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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6-12-2 11:32 编辑
综上,越裳氏跟商人有关,商人使用货币是东南亚的海贝,必然得亲自监督“造币厂”。而岛夷溯源最少也能到亚特兰蒂斯时代,所以追溯很多文化现象是毋庸严格限定的。测不准原理在宇宙量子计算机中的必然。因为只要不 ...
癯鹤 发表于 2016-11-26 12:36
从我们伟大的有虞氏的《南风歌》可以推测,南风劲吹,会便于原来往南方采贝币的船舶驶回北方(尤其是如果有帆船的话),贝币多了,当然是“阜吾民之财”,便利商品流通,当然解了通货紧缩的愠。
这个可能的“历史”留下了青蚨还钱的传说:
:《唐韻》防無切《集韻》《韻會》馮無切《正韻》馮夫切,音扶。《說文》靑蚨,水蟲,可還錢。《本草》一名蚨蟬,一名【虫敦】【虫禺】,一名魚伯。藏器曰靑蚨,生南海,狀如蟬,其子著木,用以塗錢,皆歸本處。《搜神記》南方有蟲名【虫敦】【虫禺】,形大如蟬,辛美可食。子著草葉上如蠶種。取其子,則母飛來,雖潛取之,亦知其處。殺其母塗錢,以子塗貫,用錢去則自還。
蝉、禺夷、鱼伯都可能跟有虞氏有关,有虞氏曾属于东夷,可能管理过岛夷。“虞”通“吴”,水神有天吴,可能吴国之名与此有关。北京有渔水,河北有番吾,广东有番禺,不知道各自历史能久到什么时候哦,说不定史前就有,历史上因循其名而建制,大陆泽畔的广宗县发音挺接近广东的,怀疑南宫这个地名可能就是监督岛夷朝贡的行宫。鹿台、巨桥,就是国库(这地名后来传到朝歌?纣王建沙丘离宫很可能不只是享乐——周人的书可能不会写,其实纣王是为了监督从黄河运来的南方贡品、货物和钱币,就近征税),啦啦啦啦!
蚨蟬——夫差——浮槎(去往南方办差采集贝币的船,夫差就是差夫,办事的官员,满语“富察”,看来吴语跟满语挺亲切,而且办理采集贝币事宜,“富察”这个汉词可谓贴切,英语“chief”——差夫,英汉更亲哪)
【虫敦】【虫禺】,发音接近“杜宇、淳于”等等一干词汇,而最接近“敦与”:

《山海经·北山经》(松山)又北百二十里,曰敦与之山,其上无草木,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泰陆之水。泜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彭水。槐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泜泽。
看来这敦与山可能就在赞皇县(嶂石岩?),因为槐河、泜水、泰陆(大陆,巨鹿)这几个地名是几千年固定在这里的,三个名字像三角形一样稳定,笃定了这里。这里也是历史上的中山。《禹贡》里岛夷朝贡最终到达入河,从九河那一支最后都要到达大陆泽。人民盼望货币到来,所以汉字“冀”类似hope(合浦),有希望的意思。可能远在三皇五帝时代这里就是天下枢纽,这两条河往北就是远古皇都——空桑(蚩尤、共工争夺帝位都在这里奋战过,蚩尤被杀的中冀也相当于是这里),所以“赞皇”之名,一如“望都(庆都)”,类似后世三辅(京兆、扶风、冯翊),岛夷远古就已经开发了东亚沿海,甚至下西洋(泰陆——太鲁阁——泰卢固——德鲁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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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6-12-1 12:50 编辑

21# 癯鹤

贝币曾是原始社会流行的货币。

shell——sell——销——售
buy——贝
钱塘——bank——蚌壳——浜课——旁聚——朋克(朋乃贝串,克乃计数——calculate)

看来英国人的祖先塞人与岛夷跟华夏的贸易,远在鸦片战争前四千年就已经成规模了(不是在现在的不列颠,而是英国人的祖先很可能在今天的南西伯利亚)。

大平台就在大陆泽-黄河旁,浜课也。岛夷来朝贡贸易,宾服-滨溘也,来宾来朝,“宾客”的词源也在这里。曼谷、榜旮旯这些地名也可能是岛夷贸易形成的地名。西洋来朝贡。进入日南西贡就算进入华夏王朝势力范围了。以合浦为珠玉货贝之重要生产集散地,英语“hope”或既是《南风歌》所候盼,而后世西欧岛夷更以此为目标为坐标,开辟新航路,有好望角也。开伯尔山口、开普省,都是印欧人祖先对印度大门的期冀。印度即欢兜(印度之名可能由九黎三苗带去)、天毒,也是中国南方及东海岸北端的神明——很明显与岛夷有关,估计结绳记事的印加帝国也一样。

鹿台一是古台名,别称南单之台(这名字有无可能跟“南宫”同源呢?岛夷乘南风送贝易购纳米呀)。商纣王贮藏珠玉钱帛的地方。这就是商朝经济贸易发达,建立了庞大的中央银行的证明——银行是金融业,需要交易流通,贮藏如埋进坟墓估计不是商人本色。如果纣王是守财奴,那么应该出现商末通货紧缩的问题,在史料中留下记载。

先秦中山王墓中的无文金贝、银贝开创了我国金制币、银制币之先河,此为创举四。又河南辉县东周大墓葬两次出土1000余枚的包金贝,堪称华夏金属质地包金币之鼻祖,此为创举之五。
(自百度百科:“贝币”)
银行肯定不能只有一处,估计夏商周时代巨鹿、钱塘、交趾(后世“交子”,呵呵),连同国都都有银行。
杭州(航州,艅艎,御航,国家货贝采办船)是岛夷(鸟夷、扬越)从越裳到碣石航行的中转站,也就是“行在”——银行所在。钱塘,钱姓跟彭姓有关,“彭”跟“朋”相通,嘭是鼓声,不奇怪南方铜鼓是财富象征,还有南下的广义塞人当做贮贝器使用的,贮贝器,大概就相当于储备金,也是储蓄的由来。飞廉曾作纣王的采办使,并被天帝祝福。不奇怪飞廉后裔能包举南北,实际是承商人-越裳氏之余威也而为伟业!飞廉后裔赵宋被金朝(名字就带“金”,呵呵,冲击中央银行)击败后来又到了行在临安,或许也是宇宙量子计算机——上帝的运算,运数呀!而元朝以兴,残宋被剿灭于崖山,标志旧式银号钱庄(宋朝经济发达,商贸兴盛)的覆灭,南宋时发明交子,元明沿用。殊不知,宇宙量子计算机早已设定其名!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元(不论是西式银元还是纸币)横空出世。虽有满清复古之风,然菲律宾之沦亡于西班牙,澎(朋)湖台湾之暂失于荷兰,已经告知,岛夷的远方后裔,重外孙之外孙及海龟孙,恐将叩猪仔国外公的大门矣!鸦片战争,鸦片-崖山,又有不可说之孽缘,驱逐鞑虏还是五族共和,在洋人的坚船利炮前,还是先夹起伊巴(辫子)做学生吧。而且岛夷不止有西来的。东方日本喷薄袭来,东亚共荣又成为一种选择。因为对自己人种的沮丧悲观,于是选择北方苏俄为师,然东夷美利坚受万古印第安岛夷之禅,重聚金元货币,而激励科技创新和工商文化发展,灿然为汕头为山人为仙人所追求之扶桑也!阿门!阿门离家!家里呆不下?加利福尼亚(据说该州现在在亚美利家这个亚美人种、印欧人种、阿非利加人种和睦共处的大家庭里呆不下去了?真是家里呆不下,想离家出走?支那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欢迎你!)!少昊(上帝)大壑,孺颛顼之地,也是上帝应许颛顼子孙的么?不知道,反正那里有个犹他州,上帝应许犹太人的地方看来不止迦南哩!别管迦南多好,随遇而安,强征强政府,强拆强拆那,谁也不嫌领土多呀?!这可是real estate,怎么折腾都能换货币及虚拟货币的!
锱铢必较,南北漕运,所以开挖大运河(canal),以涿州、杭州为两端。曹县(曹、朱、鬼方、彭祖、颛顼,大商贸不消多说)为中腰。渔阳古为鲜地,曹县发音接近朝鲜,杭州古为越地,杭州发音接近韩国、汉沽。不奇怪碣石作为岛夷航标,可能演变为普通词汇,而且商贸流通,人为财死,无所谓岛夷塞人,商人逐利,趋利避害,利之所在,抓紧买办倒卖,商机无限,四海是一家。所以渤海有碣石,广东也有碣石,山西有羯室(不知道赭石对于丹朱、赤狄有无意义?当然华夏很早就发现了朱砂及其他红色颜料染料,对赭石并无什么喜好;上党,上当,典当业的起源?),匈奴有郅支单于,中亚以商贸闻名的粟特人通过丝绸之路也喜欢上了“柘枝”作为他们的族名国名,以昭示昭武祖源(昭武——赵武,飞廉)。交趾、格鲁吉亚(乔治亚)也与碣石音近,或许都是起源于塞人岛夷勘测山海陆地划界插标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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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生日,追溯金融业起源,特敬拜财神爷赵公明先师!希望纣王上、赵王爷等等能保佑我早日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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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6-12-1 17:18 编辑

