的是乾隆时期发生的社会性事件(本身是社会性的事件。但渐渐演变成政治性的事件),我看与当下的情境是很相像的。


一,《叫魂》仅仅在“叫魂”吗?

这部分我想谈的是《叫魂》的风格和为什么好看。严格上来说《叫魂》是偏学术的历史书籍,恐怕一定有人会顿生无趣,没关系你看完第一页时,你已经被吸引住了。


         “叫魂”是什么?孔飞力显然不想一上来就摆出一副言者谆谆的样子,令观众反感。所以开篇写的是1768年的一个故事,话说浙江德清县的一位农民因痛恨侄子对其虐待,想求助当地石匠在修桥的时候,在立桩之时将有其侄子名字的符粘在桩子上,希望每次的捶打能消磨他的侄子的灵魂精气,但石匠不但没有答应农夫的请求,反而将农夫告到县衙门,因为石匠害怕农夫正在做一些罪恶的勾当而牵连自己,农夫希望石匠做的事便是民间所说的“叫魂”。这个事件只是细微的端倪,它能酝酿多大的风暴,没人能看清。这个历史的小事件作为一个引子,不但触发了后续的事件,更激发读者的兴趣。是不是作者刻意为之,我认为不然,这本是孔飞力叙述历史的风格,该怎么写我想他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我们在读下去,“叫魂”的事不断在发生,我们已经被其中的神秘吸引住了,孔飞力在此暂时打住了,孔飞力的角度从一个更深层次探讨“叫魂”背后的意义。“叫魂”为何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会引起那么大的恐慌?它的起因是什么?“叫魂”难道隐藏着某种政治因素吗?(详见2~3章节),我们还看到孔飞力从司法的角度去看待“叫魂”(第四章罪的界定)。“叫魂”的传闻已经传遍多省,孔飞力又把故事继续说下去,乾隆,地方大员,大众百姓都已牵涉进来,渐渐政治性已经隐现了,乾隆与官员的反应,他们的心理变化,这些东西孔飞力都不会放过,很有趣的。

         《叫魂》一书仅仅是为了描述带有闹剧性质的历史事件吗?作者在最后用学者式的思维为我们剖析了“中华帝国”,具体是什么,容我后面再谈。简单把《叫魂》的结构和线索说了下,那么《叫魂》的风格是什么和好看之处在哪?孔飞力的《叫魂》,开始的章节让我想起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两本著作在历史的趣味和学术融合的很完美,令人在了解历史过程之外,还挖掘历史的经济,政治,文化。我很喜欢孔飞力研究是的独特眼光,睿智且独具匠工,我想孔飞力尝试触及中华文化的核心,借用“叫魂”来展现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状态。《万历十五年》与《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展示来历史著作的更具内涵的,更多元化的角度,很可惜写下这些书与我们现在的教育无缘,两位美国学者写中国历史比许多中国更入木三分。孔飞力的在书中并非将历史文献用通俗的语言翻译一遍,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心理分析融入其中,这些都是大量阅读文献资料而分析出来的结论,很有趣的是,孔飞力大量列举了乾隆与官员之间的通信,孔老的中文水平令国人汗颜啊!《叫魂》满足人们对野史的猎奇,虽然比不上大街上买“XX党的秘史”,但这段诡谲的历史事件,足够吸引人了,这就是它的好看之处,无须赘言。

      从历史的细节写到大历史,历史的细节犹如色彩艳丽的油画,大的历史观才是真正的目的。孔飞力在清朝247年的统治时期,选择1768这一年,仅仅一年,我看到了满人统治的不安,康熙和雍正的影子,整个官僚制度的运行,乾隆内心的挣扎与愤怒,司法,经济,政治,还有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孔飞力的野心很大,这本学术性的著作,包容清朝的各个方面,探讨中国人的存在及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我想孔飞力做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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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叫魂”事件的来龙去脉

       “叫魂”事件发生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时间的跨度为一年,可是“叫魂”牵涉浙江,山东,江苏,直隶,两湖等数省,线索十分混乱,所以不得不梳理整个事件。


