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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乎上找到了一篇非常好的体质人类学文章,作者据说是某个在德国工作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引用了大量的专业资料。他的某些观点跟我很类似。
作者:石头布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21409058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日本和东南亚的考古记录中,我们看到的是数千年前蒙古人种人群扩张风暴的余波。当地的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类型的土著居民被逐步取代、融合和迫迁,如今只在安达曼群岛和美拉尼西亚群岛上留有其孑遗,而混血族群则广布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关于这些人类学考古记录,请见我们的前两篇文章《见微知著--风暴余波中的日本列岛》和《千年浪潮-江山易色的东南亚》。这个迁徙风暴的源头,各种证据一致指向中国大陆。那么大陆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与东南亚和日本十分类似,只是年代要早得多。它所产生的冲击波,正是横扫日本和东南亚这些“外缘地区”的迁徙浪潮的驱动力。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文献和众多的考古证据中看到,自进入新石器时代(约10000年前)以来,中国境内存在着自北向南持续不断的迁徙人流。正是他们的不断荡涤冲击,逐步改变了山顶洞人为代表的东亚土著种族结构,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中国。在一万年来络绎于途、不绝如缕的史前北来移民中,华夏先民是姗姗来迟者。而我们熟知的历史记录中汉族向长江和珠江流域的进一步迁徙,只是这一持续万年的南迁浪潮最后的余响。
要清楚地看到这一史前过程的遗迹,让我们先从晚更新世(下限在距今12000之前)的遗物说起。

中国大陆发现的古人类遗骨非常多,但如果非洲起源说正确的话,这里大约五万年以上的古人类都与现代人的祖先无关。五万年之内的古人类资料中,资阳人、马坝人、河套人、来宾人、长阳人、建平人、丽江人的遗骨的面部都不同程度残缺。除了来宾人已被明确认定不属于蒙古人种[1],其他残缺遗骨尚无法进行有意义的种属分析。比较完整的头骨化石主要是山顶洞人和柳江人。

山顶洞人的确切年代是距今大约11000年,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人类学界的最新共识:他呈现种族分化之前的古老形态,与之最接近的现代人群是阿伊努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虽然上世纪曾有中国学者出于对中国是蒙古人种的起源地和“自古以来”的家园的信念,为山顶洞人量身打造了一个“原始蒙古人种”的概念(这是一个几乎可以任意定义的概念),但这就好比是说:这棵树苗是原始的木桌。这种缺少客观标准的归类并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承认。

柳江人的年代极具争议。这具头骨是当地的劳改农场挖肥泥时挖出来的,现场的地层结构无法复原,后来考古人员根据挖掘者的回忆判断它应当属于晚更新世的地层,给中外学者留下广泛质疑的空间。实际上,与同属于晚更新世的、身体还具备猿人特征的“邻居”马坝人相比,柳江人的头骨显示出许多非常“现代”的特征,这使得他的年代非常可疑。后来又发表过铀系法测年的数据,但测年的材料却不是头骨本身,而是根据挖掘者回忆确定的地层内“伴出”的兽骨化石。

对于柳江人的真实年代,许多中国古人类学家包括吴汝康和张森水都认为他(她?其性别亦无统一意见)应该属于全新世(距今12000年之内)[2][3]。澳大利亚学者卡明加和怀特甚至认为他属于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 [4]。这就把他置于与河姆渡发现的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人类的同一个时代了。而他的体质特征也确实与后者相近。

对于柳江人的种属,大部分学者认为不属于蒙古人种。斯图尔特(Stewart)认为其颅骨形态表现出澳大利亚土著人种的特征[5] 。中国人类学家颜訚、吴汝康、苏联学者雅基莫夫都认为处在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种之间的过渡地位[6][7][8]。从后文的论述我们会看到,这与新石器时代的其他先民遗骨的类型是一致的。

到了距今七千年之内的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更多的蒙古人种特色在境内考古资料中出现了,他们与疑似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柳江人一样,都呈现出显著的混和特征。

首先,仰韶先民在体质上与现代中国人颇为不同,正如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和潘其凤指出的:仰韶先民属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典型的仰韶文化区域比如陕西半坡、宝鸡、华县和横阵遗址。“南亚类型”、“某些与赤道人种相比对的特点”这类描述字句频频出现在相关的发掘报告和人类学总结中。