22# 癯鹤
做生意,交易的原则就是买卖公平、透明。行商坐贾,赵者,行走为其特长(飞廉、造父皆以之闻名,赵国有邢台、井陉、太行山,岂非暗合天机),赵者,通肖。肖,买卖双方的东西货币等值也!所以“赵公明”的名字其实就是商人的基本素质要求。“公明”也似乎与英语“commerce”是同源词。此中有真意呀!
而关云长作为武财神,也是很有深意。关,发音接近“count”、“commerce”、“guard”。越裳氏——允常——淹城——盐城——荣成——渔场——云州——岳城——运城——运钞,呵呵,运钞,看到没,得有人押运呀!放在家里,也怕偷盗抢劫呀!
所以文财神招财(赵公明,招商引资,招财进宝),谋划创业创新盈利蓝图,招财猫类似之。武财神保财,保得财不失、盈利不亏(关),貔貅神兽也类似!
文武之道,都是防贼讨贼灭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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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现在网络技术真发达,简直鬼斧神工,能搜索到我的关注。天人感应也不过如此嘛!
今天又看到则跟“蹲踞-跪坐葬”有关的新闻:

有一种姿势叫亚洲蹲,据说让外国人羡慕得死去活来

天津美食2015-12-25 17: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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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说过“亚洲蹲”吗?蹲下时脚底要全部着地,脚跟离地可不算。这个小编看来不是很正常的姿势么?
  
  没错!就是这个姿势
  
  对于绝大多说的亚洲人来说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但对于歪果仁来说,这个姿势简直逆天了....
  
  也…有…很…痛…苦…得…蹲…下…来…了…
  
  “真的不是瑜伽动作吗?”这个妹纸的内心是崩溃的……
  
  网上还有一条研究,100%的亚洲人可以亚洲蹲,而仅有13.5%的美国人可以做到,而13.5%中的9%是美籍亚裔,剩下的都是瑜伽狂。
  就是这样一个天赋技能,让歪果仁羡慕的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想想以前军训的时候蹲的升级版,蛙跳,那真是虐心的活动方式,当然也是教官给小屁孩们的一点点“颜色”,反正小编是做到要哭啊!!
  
  外国“砖家”说:蹲着如厕更容易排空结肠,让肠道内的致病细菌毒素不易积聚,哈哈有点道理!!
  
  为什么亚洲人都能够做到呢?网友主要有三种理论:
  理论一:
  我们的腿比歪果仁短,所以重心就和歪果仁不一样,快让姚明蹲一个。
  
  理论二:
  与高中生物书上“长颈鹿为什么脖子长”的原理一样。( 什么鬼?)
  
  理论三:
  许多亚洲国家采用蹲式厕所。(好吧,小编觉得这点还有点可信度!)
  
  你怎么看呢?
  (消息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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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刚才正好去解大手了,表示这种姿势丝毫不成问题。(当然不是故意要验证,三急不等人)
话说中国古代有跽坐的传统,是不是跪的时间久了,这种姿势自然就进化出来了?
不过也不尽然,蹲踞-跪坐葬在石器时代就全世界流行,莫非……?莫非人们都羡慕这种姿势,这种姿势有什么更深奥的内涵?是不是外星神来地球坐的飞碟矮(参最初的宇宙飞船),里面的神就是这么蹲着(古埃及很多神都是蹲踞姿势么,么么哒)?又或者外星人多是小矮人(也不排除有些外星的人形动物是巨人族,但是极少)?
我们民族不愧是悠久古老保留传统文化最多的民族,难怪跽坐乃至蹲踞一直都流行(即使墓葬早已不如此)。蹲踞,跽坐,姿势低,但不是跪着,不表示低人一等,而是表示谦卑,或许真是更容易接近神明,获得神明喜欢呢!比如三危这个地方(跪-危),就离帝之下都昆仑很近。怀疑蚩尤本来就从那里获得了冶炼青铜、呼风唤雨等众多技能,后来苗蛮被迁徙到那里以变西戎是因为他们和西戎言语接近,容易交流,充当商贸使者。当然我不是说那里的人是神,咱还没卑贱到那地步,但是替古人想想,还真有可能,古代人以为人死后变成鬼跟神明在一块儿,西北一带古代有鬼国-鬼方(白种人长得很像高寿老人,婴儿也有些像白种人,所以古人很可能误以为人死后变成了鬼,这鬼是白人)。当然也不是说白人个子低,小矮人的传说才可能更跟神明有关(如果不是外星人,那就是另一个已经消失的种族?比如周饶、靖人?)。
说到接近神明,比如信奉神道教至今不变,跽坐传统到近现代不变的日本,就很是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神爱虔诚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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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6-12-10 10:12 编辑
话说现在网络技术真发达,简直鬼斧神工,能搜索到我的关注。天人感应也不过如此嘛!
今天又看到则跟“蹲踞-跪坐葬”有关的新闻:

有一种姿势叫亚洲蹲,据说让外国人羡慕得死去活来

天津美食2015-12-25 17:17 ...
癯鹤 发表于 2016-12-10 09:29
跪下,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呵呵,别以为下跪是可耻的事情,可能还就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呢!外国鬼子还真羡慕不来!!!我们作为炎黄后裔,大部分都是那些曾经统御天下的王侯将相的子孙,宁没种乎?比如我们古代有再拜礼,那都得跪下去,英夷学会“goodbye”(股蹲拜,趷蹴拜,跪拜)、“byebye”(拜&拜,再拜么,么么哒),但只是口头而已,他们的腿不会打弯,不合五帝三王之礼教,故数千年沦为夷狄鬼子(幸亏鄙人现在为他们找到了神圣的东方祖源,他们的远古祖先的墓葬不也多蹲踞葬么!他们会感激我么?),若非信奉少昊白帝,时常去教堂屈膝下跪,鬼知道他们是不是比黑猩猩还不开化?!!!!!

喏,这壁厢有个新闻图片,看看,孤家寡人才有资格下跪,你们觉得那些贵族大臣的姿势奇葩么?呵呵哒,他们连下跪的资格都没有!!!