       1768年3月25日,浙江仁和县,吴东明石匠的副手郭氏和采药人穆氏卷入叫魂事件,穆因诬陷郭,受到重杖。

3月26日,浙江德清县,沈士良农夫在听闻吴东明石匠正在修缮德清县城一月初坍塌的石桥,当时民间流传石匠有“叫魂”之术,即把活人的名字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大锤的撞击会损耗其人的精气。沈农夫为报复其侄子,因为他的侄子虐待他,求助吴石匠能为他的侄子叫魂,但石匠为求自保,害怕卷入麻烦中,便将农夫的奇怪行为告诉保证(可能类似于地方的警察),交送到德清县的衙门,并对沈农夫罚了二十五大板。

        初春,四月初,浙江德清县慈相寺,寺庙香火冷落,县城附近健圆山的观音庙则香火鼎盛,当地人更愿意去那里拜佛。慈相寺的和尚起了歹念,散布谣言,说与吴东明石匠竞争承包修缮石桥的其他石匠,因承包未成而嫉恨吴石匠,于是在吴石匠经常路过的观音庙作了法,因此在观音庙祁拜的人非但获得庇护,反而遭到毒害。一下子,谣言四起。

       4月3号,一位叫计兆美的人,因害怕叔叔的暴打,离家出走。一路乞讨来到杭州,因口音而因起他人的怀疑,当计兆美向当地人坦清自己德清人时,由于众人惊恐计氏是叫魂之人,于是报送官府,经过不堪刑罚之痛,捏造自己是来叫魂的,并牵连吴石匠。

       4月8日,浙江萧山县,四个和尚被民众怀疑叫魂,被抓到官府,引起恐慌,叫魂的流言也因此传播的更广的范围,并且僧侣成了主要的嫌疑目标。

       5月3日,江苏苏州,三个乞丐,怀疑剪人发辫,窃取人魂,抓到官府审问,最后因无证据而释放,但张氏死在狱中。

5月5日,胥口镇,湖州来的和尚因有叫魂的嫌疑,被民众押到衙门。最终无罪释放。

      6月16日,山东泰安县,韩沛显将一个孩童的发辫剪了,被村民抓住,经审问,有组织的叫魂发生,其中江苏海州的明远和尚是“主犯”。

      6月21日,湖北汉阳,一群人将可疑的术师殴打致死,并焚烧尸体。

       6月末,山东济南,官府抓到两个乞丐,蔡氏和靳氏剪人发辫,怀疑在叫魂。他们供出了“主犯”,蔡氏供出僧人通元,靳氏供出算命先生张四儒和僧人玉石。至此官方注意叫魂的危害。