仰韶先民代表着蒙古人种人群与东亚原始土著--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类型的人群的混合类型。之所以与某些南亚现代人群类似(例如柬埔寨人),是因为后者也是继续南下的蒙古人种人群与当地澳美类型土著的混血(只不过发生在更为晚近的距今两千年之内)。
作者: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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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汶口遗址发掘之初,颜訚的报告《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报告》指出大汶口文化居民很接近“蒙古人种中的波利尼西亚类型”,而后者正是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韩康信和潘其凤坚持认为大汶口文化居民在蒙古人种的大家族之内,但不否认他们带有波利尼西亚人的体质特点[9]。另外,人工枕骨变形和拔牙的风俗在这些先民中很流行,也暗示了他们与现代太平洋岛屿居民之间的联系。整个东亚大陆曾是这个人群最初的家园,而太平洋岛屿则是他们最后的庇护地。

在南方,更加突出的混合性质也普遍地体现在闽侯昙石山、余姚河姆渡、增城金兰寺、佛山河宕和桂林甑皮岩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人骨中。但当时中国学者们坚持将他们都纳入蒙古人种的范畴。比如韩康信、潘其凤在他们合著的《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9]一文里,这样讨论佛山河宕出土的遗骨:

“从单纯的头骨形态看,河宕头骨与太平洋尼格罗人种头骨的相似程度大于它们同典型蒙古人种头骨的相似程度,但他们还应属于蒙古人种的边缘类型。”
这种坚持,与对山顶洞人种属的判定如出一辙,似乎都可以归因于同一个信念:中国境内的远古居民必是中国人的祖先或祖先之一。所以他们一定是,也必须是属于蒙古人种的。但依我们看来,上述这些遗址的古人类应当属于被逐步南进的百越族群驱逐和消灭的一些远古土著族群,而百越又被接踵而来的汉族先民所驱逐和部分融合。所以上述遗迹与中国人的祖先没有什么关系。

正像我们在《见微知著--风暴余波中的日本列岛》的开篇中讨论过的,蒙古人种成分在距今7000年的时候在中原的出现不能用自然演化来解释,应当是移民和种族混合的结果。11000年前依然生存于华北的山顶洞人,与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在体质形态上较为接近,在Y染色体基因类型上也相互联系。这一古老的东亚土著人群在全新世的温暖气候下的继承类型与外来的典型蒙古人种人群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分别形成了北方的仰韶、大汶口和南方的河姆渡、甑皮岩等地的不同人群。澳大利亚人类学家Bulbeck发现在全新世中铲形门齿在东亚急速增多[10],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同一个事实。而典型蒙古人种人群来自何方,是我们下面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仰韶晚期的庙底沟类型二期文化的居民、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辽西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都表现出较为纯粹的蒙古人种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处在较为偏北的地点。这个时间段逐渐变冷的气候应当是人群大规模迁入的驱动力。中原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城墙突然兴起,箭簇数量急剧增多。原海兵对殷墟中小墓遗骨(大墓墓主遗骨无存)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不同族群并存的现象,随葬品较丰富的墓主人遗骨带有更多的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他在《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11] 中认为:

“北方移民大规模进入中原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商代或者更为遥远的过去”。
但距今4800-4100年的陕西神木县寨峁遗址发现的人骨经鉴定,仍然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最为接近。虽然奠基坑的遗骨不一定与城堡主人属于同一族群,这个结果依然说明当时不同类型人群的交错混杂态势,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迁徙、大交融、大碰撞的复杂局面。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近千具头骨,1949年辗转运抵台湾的时候还剩有约400具(国民党政府将大部分安阳殷墟出土的珍贵文物装箱运去了台湾)。李济和美国学者孔恩的初步鉴定都认为包含不少非蒙古种的因素。上世纪60年代主持全面研究这些头骨的是人类学家杨希枚,经过仔细测量比对和归类,他认为其中出土于西北岗祭祀坑的头骨除了北亚蒙古人种外,也包含不少“太平洋类黑人种和美拉尼西亚人”[12]。这个结论毫不意外地遭到当时大陆学者的反对,后者认为这批头骨大体都属蒙古人种范畴。

但我们认为杨希枚的结论更接近真实,毕竟第一手材料在他手里。为了做准确鉴定,杨希枚专门赴美国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体质人类学组寻求对比资料,随身带去了挑选出的5具不同类型的代表性的殷墟头骨,与该学会所属的博物馆收藏的分属世界各人种的十组六十具头骨标本进行比对,并摄制成数百幅照片资料带回[12]。他作出的包含“太平洋类黑人种和美拉尼西亚人”的结论是有充足依据的。

在商周的青铜器上也曾出现类似尼格利陀人种面貌的人像,比如李济在《中国民族之始》[13]中说:

“我们知道,在中国有记录历史的早期中期,尚有若干黑色及短小的人种,徘徊于中国境内。商周的青铜器花纹上常有黑人面貌出现,如有名的人面蟠龙雷纹鼓,以及虺龙雷纹乳虎卣(商虎食人卣),可以证明铸器人必与他们有亲近的接触”。
(未完待续)

文献索引:

[1]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p72.