【怎么有点像葛优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礼仪。据了解,其实这种跪拜方式是泰国的一种礼节。这一跪拜礼早前就有媒体报道过,当年泰国前总理英拉在拜见泰国国王次女诗琳通公主时,就行过跪拜礼。(自:http://slide.news.sina.com.cn/s/slide_1_83076_105998.html#p=7
所以,不要以为下跪是可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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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6-12-11 20:02 编辑

天人感应呀,越裳氏的钺出土了一枚:
广州现25座古墓 跨度近3千年

在增城发现的,也是呼应丁丁哥的帖子:
《“曾母暗沙”可能的广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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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癯鹤
专门百度了一下泾川回中山:

(自百度百科“回中山”)

突觉震悚。越南始祖貉龙君之父号泾阳王,泾阳王娶洞庭君龙王之女儿,生了崇缆也就是貉龙君。这些名词在宇宙量子计算机里如何运行?会不会像我 ...
癯鹤 发表于 2016-11-26 00:36

呵呵哒,今天发现有个博文挺有意义:

张怀群.《甘肃日报》“泾川人”或将改写人类进化史
(2017-05-16 12:00:16) 转载▼

标签: 贾兰坡牛角沟发现人类头骨化分类: 张怀群报刊发表作品选

.《甘肃日报》2017年5月16日12版【绚丽甘肃】“泾川人”或将改写人类进化史

本报特约撰稿人张怀群






1974年5月1日,刘玉林在甘肃泾川县泾明公社白家大队牛角沟发现人类头骨化石。1983年,他带着这部分人类头骨化石到北京去见古人类学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贾兰坡,贾兰坡说:“就是它,就是人化石!”这部分化石后被考古界命名为“泾川人”。这是继“蓝田人”“大荔人”发现之后,至甘肃“武山人”发现之前,陕西以西广大地域间发现的首个人类头骨化石,这个发现,或将改写人类进化史。

“泾川人”头骨化石的各个侧面。

牛角沟发现人类头骨化石
1973年10月6日中午时分,甘肃泾川县泾明公社驻队干部刘玉林正和农民在后河劳动,大队副支书史有连跑来说:“公社来人了,要你马上回公社去!”后河离公社20多里,当时已错过班车,也无自行车,刘玉林只能小跑加步行。离公社还有多一半路程时,一辆吉普车突然在他身边停下,拉上他直奔公社。
在公社门口,慕刘玉林之名而来的贾兰坡教授一行及有关领导、专家正焦急等待因发现旧石器而有名气的刘玉林,要看他捡到的宝物。刘玉林从办公桌下拿出三块破石头,贾老边看一块较大的石头,指着其上的疤痕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卫奇说:“非常典型,人工打击痕迹非常清楚!还有这层厚厚的钙质结核层(石皮),应该是旧石器没有问题!”接着又看了另外两个石片,都认为是人工打制的石器。贾老问刘玉林:“你是怎么认出它们是石器的?”刘玉林脱口而出:“是书上看的!”贾老笑了笑说:“这些石头都不是自然破碎的,是人有意打出来的!这是石头和石器的根本区别。”贾老让刘玉林带他们去看捡到石器的地点,即从公社门前过泾河,经苏家河再去白家大队。
一场暴雨后,车子陷在河滩淤泥中,公社领导叫来农机站的拖拉机把吉普车拖出烂泥坑,只好绕道公路到吊堡子,然后趟水过河。不能下水的叫了农民背过河去,刘玉林也背一人过了河,大家步行约1里路到了白家东沟,在沟口不远处的沙砾层中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刘玉林找到了一枚三趾马牙,贾老认为地层比较古老,不是出石器的地层,刘玉林便带他们到东沟东岸的牛角沟出石器的灰绿黄色地层出露的地方。贾老仔细察看后,很肯定地说:“这里应该是出石器的地层,你今后要多关注这个地方,有可能发现更多的石器,还有发现人类化石的可能。”他还仔细察看了周围的地形地貌,脸上不时露出微笑,认为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将来一定会有重大发现。
自贾兰坡教授来过后,刘玉林时常到东沟去转悠,在发现了牛角沟出石器的地层,又先后发现了马、牛、鼢鼠、犀牛等动物化石和80多件石核、石片和石器。
1974年5月1日,全公社劳力集中在白家东沟植树造林,下午收工后,刘玉林沿着沟边走,想看看动过土的地方是否会有新的发现,结果在沟口一块新平整出台地上旁边的水平沟旁,发现了一片很薄的骨片。刘玉林起初以为是动物化石,但捡起来仔细一看,又好像是人的头骨碎片,他便在挖出的积土中翻来翻去寻找,终于找到了四五块骨片,经过拼对能拼接在一起,但离一个完整的头骨还差很多。刘玉林整整在那里折腾了一个多星期,共找到右额骨鳞部一小片、右顶骨的大部、较完整的右颞骨、枕骨的大部和左顶骨的一小部分,可拼接成一个不完整的人类头盖骨。
这是不是人类化石?刘玉林不敢肯定,以他的经验,凡动物化石都有很脆、易折不弯的特性,即没有柔韧性,又有很强的吸附性。试验的方法很简单,他把化石放在舌尖上,化石马上与舌尖粘住了。这件头骨破碎成多片,说明它是脆弱的,从表面看也与普通骨头有明显的区别,他认为是化石,但他说了有谁能相信呢?刘玉林先后找了县文化馆、地区博物馆和省博物馆的专家看过,没有一个人敢肯定它就是人类化石。刘玉林不甘心,一直没有舍得扔掉,这些化石整整跟了他10年。

(左起)李盛华、黄慰文、刘玉林、刘武、张怀群在牛角沟现场。

“泾川人”究竟是女性还是男性
1983年,任平凉地区博物馆文物保管员的刘玉林把自己捡到的石器和头骨化石带到北京去见贾兰坡教授,贾老仔细看了头骨标本后说:“就是它,就是人化石!”马上叫来工作人员把化石拿去重新粘结修复,又当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卫奇的面安排了研究事宜,石器和头盖骨化石即留在了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1984年,《甘肃泾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一文在《人类学学报》以刘玉林、黄慰文、林一璞联名发表。文章提出,甘肃泾川人类头盖骨代表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青年个体,它在人类进化系统上处于晚期智人的地位,它所显示的人种方面的特征与蒙古人种相符。该化石从此被考古界命名为“泾川人”,亦称“泾川少女”“平凉少女”“平凉人”。
这是陕西“蓝田人”“大荔人”发现之后,至1984年甘肃武山发现“武山人”化石之前,陕西以西广大地域间发现的首个人类头骨化石。
2006年5月10日,国际前史及原史科学协会常委兼执行委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教授,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刘武教授、硕士研究生李海军和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李盛华教授及省城记者与专家们冒雨赶赴泾川县,途经平凉市,找到已退休在家的原平凉市博物馆馆长刘玉林,于当日下午5时赶到泾川县。5月11日上午,刘玉林及县上有关人员将专家们带到了“泾川人”发现地牛角沟,实地考察化石出土地点的地层、地貌、地质结构,在刘玉林指认的发现原点采取地层土样,准备将其带回去进行年代测定。当天下午,在县文体局会议室举行了“泾川人”头骨化石迎回仪式。黄慰文教授代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将“泾川人”头骨化石交到发现者刘玉林手中后,刘玉林当即转赠给泾川县博物馆收藏,刘玉林也因此被泾川县人民政府授予“功侔泰斗”的匾牌和证书。
黄慰文教授对当时跟随采访的记者说:“世界上的古人类化石很稀有,我国的也屈指可数。而此前对‘泾川人’化石的研究也过于简单,该化石里面也许还有更多的信息没有被发现,如果停留于简单的研究,就亏待了‘泾川人’化石的价值。另一方面,一些外国专家认为,中国人的历史不超过几千年,没有史前历史,要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就必须找到有力的证据。因此,对‘泾川人’实际年代的重新鉴定和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国际意义”。刘武教授认为:“现在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是现代人从哪里来,目前国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来自非洲。因此,重新研究鉴定‘泾川人’化石的年代,对于现代中国人起源的科学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盛华教授说:“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释光实验室的仪器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最好的,如果对‘泾川人’发现地点采样准确,最后准确测定‘泾川人’所处环境、当时的年代,可以解决很多有争议的实际问题。”
专家们回京返港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对“泾川人”化石出土地点的地理、地质环境、实际年代及化石本身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重新研究和测定,提出了以下科学结论:
1.“泾川人”化石出土地点的准确年代,经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李盛华教授用光释光仪器对2006年5月在化石出土地点采取的土样进行测定,准确年代为1.5万年至4.8万年(2万至5万年)。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
2.“泾川人”化石的性别及年龄,经古人类研究所研究生李海军、中科院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对中外诸多化石人头骨对比鉴定,“泾川人”化石为一个年龄为20多岁的男性个体。
3.“泾川人”化石经李海军、吴秀杰、李盛华、黄慰文、刘武等专家对亚洲、欧洲及我国诸多化石人头骨的多项指标进行测量对比,“泾川人”头骨的大部分性状表现位于现代人变异范围内,体现出很现代的特点。也就是说“泾川人”化石属于更新世晚期的现代人。也有少数项目仍体现出其原始性。
4.中国晚期智人中都没有枕外隆凸,只有“泾川人”化石头骨有枕外隆凸,而在欧洲晚期智人有枕外隆凸,可能为泾川与欧洲基因交流的证据。