      7月3日,山东某县衙,捉住形迹可疑的和尚通杲,得知和尚悟成,是个术师,组织徒弟剪掉他人发辫。

       7月18日,山东景州县,孟农夫早上醒来,发现辫子被剪。流言传入直隶。

7月25日,山东巡抚富尼汉将叫魂事件上报给乾隆,乾隆督促各地官吏打击叫魂,但距山东出现的叫魂过了近一个月。

      八月初,山东,姜氏和王氏剪人辫子,姜氏遭到民众殴打致死,王氏被迫自杀。

八月最后一周,安徽宿州,乞丐张四被抓,经确然是张四儒。

      八月末,湖南祁阳县,和尚觉性被抓。

7月中旬以来,河南发生多起剪辫子的案件

9月7日,乾隆给七省督抚发出一道上谕,确认将剪辫妖术与剃发联系一起,即乾隆将叫魂与叛乱联系在一起。

       同日,山东,乞婆张氏剪人衣角,怀疑叫魂。因疑点多,山东巡抚亲审,但张氏终死在狱中。

       10月3日,陕西巡抚明山奏报,陕西亦出现剪辫。

      10月4日,浙江巡抚永德奏报浙江捉妖情况,其中和尚通元与“主犯”通圆通同音,颇令人怀疑。

      10月9日,安徽合肥,和尚玉明,法号又名明远被官府抓获,身上有可疑的作术道具,怀疑是“主犯”明远,但是和尚并不承认自己叫魂,最后死在狱中

       10月,军机处对押进京城的所有疑犯进行审问,但唯有结果,并发现提供的线索大多是不真实的,疑犯多数是无辜的。

11月3日,乾隆降旨停止对叫魂的清剿。这个事件到此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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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叫魂”所反映的问题
      整个“叫魂”恐慌竟能蔓延大半个中国,造成人心上的恐慌,其背后的成因,很容易联想到当时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迷信,中国人的从众心理,让人想起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所著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个人类心理的特征,有效地传播了“叫魂”的恐慌。这两个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又不是简单归于这两个因素,我们无法忽略政府所起的调和作用,政府无法安抚民众的恐慌,也无法控制谣言的传播,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乾隆统治的官僚阶层反而制造更大的恐慌,就连乾隆本人也惧怕“叫魂”背后潜伏的可怕的政治事件。

      ”盛世下的危机“,这是《叫魂》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康乾盛世,数乾隆达最辉煌,国民经济急速上升,从国外引进的物种包括土豆,玉米,甜薯等,由于打破了在农田种植的千百年农业限制,因此在更广泛的土地种植,战争连绵的状况已不存在,人口激增,从1700到1794年,人口从150000000增长到313000000。经济的良好运行,商业也兴盛起来,其中以江南地区(江苏,浙江)为最,丝织业是该地区的支柱产业,这里面是有许多的个人经营者组成的。当时的汉人已经认可满人的统治,在政治上基本没产生大规模战乱的可能性,国力强盛,国家领土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四海朝贡。在鸦片战争的前夕,乾隆和他的臣子们颇为荣光,中国在富足平和的状态中前进。

        虽然如此,在这一片祥和的盛世中,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北京,苏州在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而许多县城,乡村的生活状态可以说千年未变,是一种清苦的生活,然而这种状态是及其脆弱的,自然的灾害便能摧垮人一生的财富,有时政府,战乱,流行病也会使人一无所有,这样子的情况会促进人口的向下流动,底层的民众是那么容易成为,而摆脱这种生活贫瘠是如此困难。在经济上是一贫如洗的民众,很有可能成为乞丐,或许是僧人,但不是正规寺庙的僧侣,叫他们为游僧更为合适。他们的身份没有社会地位,而且也容易让人认为是种危害,后来叫魂的发生,乞丐和僧人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社会的流动性几乎是停止的,进入上层社会只有通过科举考试,得到政治上的权利,方能摆脱当前的困境,但是这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记得唐德刚老师也谈到科举,那真是三分实力七分运气。商业的发展按理来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是不公正的司法体系,没有应有的保障,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政府主张忽略和打压,在商业上去获得更好的生活显然更加困难。

          ”叫魂”事件中我看到,人在利用它陷害他人,污蔑清白。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想获得想要的东西。萧山衙察乘机敲诈;一人诬陷其叔父“叫魂”,能得到更多家产;债主陷害其债务人剪辫,要挟还钱;德清县的和尚制造“叫魂”恐惧。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一个撕裂的口子出现,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将口子撕的更大,把手探出去,期望摸到什么。甚至乾隆也在下意识地利用这个机会惩罚他不满意的官员。
         当一个社会的努力,未能获得相应的回报,那么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加投机,呆滞。一个人若的努力被忽略,甚至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他会的目标只有生存,或许会绕过司法体系获得寻租的权利,或许制造混乱得到上升的机会。从《叫魂》可以看到,民众是不会相信他们的政府会提供任何保障,司法的缺失,通过人治来弥补,这是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民众要求服从他们的官员,即使对于不公也不能察觉,百姓害怕他们,同时卑微的心态的渗入他们的骨子里。我在叫魂的几个案件里发现,无论是脚踝被压碎的萧山和尚,因伤口流脓而致残废的乞丐张四,还是那些惨死在狱中的人,他们都忍受着可怕的刑罚,嘴上说没有犯事,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却从反对他们的官员对他们的残酷刑罚,以致叫魂的嫌疑犯们因难以承受酷刑,都作了假供,“叫魂”的恐怖得以想幽灵一般萦绕在乾隆的内心。

     另外,“叫魂”反映的整个官僚体制和它的效率,背后隐含的政治意义,乾隆的恐惧,他的个性,心理活动,这些都在《叫魂》中详细叙述,很有趣的。我也不多说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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