[2] Wu Rukang, Paleoanthropology in China, 1949-79。Current Anthropology,Vol. 23, No. 5 (Oct., 1982), pp. 473-477。

[3] Chang Shenshui (Zhang Senshui) et al., Atlas of Primitive Man in China。1980,Science Press。

[4] Johan Kamminga,The Upper Cave at Zhoukoudi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ngoloids, Journal of HumanEvolution, 17(8), 1988.

[5]Stewart, T. D., A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the peopling of the New World. Southwestern Journ. Anthropol. Vol. 16, pp.259--273, 1960.

[6]颜訚,《从人类学上观察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的关系》,《考古》,1965年第10期,513--516页。

[7]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第1卷第3期。

[8]该意见为韩康信、潘其风在《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中所引述,出处见该文索引的俄文文献。

[9]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10] F. David Bulbeck , Continuities in Southeast Asian Evolution Since the Late Pleistocen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1。

[11]原海兵,《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博士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

[12]杨希枚,《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人体骨骼的整理和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2(12):231-266,1970。

[13]李济,《中国民族之始》载于《李济文集》卷一,p275-280,2001。
作者: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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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顶洞人与阿伊努人的相似程度出发,李济曾推断这个种族在全新世的后代也是胡须浓密的,并与《山海经》中的“毛民之国”相联系。《荀子--非相》中记载西周著名的贤臣闳夭的状貌:
“闳夭之状,面无见肤”,
唐代人杨倞注释说:“多鬓髯,蔽其肤也 “(《荀子注》)。如此浓密的脸毛,只有纯血统的阿伊努人可堪比拟。所以李济怀疑山顶洞人所代表的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类型的东亚土著人迟至西周时代依然在大陆上有其遗族。

又《大荒北经》:

“有人方食鱼,名曰深目民之国,朌姓,食鱼。”
郭璞注:“故类也,伹,眼绝深,黄帝时姓也。”‘伹’是“笨拙”的意思。按郭璞的说法,这个“深目民之国”是古老的种族,风俗拙朴,黄帝的时候就已存在[1]。所以所谓“深目多须”的特征,实不必来自异域,它本是东亚最早土著的特征之一。

人类学家凌纯声认为远古东亚大陆的土著人有两个类型,分别与现代的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和太平洋尼格利陀人(即小黑人)相联系,这与杨希枚在殷墟祭祀坑遗骨中的发现是一致的。 与山顶洞人联系最紧密的当属前者。

在古籍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原住民的蛛丝马迹,比如《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又有黑人, 虎首鸟足, 两手持蛇, 方啖之”。《海外东经》 载: “黑齿国在其北, 为人黑, 食稻啖蛇。”

史书中还记载中原曾经有一个身材短小的种族“僬侥”(袁珂认为僬侥和侏儒是一声之转)。从《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

“二十九年春,僬侥氏来朝,贡没羽。”
这一记载来看,僬侥是当时天下万邦之一。《国语》卷十又记载:

“僬侥,官师所不材也,以实裔土”。
即官府认为僬侥不可任用,把他们远迁以充实边裔。由此可见,迟至春秋时期僬侥依然居住在中原地区,官府对他们实施向外驱赶的政策。

东汉蔡扈曾作《短人赋》,对这个群体有比较细致的描绘:

"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唯有晏子,在齐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馀尫幺,劣厥偻寠。㗲啧怒语,与人相距。蒙昧嗜酒,喜索罚举。醉则扬声,骂詈恣口。众人患忌,难与竝侣。。。"
从“形貌有部”、“生则象父”来看,矮身材是这一人群的稳定遗传特征,而不是出于营养或疾病的原因。但其族名侏儒(亦称朱儒)后来演变成了汉语里矮人的代名词。
蔡中郎认为齐晏子是僬侥之后,并对他推崇有加,但似乎这个族群整体与汉人存在风俗和气质的鸿沟。从侏儒们“㗲啧怒语,与人相距”、“众人患忌,难与竝侣”的描述来看,他们似乎难以与主流人群相融合。

东汉时僬侥的后代在中原已是绝对少数族群,以至于蔡扈以为他们“出自外域”但“踮着脚尖向慕王化”(慕化企踵),所以“遂在中国”。其实从古籍中林林总总的迹象看,从帝尧时代到春秋,再到两汉,这个族群一直存在于中原。尤其在宫廷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主要充当“倡优”,以至于在那个时代“倡优、俳优”和侏儒几乎是同义词,《史记-乐书》之王肃注:“俳优。短人也”。王国维先生也说:

“古之优人,其始皆以侏儒为之”。
我们举几个具体例子。《韩非子》:

“昔周成王近优侏儒,以逞其意”
《管子》:
"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士大夫在后。"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齐鲁两国国君的夹谷之会上,齐景公让
“优倡侏儒为戏而前”,
一本正经的孔子以为非礼,大呼“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

也有形象比较正面的侏儒,《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秦国宫廷里一位可敬可爱而且颇有智慧的侏儒“优旃”的故事: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了东方朔对宫中侏儒们搞的一场恶作剧,他吓唬他们说:
“上(皇帝)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汝曹。”
从这些记载看,先秦各诸侯国和两汉的宫廷里都有这样一个侏儒群体。正像蔡扈《短人赋》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生理正常的矮人族群,而不是现代语义中的“侏儒”。他们是从帝尧时代就存在于中原的僬侥氏之后,也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之一。
关于上古时代东亚大陆的种族复杂性,凌纯声先生的研究较为深入。他特别提到了土著文化对中国古文化的贡献。比如《尚书-禹贡》记载大禹的时候江淮之间的贡品有所谓:“鸟夷卉服,厥篚织贝”。“织贝”是美拉尼西亚文化圈的一种贵重工艺品,即把贝壳磨成扁圆小珠,成串缝缀于苎麻布上。在台湾山地、新几内亚到美拉尼西亚的广大太平洋岛屿上至今依然残存这种风俗。而小黑人的贡献更不容忽视,他们很可能是最早驯化水稻的族群。 《山海经》:

“有小人名曰焦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
更指他们“食稻啖蛇”。虽然这个族群在失去平原之后遁入山林重操渔猎,但近代与他们有过接触的台湾山地人一致认为小黑人善于在林中空地种植谷物。他们的传说中几乎都有小黑人向他们的祖先传授种植技术,或者祖先向小黑人乞取或者盗取谷种的故事。另外,这些传说也提到这个族群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舞蹈天赋,可以为古籍中的相关记载添一注脚。

中国上古时代的种族融合过程是比较成功的。比如“面无见肤”的闳夭是周文王、武王两朝重臣,颇受尊崇。晏子官至齐国宰相,连孔子都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可见不论哪个种族,有才能的人都会得到重用和尊敬。孔子还说过“有教无类”,这都反映了华夏文化开放和包容的特质。这种融合在殷墟墓葬布局中已有其端倪。根据原海兵的研究,典型蒙古人种的遗骨和仰韶早期特点(考古学界也称为“古中原类型”)的遗骨在安阳殷墟同葬于一处贵族墓群中,说明外来者与混血土著的相互认同和融合[2]。当然,这种融合是以认同华夏文化为前提的。

秦汉之后,大陆上的尚未融合的土著人群逐渐向群山和密林中隐退。《梁书》记载诸葛恪讨伐丹阳的山中之民,俘获“黟歙短人”。林惠祥先生认为他们不是山越,而是另外一个种族。因为:

“关于山越之记载甚多,未尝有言其身短者,可见此种人系另一种,或与山越同居山中共同抗汉,故诸葛恪征丹阳时并擒之耳。”[3]
自汉代之后,“黟歙短人”在史书中再也没有露面。《旧唐书-阳城传》中出现的“道州短民”也许是其余响。从白居易的乐府诗《道州民》中可见他们与主流人群已有相当程度的融合和认同,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中深厚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对种族压迫的天然反感。

“木客”也是藏于深山中的一个奇特的古代族群。宋代《太平寰宇记》保存了很多地方志中关于他们的珍贵史料,比如第108卷载:“虔州上洛山多木客,乃鬼类也。形似人,语亦如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能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而不欺。”这种交易方式被称作“哑市”。凌纯声先生指出马来半岛的塞芒族(Semangs)和萨凯族(Sakai)小黑人直到19世纪还在使用这种方式与马来人和华人做交易。他根据体质和文化上的六个证据,认为木客就是小黑人[4]。

在西南山区直到明代仍有木客存在。明代邝露《赤雅》卷上记载:“木客形如小儿,予在恭城见之,行坐衣服,不异于人,出市作器,工过于人”。直至明末,根据随同施琅赴台的清朝官员的笔记记载,小黑人仍可见于台湾。台湾各山地民族都有关于小黑人的传说。但今天,这个族群的后人只见于安达曼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密林之中。