“泾川人”头骨化石发现原地。

“泾川人”是更新世晚期的现代人
关于“泾川人”化石出土地点的年代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与萨拉乌苏、峙峪遗址大体相当,而晚于更新世早期的丁村”(刘玉林、黄慰文、林一璞《甘肃泾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一种认为“泾川人”化石地层时代可能较萨拉乌苏遗址为晚,且化石发现地点距地表较浅,可能偏新”(谢骏义《甘肃武山发现的人类化石》《史前研究》1996第4期)。香港大学李盛华教授用光释光法解决了这一问题,测定结果为1.5至4.8万年(约2至5万年),为更新世晚期。甘肃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甘肃历史》中对“泾川人”化石年代的界定就是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修定的。
这为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模式”、为中国的现代人起源于中国本土提供了有力证据,对世界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科学家们提出“中国古人类的进化可以用‘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模式’作简约的概括,中国现代人的起源也不超出这样的轮廓,但未能赢得国外部分人类学家的赞同,原因之一是我国还未发现欧亚现代人起源的关键时期、即4至1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的属于现代人的头骨化石,而在近东却发现了许多”(吴新智《20世纪的中国人类古生物学研究与展望》《人类学学报》1998第3期)。而“泾川人”头骨化石正是处于4至10万年这一时段,属于更新世晚期2万至5万年的现代人(李海军、吴秀杰《甘肃泾川化石人类头骨性别鉴定》《人类学学报》2007年第26卷第2期)。
事实上,更新世晚期人类进化的程度是有差别的。
研究者还把“泾川人”与“武山人”化石头骨作了对比。在年代、性别、年龄上都很接近,有些数值相似,但更多性状体现差异较大,“武山头骨显示的性状为晚期智人,而泾川头骨的大部分性状表现位于现代人变异范围内,现出很现代的特点。武山所处地区,旧石器地点分布很少;而泾川位于陇东,旧石器地点分布很多。泾川是关中通往河套的中间地带,距陕西大荔、山西丁村、宁夏水洞沟等古文化遗址都不远。古文化极有可能通过这一区域向西向北交流。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更新世晚期渭水流域和黄土高原人类的群内差异很大,人类演化程度有很大区别,有些地区已经很现代了,而有些地区相对还保留较多原始特征”(李海军、吴秀杰《甘肃泾川化石人类头骨性别鉴定》)。即有些已经进化为现代人,有些还处于晚期智人阶段。“泾川人”头骨化石就是更新世晚期人类已经进化成现代人的证据。
考古研究人员发现,泾川头骨有枕外隆凸,欧洲晚期智人亦有枕外隆凸,可能为泾川与欧洲基因交流的证据。
研究证明,“亚洲与欧洲更新世晚期人类在测量性状上没有明显区别。而在中国晚期智人中只有泾川头骨有枕外隆凸,而在欧洲晚期智人中有枕外隆凸,可能为泾川与欧洲基因交流的证据。泾川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地理位置似乎完全可以能为基因交流提供可能”(李海军、吴秀杰《甘肃泾川化石人类头骨性别鉴定》《人类学学报》2007年第26卷第2期)。古人类学家经过对非洲、欧洲、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化石人类头骨研究,得出了人类进化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进化模式,泾川头骨“枕外隆凸”的存在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持。
“以往我们认为‘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同现代中国人并没有前后继承的关系。‘山顶洞人’的脑容量和骨骼特征跟今天的中国人没有太大差别,但无法连接我们与远古祖先之间的断层。那么连续进化理论就难于立足。2008年1月,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联合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遗址发现了距今8至10万年左右的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时代为晚更新世早期。‘许昌人’不仅可能是‘北京人’的后代,同时还应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许昌人’的发现为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提供了重要实证。”(路运洪《“许昌人”头盖骨:现代人类起源再诠释》)
刘玉林说,“‘许昌人’因此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名列榜首。由此,‘泾川人’化石地点也由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提升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在牛角沟‘泾川人’化石地点还发现了大角鹿角化石和几件石器,其中一件为半透明的肉红色石英岩打制而成,制作非常精美,工艺水平很高,这些材料为进一步研究‘泾川人’化石地点提供了新的资料。‘许昌人’的发现和‘泾川人’的再研究,为现代人类多地区起源和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提供了证据。证明现代中国人起源于中国本土,而不是来源于非洲,中国不但有7000年的华夏文明,而且有数十万年的史前历史。我们为生于这片土地而自豪,我们为长于这片土地而骄傲。”
如今,“泾川人”已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和《中国古人类化石》一书。限于篇幅,刘玉林发现的甘肃最早的人类遗址、60万年前的泾川“大岭上”及数百个考古成果难以悉述,但是,“泾川人”的亮点和新意是头骨有“枕外隆凸”,这应是人类互动的结果,互动应是人类的本来。而当代世人最钟情的是我从哪里来?总以为各地人的原籍脱不了本县市、本省区划。实际上,当洛阳铲遇上大数据,当人类化石相拥基因工程,以往的一切发现、结论与价值将不断被刷新或颠覆。在此启迪下重读古丝绸之路上全球的古人互动史卷,殆知泾川在内的古丝绸之路上数千年间来往的世界各国的人,或回到故乡,或随机就地定居,这应该是自然的。一是经商理财必须远离故乡,二是因战乱、“奴隶是商品”、杂户身份无人身自由而回不了故乡,从而定居世界各地。几万年前的亚洲“泾川人”与欧洲人尚且皆有“枕外隆凸”,或为泾川与欧洲基因交流的证据。以此眼光回眸“泾川人”“枕外隆凸”的亮点和生存时空、考古价值,我们会悟道:人类本来就是在互动中前进的,人类无限文明还待更智能地互动,地球村很小,大宇宙不远,“一带一路”必将引领人类以不可想象的可能方式互动、交流、共同进步,创造魔幻般的传奇。
(本版图片由“泾川人”头骨化石发现者刘玉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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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癯鹤
下面王显春先生的博文介绍的广西大石铲,样子像蝉?有无可能跟青蚨有关呢?

寻回遗失的神坛(十一)——桂南大石铲揭秘


桂南大石铲主要分布在广西南部,集中出现在左、右江至邕江形成的三角地带,广东南部、海南岛、越南北部也有出土,因此称桂南大石铲。桂南大石铲造型独特,内涵丰富,在中国新石器文化晚期独树一帜,其年代在距今4500年左右(参见蒋廷瑜:《桂南大石铲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大龙潭大石铲(广西博物馆藏) 大龙潭大石铲,1964年广西隆安大龙潭遗址出土,高66....