综上所述,中国乃至东亚的“蒙古人种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应当早在距今一万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我们所见的仰韶和大汶口的混合体质状态是这一过程的中间阶段,夏商周三代中这一过程得以深化,秦汉之后则基本完成。这一长达万年的过程波澜壮阔,分成很多波次,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诸蒙古种的人群中,百濮、百越人群是先到者之一(虽然未必是最早者),但他们在后来的华夏人群的压力下,没有被融合的部分人继续南进。前者征服了中南半岛,后者投奔怒海,启动了南岛民族的海上大迁徙。从大陆东南部出发,散布到整个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向东的一支混血族群(毛利人)于10世纪到达新西兰。向西的一支跨过印度洋,进驻马达加斯加。近年来语言学和基因学的研究都显示,分布横跨两大洋的南岛民族的最终起源地在中国大陆东南部。

强势人群进入东亚核心区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不仅仅是向南的,同时也是向北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古斯学的权威史禄国先生(Shirokogorov)认为通古斯人的祖先是来自南方的移民。他在20世纪初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通古斯部落做过细致田野考察,并注意到,与其他北方民族相比,通古斯人的体质有许多不适应寒带生活的特点。比如在春天需要戴眼罩来屏蔽雪地反射的强烈阳光,否则眼睛会发生炎症,很久不能痊愈。南方特征在通古斯人的北方支系人群中更为显著。史禄国对东北满族(通古斯的南方支系)社会也有过调查研究,据他引述满族人的话说:满族入关之后发现一些亚洲南部居民与北方通古斯人(指西伯利亚和黑龙江北的通古斯人)的形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史禄国自己则说:“事实上令我吃惊的是,常常可以在越南人中看到有通古斯人的相貌”。史禄国认为通古斯人的祖先曾生活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在距今5000-3000年之间被迫迁移。一部分移向西伯利亚,另一部分南迁融合于南方其他民族中[5]。

从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C和D的分布来看,生存竞争导致的人口“挤出”和置换效应非常明显。东亚原有的土著居民目前只在一些“边缘地带”不同程度地留有其遗族。这些地带要么有海洋、山脉和丛林的阻隔(比如日本列岛、青藏高原、中南半岛、太平洋和印度洋群岛),借助地理障碍减缓了新来者的冲击,要么生存条件艰苦(比如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单倍型类群C多见于澳大利亚土著、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群岛,也见于哈萨克、蒙古、朝鲜和日本。单倍型类群D多见于安达曼群岛和西藏,也见于日本阿依奴人和中亚山区的一些讲突厥和蒙古语的人群中。但这两个单倍型类群在生存条件较好并且四通八达的“核心区” - 中国本部的出现频率却非常之低,说明这块最宜居的土地在史前时期发生了较为彻底的人口替代。

尽管这种“挤出”效应是向着南北两个方向的,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典型蒙古人种体质特征的影响来自东亚大陆的北方。除了这种体质特征在考古材料中较早地出现在北方之外,目前携带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C、D的人群也呈现同样的趋势:携带这些单倍群的陆上北方人群(比如蒙古、朝鲜和哈萨克),都呈现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已经在体质上被这个新人种完全同化,而携带这些单倍群的南方人群则较多地保留了非蒙古种的特征。这凸显了典型蒙古人种体质特征的北源性。

“北风其喈,雨雪其菲”。综合以上材料,我们看到的是冰期结束之后蒙古人种人群的一场无远弗届的史前扩张风暴。它西至北欧,东至北美洲格陵兰岛,囊括北极圈,席卷东亚大陆,南达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岛,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基因版图。那么这场风暴的风眼在哪里?换言之,典型蒙古人种的起源之地究竟在何处呢?

(请继续关注后续文章《风起青萍之末 - 扩张的原点》)


[1] 袁珂《山海经校注》作:“郭璞注云:亦胡类,但眼绝深,黄帝时姓也。”,与影印本原文不同,当系讹误。
[2] 原海兵,《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博士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

[3]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二卷,1936. p.330

[4] 凌纯声,《中国史志上的小黑人》载于《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1956年.