寻回遗失的神坛(十一)——桂南大石铲揭秘
桂南大石铲主要分布在广西南部,集中出现在左、右江至邕江形成的三角地带,广东南部、海南岛、越南北部也有出土,因此称桂南大石铲。桂南大石铲造型独特,内涵丰富,在中国新石器文化晚期独树一帜,其年代在距今4500年左右(参见蒋廷瑜:《桂南大石铲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


大龙潭大石铲(广西博物馆藏)
大龙潭大石铲,1964年广西隆安大龙潭遗址出土,高66.7厘米,宽44.8厘米,厚2.1厘米。这是目前所见石铲中最大的一件。大龙潭大石铲比良渚玉琮、薛家岗石刀尺寸都要大,是那个时代的礼器之王。石铲是农具,桂南大石铲是祈丰禳灾礼器,探讨其原始创意就从大石铲的独特造型开始。
1、大石铲的造型为古“丰”符号
石铲是农具,用大石铲祭祀是为了祈丰禳灾。在大汶口、良渚陶器、玉器上常见祈子祈丰的符号,大石铲的外形有大汶口、良渚祈子祈丰符号的影子,是个古“丰”符号。

陵阳河陶尊/尉迟寺陶尊图/甲骨文“丰”
陵阳河陶尊、尉迟寺陶尊图(M96)上有祭祀太阳神太昊、少昊祈丰祈子的符号,上○象征太阳神太昊,鸟形象征少昊,下为火,整个符号的意象是燃起篝火,把心愿送达天庭,祈求太阳神太昊、少昊保佑子孙兴旺,牛羊庄稼丰收。
甲骨文“丰”(三期 佚七八三)字,《甲骨文字典》解释为“玉,计玉之量词。”对《甲骨文字典》的解释不能用“是否”回答。在原始文化环境里,祭祀的目的就是祈丰禳灾,“三丰”一曰庄稼丰收,二曰牛羊丰收,三曰子女丰收,这或许是祭祀的全部意义。“玉”是祭祀的礼器之一,“丰”是祭祀的目的,读“玉”读“丰”都能解释通,笔者倾向“三丰”的解释,倾向“天地人和谐发展”的解释。
在祭祀文化氛围内,隆安大石铲身上有大汶口陶尊、良渚玉器符号的影子,甲骨文“丰”也有隆安大石铲的影子,因此,大石铲的造型是古“丰”符号。
2、桂南大石铲造型为蝉形
古人推崇蝉的入土(死后)复生、脱胎换骨以求轮回的特性,良渚文化中期就有了蝉形玉琀,如福泉山M145:17。福泉山另有两件球形玉琀,为轮回的寓意。福泉山在长江南岸,其蝉依然属于北方的蝉。桂南大石铲为蝉形,为水稻小绿叶蝉形,水稻小绿叶蝉与北方的蝉特性大相径庭,北方的蝉卵入土,水稻小绿叶蝉成虫在枯叶里越冬,北方的蝉多数危害树木,水稻小绿叶蝉危害的是水稻,等等。
桂南先民传承了大汶口祈子祈丰生死轮回的理念和祭祀标识,因此,把桂南大石铲创意为蝉形和古“丰”符号。由于地域差别,桂南以种植水稻为生,水稻小绿叶蝉的危害已经严重影响到先民的生存,蝉口夺食已经上升到祈求神灵保佑的高度。先民治理蝉害也是双管齐下,有礼又有兵:“礼”是把大石铲制作成蝉形当成祖先一样祭祀礼拜,祈求蝉不要危害庄稼,赐给一个丰收年。如果“礼”无效,蝉害蔓延,先民就制作千百柄蝉形石铲,将其打破后再火烧,以求治理蝉害。“隆安县乔建镇麻风坡遗址有一处长方形坑,坑壁贴着许多石铲,底层也摆着许多石铲;古潭乡内军坡遗址,有一处底径达8米的馒头状石铲堆积,堆放残碎石铲约4立方米。(14)据发掘者彭书琳在考古工地统计,能分辨出柄、肩、腰、刃部位的有3438片,不辨其形的碎片6000多片。”(同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先民治理蝉害的最初创意,虽然不够科学,但已经有了思想和行动。今天,治理蝉害已经在使用叶蝉散了。从蝉形大石铲到叶蝉散是一条漫长的农业科技进步之路。铲、蝉谐音,这或许就是桂南大石铲为什么创意为蝉形的原因之一。
3、桂南石铲多数面朝东北
“石铲大多刃部朝上,柄部朝下,石铲多数面朝东北;一些体型较大的石铲则侧竖躺在泥里。”


大龙潭遗址——桂南天坛地坛(广西博物馆制作)
发掘现场就是当年的祭祀现场。该祭祀现场可分为三个圆坑和一处平地,三个圆坑里环坑埋有石铲,一处平地栽有石铲,共四个单元。圆坑象征太阳,象征太阳神太昊,四个单元象征四季,象征太阳历。其中,两个圆坑多数石铲柄朝上,一个圆坑和一处平地石铲刃朝上,石铲柄朝上寓意耕种,石铲刃朝上寓意生长和收获。
桂南石铲为什么多数面朝东北?我想桂南先民与东北方的先民有传承关系,证据有二,一是将军崖岩画与花山岩画有传承关系,二是桂南先民的太阳历与大汶口的太阳历有传承关系。先说将军崖岩画:将军崖岩画位于江苏连云港,主图是一丛含苞欲放的“人面菊花”,记述的是距今6500年前菊花转化为华夏的创世神话故事,花氏是从菊花里生出来的,既花生人。再说花山岩画: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主图创作于距今4200年前后,那时正是四季八节的太阳历变革为四季二十四节十二个月加闰月的阴阳历的年代。为了记住祖先的历史功绩,迁徙到左、右江流域的花氏后裔的一支创作了这幅流传千古的歌颂女娲伏羲的舞蹈史诗——太阳颂,歌颂伟大的先祖太阳神太昊,歌颂伟大的先妣大地之神娲皇,歌颂太阳历,歌颂先祖先妣的创业史。传说壮族始祖花婆就是从花朵里生出来的。从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到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从距今6500年到距今4200年,从花生人到花生人,记载的都是华夏祖先的创业史。将军崖岩画——花山岩画,东北——西南,从岩画到岩画,从东北到西南,传承的是历史文化。三说太阳历,大汶口、大墩子、凌家滩的太阳历族徽是四季八节图案,桂南先民传承了太阳历,其图案至今还保存在壮锦里。

大汶口四季八节太阳历族徽/壮锦太阳历图案
大汶口、大墩子、将军崖在桂南的东北方,桂南先民与大汶口、大墩子、将军崖先民有传承关系,桂南大石铲多数面朝东北有祭祖祈丰禳灾的寓意,大龙潭遗址是桂南先民祭祀太阳神太昊和大地之神娲皇的天坛地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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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下,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呵呵,别以为下跪是可耻的事情,可能还就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呢!外国鬼子还真羡慕不来!!!我们作为炎黄后裔,大部分都是那些曾经统御天下的王侯将相的子孙,宁没种乎?比如我们古代有再拜礼,那都得跪下去,英夷学会“goodbye”(股蹲拜,趷蹴拜,跪拜)、“byebye”(拜&拜,再拜么,么么哒),但只是口头而已,他们的腿不会打弯,不合五帝三王之礼教,故数千年沦为夷狄鬼子(幸亏鄙人现在为他们找到了神圣的东方祖源,他们的远古祖先的墓葬不也多蹲踞葬么!他们会感激我么?),若非信奉少昊白帝,时常去教堂屈膝下跪,鬼知道他们是不是比黑猩猩还不开化?!!!!! ...
癯鹤 发表于 2016-12-10 10:01
想了想,跪拜礼大概是出于崇敬谷神(谷神不死!谷神就是“god”,另外“谷”这个字也有“好的”的意思,这就是英语“good”的同源词——“穀與粟同義。引伸爲善也。釋詁、毛傳皆曰。穀、善也。”所以“good”就是“善哉”、“好的”的意思),远古有巨人族,而采摘的野生农作物低矮,弯腰俯身采集之虽可得“food”免饿肚子,但对抗重力势能时间久了腰肌受不了啊,可能主要就得趷蹴着摘(累了可以跪坐到已摘谷物秸秆上,为什么不准箕踞,一是怕双股打开可能会让秸秆划伤私处,二是箕踞伸腿会趟倒未采集的谷物),蹲踞这个动作汉语方言叫“谷囤、谷堆、个旧(彝语“谷作”)”跽坐风俗可能是出于崇敬股神(共工部落——兄弟会,互为手足股肱,共和平等,跽坐累了可以把脚跟垫着屁股,引申取义就是互相支持一起参股的意思),所以岛夷即使到了日本也还保留此风俗,不过到了热带可能猎头族多,这个姿势不利于防范猎首,另外长久以来热带并不需要种植谷物,所以出于明哲保身的需要,这个礼仪消失了。
今天看到则新闻,跟岛夷南传小米很有关系:
The ancient dispersal of millets in southern China: New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e ancient dispersal of millets in southern China: New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bstract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first direct evidence of millet cultivation in Neolithic southeast coastal China. Macroscopic plant remains and phytoliths, together with direct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 (AMS) radiocarbon dates on crops, have shown that both foxtail millet and broomcorn millet were cultivated with rice in the Huangguashan and Pingfengshan sites in Fujian province around 4000–3500 cal. BP. Ratios of different parts of crop remains revealed that crop processing activities such as dehusking and sieving were conducted within the site and thus demonstrated the local production of these crops. The new data,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foxtail millet and broomcorn millet, have greatly changed the current knowledge about the ancient distribution of millet in South China and have now identified southeast China among the potential source-region of Neolithic crops transported overseas to Taiwan and Island Southeast Asia. This study further draws a potential dispersal route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nd people from southern China through Taiwan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959683617714603