[5]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年。 p.222-224。
来说一下我的观点吧。我的观点跟他大致相同,即典型蒙古人种应该是在东亚大陆北部地区形成的,而华夏也是在北方形成的。当然我的观点跟他不同的地方也不少。举例来说,他认为C和D最初对应的是非蒙古人种,实际上这也要看是哪个支系。C*和C1可能最初对应的是澳大利亚人种,但C2则是蒙古人种的一个重要单倍群。同理,D*和D2可能最初也是对应的非蒙古人种,但D1和D3在蒙古人种的形成当中可能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另外他还说通古斯人种的体质类似南方,这我也很不认同。通古斯人种的体质恰恰是典型蒙古人种的体质,跟南方人种没什么关系,单倍群也是以父系高频的C2母系高频CDG为主,也是很典型的东北亚单倍群。所有人类的眼睛长时间暴露在雪地强光反射当中都会有炎症,不管是南方人种还是北方人种。这不能作为通古斯是南方民族的证据。他们知道用眼罩来保护眼睛,只能说明他们对所生活的环境很了解。另外我不排除通古斯人种的祖先可能有一部分是来自华北的可能性,毕竟华北地区对于通古斯来说也算是南方。但要说他们是起源自华南或东南亚,我觉得真的不太可能。如果说越南有类似通古斯的体质,这恰恰是来源于北方的影响,而且来源于古华夏人影响的可能性很大,毕竟越南北部曾经被秦汉唐统治了将近一千多年的时间。我以前在哪里看过越南的父系母系单倍群百分比,貌似父系有一部分Q和C,而且越北母系D4的比例也不低。这可以跟2500年前宁夏彭阳父系Q母系C和D4的人群遥相呼应。看来秦汉人确实在那里留下了后裔。
另外再说一下我对非洲现代智人迁徙到东亚的路径看法。网上那些流传的父系母系迁徙图往往把迁徙路径画的神乎其神,C走一条路,D走一条路,N走一条路,O走一条路,人为设定的因素太多。在大学的学习告诉我,一个理论或假说,如果人为设定的条件越多,那么它离实际情况可能差得就越远。国外的人类学家在近几年提出了Eastern Non-African这个概念,直译过来就是东部的非非洲人,也就是东亚太平洋地区的人。根据基因分析他们认为所有东亚太平洋地区的人种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出非洲之后就跟西部欧亚人的祖先分开了。结合这个事实,再结合C系和O系最新的谱系树,我重新画了一个路线图。
我认为人类出非洲之后主要就是走两条路线。西部欧亚人群的祖先在阿拉伯半岛,红海,安纳托利亚,以及地中海沿岸,这个群体主要包括了父系单倍群E,G,H,IJ,LT。东部欧亚人群的祖先在中亚或西伯利亚西部一带,这个人群主要包括了父系单倍群C,D,K2。东部欧亚人群在迁徙途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和中亚一带的冰川。东部欧亚人群最初的南北分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的。北部的猛犸草原和西伯利亚冻原可以通过,而且有很多大型猎物。南部的印巴一带有更丰富的食物而且气候也更温暖。这两条路都可以走。走南部路线的主要是C*,C1,D*,K2b。走北部路线的主要是C2,D1,D3,K2a。这样合理的情况很好地解释了C系和K系内部分支的分化。当然也有少量走回头路的,比如顿河的C*,还有乌斯季的K2a1,以及西班牙的那个C1a2,不过C和K主体的大部队是向东迁徙的,这些少量走回头路的人并没有在西部欧亚留下什么影响,最终被西部欧亚人群彻底同化。
走南线的人群一路沿着温暖的亚热带地区前进,很快就到达了南亚东南亚地区。在这里他们开始繁衍和分化。C1分出了C1a和C1b,很快就扩散到了印度,东南亚,还有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诸岛。部分C*,C1,和K2*可能还曾经到达了东亚南部,留下了来宾人,柳江人,港川人这样的遗骨。K2b也开始分化,分成了K2b1和K2b2。K2b1(MS)向着更东更南的地区迁徙,到达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K2b2则是走了回头路,又从东南亚向西北迁徙返回南亚和中亚,这支就是PQR的祖先。K2b2*仍然在东南亚一些矮黑人群体当中存在。此外,还有K2c和K2d,也都是分布在印尼和爪哇一带。
本帖最后由 MNOPS 于 2016-9-25 23:08 编辑

北线的人群则是不容乐观,虽然也有大型猎物可能食物并不缺乏,但由于天气寒冷人口较少,所以分化的很慢。C2的年纪虽然不小,但分化和扩张的时间却很晚。K2a的情况也类似。这种情况可能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东亚北部人群体质有很大雷同性,多样性不高,因为经历了很强的奠基者效应和瓶颈效应。K2a可能在西伯利亚某地分化成K2a1和K2a2。K2a1就是乌斯季那一支,并没有留下后裔。K2a2就是NO-M214。K2a2南下东亚分化成N和O,N在北O在南。N大概在华北和东北一带,O在中原东海黄海平原或长江流域一带,再往南的华南东南亚就是C*C1K2*K2b等南线人群的地盘了。O系人群,特别O1这一支(原先的O1和O2),可能在东海平原或长江流域一带跟北上的南线人群有过极少量的融合,形成了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体质。低眶,深眼窝,阔鼻,湿耳垢这些特征部分出现在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人群当中,应该是受到了更早的南线人群C*C1F*K2*K2b的影响。当然这个融合量并不是很大,因为本身当时的人口就不多,再加上后来农业大爆发和北方人口南迁,这些少量的痕迹基本都被覆盖掉了。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主体常染依然是东亚,只是有少量的ASI。当然这点少量的ASI常染已经足够影响外貌了。O2(原先的O3)这一支的分布应该比O1更靠北且更偏西,受到了N和C2等细石器人群的影响。这支人群就是后来汉藏语系的祖先。当然也有一些O2较早南下,比如O2-P201和O2-P164,可能是在新石器早期南下,混入了南方人群特别是南岛人群当中。然后就是历史时期的事情了。夏商二里头偃师殷墟是北方来的征服政权,给东亚带来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战车。母系M和D的比例较高,父系虽然没测出来但我觉得应该不完全是O,应该有一部分N,Q,C2。
文章错误一大堆,首先是山顶洞人的年代,由于测年的技术限制,测出来的是18000到11000bp,相当于末次冰盛期到新仙女木冰期时代,但山顶洞人的伴生动物有现产于广东的竹鼠等热带亚热带动物,显然,测年错了,不可能这么迟,当在上一个大暖期时,大约相当于25kya时。
说山顶洞人是原始蒙古人种并非缺少客观标准,他已具有初步的中国型牙,这是北部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Bulbeck发现在全新世中铲形门齿在东亚急速增多[10],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同一个事实。”
他似乎不敢提及仰韶文化的人群已经近乎百分百的铲形门齿,不但远高于他所接近的南亚人种,也高于今天的北方人。
O3a3c* (M134+, M117-)
“上世纪60年代主持全面研究这些头骨的是人类学家杨希枚,经过仔细测量比对和归类,他认为其中出土于西北岗祭祀坑的头骨除了北亚蒙古人种外,也包含不少“太平洋类黑人种和美拉尼西亚人”[12]。这个结论毫不意外地遭到当时大陆学者的反对,后者认为这批头骨大体都属蒙古人种范畴。”

这对大陆学者可不公平。海外学者也有持相同观点的,比如李济先生的学生臧振华先生。臧先生发现这批头骨毫无例外的都长了一口中国型牙,包括那两个类Nordic的。请问现代的长中国型牙的是什么人?美拉尼西亚人长得是什么牙?
O3a3c* (M134+, M117-)
说到底,还是老问题,体质会随时间和环境变动的。现在看来,似乎存在这样的变化趋势,赤道人种>南亚蒙古人种>北方蒙古人种。早期的东亚人种长得像南亚人种,再早就像赤道人种。目前一个直接证据就是一万年前北美的肯尼威克人,头骨特征像波利尼西亚人或者阿伊努人。但DNA结果却表明人家是正宗美洲人。
随环境变化的直接证据有,南亚蒙古人种有类似赤道人种的体质特征,这在过去被认为是混血的结果。然而基因组测序结果表明,傣族人(傣族人约有一半东亚一半南亚)和北方汉人距离巴布亚人的差异是一样的。这表明北方汉和傣族人的赤道人种血统是一样多。这说明南亚人种与赤道人种接近的性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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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古人种的起源路线,我认为南部路线是对的。中亚路线不能解释无论哪部分蒙古人种,身上都与赤道人种共享大量血统这一事实。这说明蒙古人种在起源时与赤道人种有过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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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古人种的起源路线,我认为南部路线是对的。中亚路线不能解释无论哪部分蒙古人种,身上都与赤道人种共享大量血统这一事实。这说明蒙古人种在起源时与赤道人种有过亲密接触。
hercules 发表于 2016-9-25 20:32
赤道人种也分很多种,蒙古人种跟非洲的那些赤道人种并不接近,而是比较接近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赤道人种。这跟现在的基因分析和我的设想并不矛盾。东南亚大洋洲的赤道人种和北方蒙古人种本来都是从Eastern Non-African这个始祖人群中分化出来的,最初的分化地点应该就是在中亚或南亚北部,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山和中亚冰川,一拨人走南一拨人走北。走北的那群人逐渐演化成了蒙古人种,走南的那群人就是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赤道人种。这可以很好地解释C1和C2的分化以及K2a和K2b的分化,C1和K2b走南,C2和K2a走北。如果都走南的话,就很难解释为何这两者分离了这么长时间。