摘要里说,福建发现了四千到三千五百年前(夏和先商时期)的黍粟遗存,有种植和加工迹象!万里古德,谷得,善哉!联系腓尼基人环绕非洲的传说,很明显,岛夷,很可能是先商——越裳氏,从北方带着谷物泛海南下,因为历时久可能得在中转站种上一季,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收获了新谷物更好南下或北上返回中原。
看来穗城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可以从周朝更上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呜呜,现在大家都把它当传说,明明历史记载的确确的嘛)。岛夷在船上养鸡养羊群载谷物做食物,谷秸喂羊,谷粒加工成食物,到港口停泊,把羊儿赶下船去吃青草,羊儿撒欢把船上的储备粮衔下几棵,其乐融融嘛(也可能是岛夷取利市彩头,有意让羊儿銜谷下传——后世“采青”估计就是源于这个风俗:羊儿下船吃青草。吉祥如意也取意鸡和羊都平安,不患瘟疫。鸡生蛋,也是疍民这词的由来)!
善哉,善哉,察微鉴太古,明理乐知足!足不出户,知天下古今,乐乎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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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7-7-2 13:10 编辑

28# 癯鹤
泾川人——泾阳王,《柳毅传书》可能真是吸收了荆蛮-越人的古老民间传说,至于为啥除了越南,别的史书少见,大概时人误以为是秦人征南粤,传说乃乡愁,不值得记载吧;而不意在更远更古老的时候,炎帝系从西北东移(到太行山一带)、南下(到湖湘),并且有做泛海南下的越裳氏祖先(蚩尤部落风伯雨师、共工振滔洪水,他们都是炎帝系统,统领岛夷)。这段故事可能真是真实古史,现在只缺古DNA证据。
看看古人聚类图:

剪径者发表于 2017-7-2 12:48 | 只看该作者



就举出这篇论文中的例子,华南组(16)最接近的就是仰韶合并组(7)



就举出这篇论文中的例子,华南组(16)最接近的就是仰韶合并组(7)

截图.JPG (79.3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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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2 12:48




(自: 青铜和新石器时代“古中原类型“一致吗?吉大新论文,终于正视真实的数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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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裳氏沟通渤海与渤泥、拂涅与扶南、泰山与泰雅及泰国及达雅克、辽国与寮国、马谷山与湄公河及马六甲、大麓沽(“沽”与“good”有同源关系,购、买,商贾贸易东西之行为,古大陆泽乃九夷汇聚之地)与太鲁阁及泰卢固、满洲与满者伯夷、绵曼与缅莫、西拉木伦与首尔及锡兰等等史前全球化的一个小证据:
本帖最后由 远去的飘 于 2017-8-21 21:45 编辑

这是一位香港女士的23andme数据上传Dna.Land后的结果,从k36来看,她的印支成分不低,但Dna.Land确没有柬埔寨成分(如图,柬埔寨是属于印支范围内的),而另外一个统计贴里,部分华北,东北网友在Dna.Land里确有柬埔寨成分。求分析。……
远去的飘 发表于 2017-8-21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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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7-9-29 23:50 编辑

广西新发掘出古人类头颅化石了!合浦不愧是hopeful之地。

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考古发掘出16000多年前人类头骨化石


来源: 神秘的地球
  • 时间:2017年9月29日 12:43






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考古发掘出16000多年前人类头骨化石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广西电视台(新闻频道 锦丝):在国家文物局、广西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对隆安娅怀洞遗址进行了三年(2014-2017)的连续发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2015年6月,考古团队开始进行发掘工作,发掘工作分为四个区域,总揭露面积40多平方米,发掘深度近8米,文化堆积厚度约5米,时间跨度从四万多年到几千年,表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都有史前人类在这里活动。


此次发掘出土了一个年代距今16000多年前的完整人类头骨化石,发现了年代距今28000年前的疑似水稻植硅体,以及两处史前人类用火遗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制品,陶片、骨器等文化遗物。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螺壳、蚌壳、鱼骨,大小哺乳动物遗骸及植物等种类丰富的自然遗存。


据了解,洞穴遗址是考古发掘里面难度最大的,像娅怀洞这样具有丰富自然遗存的洞穴,发掘难度简直是难上加难。娅怀洞遗址发掘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它不仅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更新世晚期人类行为及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还填补了右江流域史前文化的缺环,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史前文化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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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人心,竟然测了基因,我就觉得那牙齿什么的保存那么完好,得有重大发现呀,期待早日见到结果!


广西出土距今16000年完整人类头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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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29日21:59 中国新闻网
广西出土距今16000年完整人类头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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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南宁9月29日电 (杨陈 陈秋霞)经过3年连续发掘,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29日披露,近日隆安娅怀洞遗址出土了一个年代距今16000多年的完整人类头骨化石,该化石是中国华南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具有确切地层层位和可靠测年的完整头骨化石,而且已成功提取出DNA。

资料图 化石

  隆安娅怀洞遗址位于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距离隆安县城13公里。2014年发现,总面积约100多平方米。
  据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娅怀洞遗址发掘领队谢光茂介绍,距今16000多年的完整人类头骨化石的出土,是华南乃至中国近年来的新发现,对于研究晚更新世早期现代人群的多样性、人群的迁徙与交流以及本土民族(壮族)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除完整人类头骨化石,此次发掘,还发现了距今28000年前的疑似水稻植硅体;两处史前人类用火遗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制品、陶片、骨器、蚌器等文化遗物,以及大量的螺壳、蚌壳、鱼骨、龟鳖甲、大小哺乳动物遗骸及植物等种类丰富的自然遗存。
  谢光茂表示,根据出土遗物的特征以及测年结果,遗址的年代大致距今44000-4000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高星表示,娅怀洞遗址是近年来发现和发掘的一处十分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遗址,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据高星介绍,该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及独特的文化面貌,对于研究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更新世晚期人类行为及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悉,目前世界上考古发现最早的稻类遗存为一万多年前,而娅怀洞遗址B区发现了二万多年前的疑似水稻植硅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上述考古成果将为探索古代人类对野生稻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重要信息,为寻找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水稻(野生稻)遗存带来希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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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7-11-26 18:58 编辑

上楼“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博浪”发音很接近“白狼、白兰、波兰、波罗、……”。“乔建”发音接近我考证过的“蟜极-盩厔-胶州-胶己-交趾-格鲁吉亚”等,这些很可能是同源词,本义是山弯水曲海湾,是人类落脚的风水宝地,引申出土地之义。
下面这青岛北阡遗址,似乎对于研究岛夷的历史意义重大!对于探索东亚沿海人群南北迁徙是非常重要的。

北阡贝丘遗址等出土大量海洋生物化石(图)

2016-07-19 06:37   来源: 青岛早报 手机看新闻 半岛网 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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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多年前,即墨北阡、胶州三里河和赵家庄的“青岛人”已开启海洋文化,印证着青岛海上丝绸之路起航年代;

  2000多年前,黄岛琅琊郡开始“上演”春秋和秦汉的繁华,琅琊台、古港遗址及众多历史遗存证明青岛是中国东方丝绸之路起航点之一;

  1600多年前,东晋高僧法显列国取经归来从崂山登陆,被称为“开创海上丝绸之路第一人”;

  1300多年前,隋唐时期在黄岛大珠山巨石上留下神秘“石屋子”,众多日本、朝鲜学子漂洋过海来中国大唐“留学”,遗存的佛像石窟以及日本名僧圆仁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往事。

  1000多年前,胶州板桥镇商埠繁华,设立北方唯一市舶司,大量板桥镇遗址考古出土文物证实,胶州湾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市场的一扇重要门户;

  700多年前,青岛内陆开凿的胶莱河等内陆运河成为元明时期货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内陆交流衔接的重要水上交通航道;

  600多年前,明代海禁政策使青岛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受到影响,灵山卫、雄崖所、古镇口等见证了那段历史;

  400多年前,即墨金口港周边悄然形成贸易“商圈”,金口古港为主的青岛四大口岸开放后,造就了富商李秉和、店集贸易中心、栲栳帮等盛世景象;

  ……

  自2013年,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命题提出以来,那条帆影幢幢、丝路驼铃声声的古丝绸之路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热点。青岛自古以来就和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联系,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尤其是在中国北部海域与国外的交流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青岛被赋予“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支点城市的“双重”战略地位。去年底,山东启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青岛领衔东营、日照等8市加入其中。青岛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 “一带一路”综合枢纽城市的战略构想,坐拥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经贸合作基础优势,青岛再一次迎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2016年4月,青岛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青岛市文物局和青岛早报联合启动“青岛海上丝绸之路考古行”活动,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专家组和青岛早报记者一起深入考古遗址现场探访,挖掘青岛古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丰富青岛“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内涵。活动历时两个月,一幕幕历史故事在记者面前重现,讲述着那些彪炳史册的往事。

  北阡,位于黄海之滨的即墨市金口镇,因为 “北阡遗址”的发掘,给这片土地增添了一些神秘。早在7000年前的远古时代,这里就居住着“青岛人”。随着环境变化,古人从这里迁移别处居住,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待解的历史谜团,随着考古人员对北阡的不断探源,层层神秘面纱慢慢揭开。牡蛎化石、小麦种子、铜鼎、陶鼎、陶罐、骨匕、玉块,周代贵族墓、二次合葬墓……这些出土器物和首次发现的墓葬,向人们讲述古“青岛人”开创海洋文明的历程。明年,即墨市新建博物馆将要完工,这些器物将首次集中亮相,向后人讲述7000年前那段关于青岛海洋的史前文化,也正是从那时起,青岛的先民就已经拉开了青岛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

  北阡“藏”着7000年海洋文明史

  88岁的房文家是即墨金口镇北阡村村民,从小靠海生活。4月8日,房文家像往常一样扛着锄头,来到北阡遗址旁的小菜园,打理各种蔬菜。“在这块地上耕种的时候,就能想起小时候的景儿,跟着父辈甚至爷爷辈的人,在这里种上庄稼等着收获,合适的季节下海抓鱼吃。”房文家说,这地儿面朝大海,三面环山,老一辈人说这就是风水宝地,一代代人在这里生活得非常安逸。房文家描述的这种生活场景,其实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只不过当时这里生活着的是我们称做的“原始人类”,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创造的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7000年前,就在这片土地的海岸线上,青岛的先民已经开启了海洋文明的密码。”曾多次参与北阡遗址考古发掘的青岛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人员郑禄红介绍说,根据考古印证,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开始,陆续生活在这片海陆区域的青岛先民,便在潮涨潮落时捕鱼拾贝;在林木葱翠的大珠山中聚群狩猎。先民们用自己聪明的大脑和勤劳粗糙的双手,创造出了这片古老海陆区域的辉煌史前文明,打开了青岛古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门。

  过去近10年时间里,山东大学和青岛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以及即墨市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曾对北阡遗址进行四次挖掘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和现场文化信息遗存,还原了数千年前的历史面貌。在数次考古发掘中,房文家经常跑到现场“看热闹”,有时还帮着考古人员清理土层。当看到一件件器物和墓葬出现,加上考古工作人员的讲述,他的脑海里,也经常会联想7000年前古人的生活场景,用他的话说,他和古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也同用海洋等各种资源。

  4000多件器物诉说文明史

  “四次发掘出土的几十万件贝类器物和数千件文物,还原了7000年前靠海生活的古青岛人的真实生活模样。”回忆起6年的发掘考古过程,即墨市博物馆馆长张文波介绍,从2007年到2013年,山东大学和青岛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以及即墨市博物馆,共同在即墨北阡古遗址进行了“探源青岛”考古工程。每次发掘,惊喜不断,许多新的发现刷新了青岛考古的历史。

  “出土的这些古人留下的东西,足以说明厚重的青岛海洋文明史。”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首任所长林玉海,是一名资深的考古研究员,在考古所成立10年中,他对青岛厚重的文化历史充满了众多期待。他说,北阡大汶口文化,是一处典型的贝丘文化遗址,经过早期发掘,已经出土了4000多件器物。7000年前古人类生活所用的骨针、骨匕、陶炊具和西周、春秋时期的铜器、陶簋、陶鼎、陶罐等器物,成了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和周代两个文化时期的缩影,完整还原了古人类生活的状态,这也是青岛考古历史的一次跨越,改写了青岛的历史。

  张文波介绍,在历次发掘中,还出土了大量石斧、石刀等石器,以及古人用来捕鱼的各种工具,如用石头打磨成的网坠、弹丸等,这些都是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缩影,同时伴随着十分精美的一些贝类制作的饰品的出土,证明远古时代的人类就很讲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些实物的出现,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先民捕鱼为生的生动画面,也为探寻青岛古老的海洋文明打开了一扇大门。

  陶鼎炊具再现古人生活

  回想起当年的考古发现,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还能清晰记得每一个细节。几年前的北阡古遗址的发掘中,大量珍贵的石器、陶器和饰品先后出土,这让考古人员十分惊讶。

  2009年6月,考古人员在北阡原始落部房子遗址发现了一只保存几近完好的三足陶鼎。专家确定,陶鼎是7000年前原始人类用来做饭的炊具,根据以前出土的陶鼎残片看,这件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文物。如今,这只陶鼎存放在即墨市博物馆的馆藏室里,记者注意到,陶鼎底部有三个小支架,外表呈灰色,而陶鼎内侧因为年代久远,色彩变得有些发红。

  张文波介绍,陶鼎炊具在当时是十分平常的生活用品,就像现代人用的蒸锅,古人在蒸煮食物时,将它放在配套的陶鬲 (古代汉族陶制炊器,其形状多为侈口、圆腹、三个袋状足,有的颈部有双耳,相当于现在的锅。)上,当木柴在盛水的陶鬲下燃烧时,热气从陶甑(古代蒸饭的一种瓦器,底部有许多透蒸气的孔格,置于鬲上蒸煮,如同现代的蒸锅。)底部的小孔进入陶甑便可以蒸熟食物。

  青岛海洋文明史推至4万年以上

  “其实,在青岛的大沽河流域,已经发现了一万年前人类的生活足迹。”林玉海介绍,3年前,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专业机构,开展青岛地区早期文化遗址的专项考古调查,探查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古代人类遗址的分布情况。

  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幼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副馆长沈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社江等国内外著名学者组成的专业考古团队,沿大沽河、小沽河、五沽河及潴河流域,考古调查了20多处疑似的旧石器时代地点,采集到几百件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疑似旧石器时代标本。后经专家鉴定,其中有100余件是旧石器时代人工打制的石器,都是距今一万年以前的东西。

  “作为探源青岛工程的重要部分, 2013年考古人员对大珠山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考古。”林玉海介绍,在大珠山遗址上,专家发现了象骨化石和各种石器,虽然只是小件,有的已经破坏严重,但经过进一步调查,专家从蛛丝马迹中有了惊人的发现,通过这些实物推断,青岛的历史或将推前到4万年以上。