至于Eastern Non-African和West Eurasian的分化,我觉得应该更早一些,在西亚就分开了。
赤道人种也分很多种,蒙古人种跟非洲的那些赤道人种并不接近,而是比较接近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赤道人种。这跟现在的基因分析和我的设想并不矛盾。东南亚大洋洲的赤道人种和北方蒙古人种本来都是从Eastern Non-Africa ...
MNOPS 发表于 2016-9-25 23:19
蒙古人种基因组有个特点,介于西欧与巴布亚人之间而偏向于巴布亚人。这是混血形成的典型特征。这样就有两种可能,当然不论哪种可能,西欧亚人和澳美人种都是首先分化的。差别在下面,第一种可能是蒙古人种祖先与西欧亚人祖先分开后一路向东路上与澳美人种混血形成原蒙古人种。第二种可能是蒙古人种祖先与澳美人种分离后与原高加索人种混血形成原蒙古人种。我觉得这对应于南北两条路线。我不大赞同北线。如果是北线进入,那么在中国最早定居的应当是货真价实的澳美人种。蒙古人种由北向南应该越往南澳美人种成分越多,实际并不如此。中国大陆应该不存在过dna上的澳美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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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线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避开西欧亚人群?即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碰到西欧亚人群后不与之混合的到达现在的东亚?美洲人实际上有很大比例的ANE成分的,而malta古人甚至已经到了现在的贝加尔湖一带,
25# sahaliyan 你这个问题就是东欧亚人群是否先一步到达西伯利亚,但在进入美洲的时候父系完全的被淘汰,除非俄罗斯再发现一个遗址。
这个倒不是大问题,从目前的数据看,即使存在北线,那么在他们来到东亚的时候,西伯利亚可能也是没有P的,事实上从田园洞和山顶洞来看,当时东欧亚人的祖先已经生活在东亚境内了,而P的祖先则是后进入西伯利亚的, ...
sahaliyan 发表于 2016-9-26 11:20
西伯利亚地区支系的扩张明显都是在末次冰盛期结束后开始的,与西伯利亚相关的几个支系,Q-L53、N-TAT(上游N-L729)、C-L1373的共祖时间都在16000年到14000年之间,这个时期也是末次冰盛期的下限。很可能在此之前东西伯利亚乃至中西伯利亚都还没有现代人活动,或者在早期进入这一地区的现代人随末次冰盛期的极端天气逐渐灭绝或迁徙走了。末次冰盛期结束后,这三个支系开始从几个方向向西伯利亚地区迁徙占据了这一原本空虚的地带。而印第安人的主要父系Q-M3的共祖时间是12800年,刚好落在新仙女木事件的时间点上,C-P39虽然目前尚不知道共祖时间,但他和亚洲支系的共祖时间为13400年,也距新仙女木事件不远。可以推测,这些人群因为末次冰盛期结束,随气温的逐渐升高而北上,在新仙女木事件时遭遇了突然的降温事件,有的支系便通过陆桥或冰盖进入了美洲地区。
印第安人中的东欧亚母系,很可能是从末次冰盛期结束到新仙女木事件这几千年的时间里融合的,其原配的父系很难得知了,因为新仙女木事件造成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瓶颈,只有一个父系祖先的后代传递了下来,如果这个融合的东欧亚父系在这批人群中不占优势,能经历瓶颈期的概率本身就是相当低的。
目前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在于弄清C-P39的共祖时间,从分布上来看应当是晚于Q-M3进入美洲的,究竟晚多少,是否还是在新仙女木事件时间范围内都是值得研究的。不过亚洲基本没有发现有从美洲回流的这些支系,所以可以判断,陆桥断开后美洲和亚洲的联系也基本随之切断到了。
几个支系进入东西伯利亚次序应该是Q-L53早于C-L1373早于N-TAT
此外,因为线粒体和人体的产热能力有关,所以我也怀疑,进入美洲的线粒体类型经历过自然选择,造成了东欧亚地区已适应了严寒环境的线粒体类型比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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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第安人的母系看,西伯利亚本身也经历了很大的瓶颈,他们的A,B,C,D四个大支中,B在西伯利亚实际上很少,且看起来现在西伯利亚南部边缘的B更像是晚近时期从南一点的地方重新过来的,但是印第安人B的存在又确凿无 ...
sahaliyan 发表于 2016-9-26 12:28
我觉得西伯利亚的人群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有过一次新的“洗牌”,很可能是由N下游的一些支系带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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