  贝丘遗址印证海上丝路起源

  连续四次的北阡考古,和青岛的海洋文明紧密相连。考古专家在首次考古中,就已经发现了早在7000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人类生活的遗迹,但考古讲究证据链条,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才有了接下来的多次发掘。这不仅能弄清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还能从其自身文化因素、贝壳种类变化,了解到青岛沿海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从发掘的地层堆积(地层堆积,地质学专业术语,地层是地质历史上某一时代形成的成层的岩石和堆积物。)情况看,北阡遗址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和进入历史记载时期的西周、春秋阶段。

  林玉海介绍,贝丘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在数千年前,从事近海捕捞的先民,会收获大量的牡蛎、扇贝等海洋生物,用工具撬开贝壳取走其中的肉后,这些废弃的贝壳被遗弃在固定的地方。经过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贝丘这种独特的遗址。简单说,贝丘其实就是先民用来堆放贝壳垃圾的固定地点。根据出土的文物显示,也是考古的重要结论:青岛地区最早的渔业文化在距今7000年前的北阡。

  为了找到原始先民创造海洋文明的相关证据,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翻阅了大量的史料书籍。其中在春秋史书 《竹书纪年》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夏帝芒“东狩于海,获大鱼”。对史前文化有着丰富知识的林玉海根据这些史书记载推想,夏代人类的航海能力,已经可以到远离海岸的地方获得“大鱼”,青岛先民走出海岸线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另外,距离北阡遗址南侧约50公里的胶州三里河遗址,也曾发掘出土了大量贝类制品及深海鱼类的标本,这也成为青岛史前人类创造海洋文明的有力证据。

  7000年前古人用木筏航海

  除了贝丘一类的遗址,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大量粟类种植的痕迹,说明7000多年前的青岛沿海一线,有古人生活的聚落。他们也从事农业生产粮食,也从海洋中获取鱼类、贝类以代替对肉类蛋白质的需要。

  “当时人们应该是以粟类种植为主,同时有浅海捕捞,形成了发达的近海渔业文化。”林玉海说,在数千年前,先民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习惯于依靠获取居住地周边海洋资源作为食物生存。青岛沿海水质好,海洋生物十分丰富,为沿海而居的先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使当地的渔民不需要完全从事农业生产,所以许多海洋捕捞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

  “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古人,已经学会了制作独木舟和木筏为航海工具,沿着海岛岸线航行,从事近海的捕捞。”林玉海介绍说,青岛先前的古人,在岁月变迁中,获取食物的习惯开始从在陆地采集食物慢慢转向海洋,由植物变为贝类和鱼类。从出土的大量海洋生物种类和渔坠等实物可以看出,先民已经掌握了渔业生活习性,发展了捕捞技术。从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鱼类骨骼大小来看,早在数千年前,当时的捕捞量少,海洋中的鱼类能有充分生长时间,所以个体较大。

  水稻由青岛传入日本和朝鲜

  “黄岛和胶州的遗址发掘中,发现了4000多年前的大面积稻田和炭化稻米。”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玉海说,黄岛台头遗址和胶州赵家庄遗址考古发现的炭化稻米和稻田、蓄水坑以及纵横交错的水沟等稻田遗存,属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关于稻米传播的路线,有多个说法。多数史学家倾向于稻米是从中国传入日韩的说法。这无疑对青岛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提供了有力佐证。”林玉海介绍,在青岛早报与市文广新局及市文物局推出“青岛海上丝绸之路考古行”活动后,他翻阅了许多关于青岛海洋史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一个日本学者渡部忠世曾写过一本《稻米之路》引起了他的注意。书中说,丝绸之路是贵族的,稻米之路是大众的。这说明,稻米之路较丝绸之路对人类生存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林玉海据此推测,稻作农业从中国黄、渤平原传到胶东半岛,然后出胶州湾经海路向东传到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同样,在山东半岛莱州的考古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这表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史前时期已有雏形。

  众多历史密码等待破解

  从2007年开始,记者曾参与多次青岛史前文化遗址的采访工作,亲眼目睹了大量文物的呈现。青岛沿海的史前遗址,证明远古时代这里已经形成了海洋文明,为数千年后的海上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

  “除了远古时代的实物外,还有更多文化层出现,这再次印证了青岛海洋文明的起源。”林玉海告诉记者,原本胶东地区发掘的西周时期贵族墓葬考古资料不多,但2013年“探源青岛”工程中,北阡发掘出了西周墓葬,也是首次在青岛地区滨海发现西周贵族墓葬,它们是考察周代聚落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新证据。这对研究夷人文化与中原周文化的不断融合过程和西周时期齐、莱等方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和考古信息。


  青岛社科院历史研究学者马庚存教授说,目前,胶东半岛的贝丘文化遗址已经发现近百处,是国内发现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在一直延续的探源青岛工程中,更多、更早的历史真相也将会一一揭开神秘面纱。

  下篇预告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登上琅琊台,他这次出巡,其实只为等徐福的长生不老药,不料等来的却是两手空空。早已等得不耐烦的秦始皇站在琅琊台上大怒,责怪徐福办事不力。徐福辩解,他这些年几次出海确实找到了蓬莱仙岛,只要登上仙岛,长生不老药便唾手可得,但是,在这蓬莱仙岛前有只大鲛龙挡路,它身高百丈、体宽无比,寻常人根本无法将其射杀,只要再给机会出海,带上弓箭武士,就能把大蛟龙射杀。

  秦始皇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命徐福再次带数千名童男童女和百工五谷,由琅琊港扬帆出海求仙。但是,等啊等,徐福却从此不见踪影,秦始皇终于放弃等待回咸阳,没想到,回程路上他却暴病而死……请继续关注青岛市文广新局、青岛市文物局和青岛早报联合推出的“青岛海上丝绸之路考古行”第二篇“2000岁琅琊台讲述‘秦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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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想,跪拜礼大概是出于崇敬谷神(谷神不死!谷神就是“god”,另外“谷”这个字也有“好的”的意思,这就是英语“good”的同源词——“穀與粟同義。引伸爲善也。釋詁、毛傳皆曰。穀、善也。”所以“good”就是“ ...
……
福建发现了四千到三千五百年前(夏和先商时期)的黍粟遗存,有种植和加工迹象!万里古德,谷得,善哉!联系腓尼基人环绕非洲的传说,很明显,岛夷,很可能是先商——越裳氏,从北方带着谷物泛海南下,因为历时久可能得在中转站种上一季,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收获了新谷物更好南下或北上返回中原。
看来穗城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可以从周朝更上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呜呜,现在大家都把它当传说,明明历史记载的确确的嘛)。岛夷在船上养鸡养羊群载谷物做食物,谷秸喂羊,谷粒加工成食物,到港口停泊,把羊儿赶下船去吃青草,羊儿撒欢把船上的储备粮衔下几棵,其乐融融嘛(也可能是岛夷取利市彩头,有意让羊儿銜谷下传——后世“采青”估计就是源于这个风俗:羊儿下船吃青草。吉祥如意也取意鸡和羊都平安,不患瘟疫。鸡生蛋,也是疍民这词的由来)!
善哉,善哉,察微鉴太古,明理乐知足!足不出户,知天下古今,乐乎如在!
癯鹤 发表于 2017-7-2 09:00
五羊城、穗城的传说的确是证明岛夷南北航行东西贸易的一个文化记号。广州一带可以做做动物考古方面的基因探源,考证牛羊猪犬鸡等家畜的驯化史和传播史;如果还有土著品种(不混血的可能是很小的,古老品种也可能混了后期外来基因), 可以做做基因分析,看看跟哪里种群接近,或许可以划出一条岛夷远航贸易路线。下面这则新闻虽然研究的是中古历史的沉船,其实推究上古乃至太古也无不可,其理一也!这就是《吕氏春秋·察今》所说:“故察已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南海一号”动物考古讲述令人意外的故事
2017年12月08日07:42 新华网0微博微信QQ空间添加喜爱


  一艘巨大的古代货船不仅关乎一场财富的冒险,还是一扇今人管窥历史的“窗口”。2007年整体打捞出海的“南海一号”就是这样一艘船。
  过去三年,考古学家从它船体厚厚的沉积地层里,详细分析一切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痕迹,其中就包括动物的遗存。

  “南海一号”上清理出的部分动物骨骼遗存。 新华社发,社科院考古所供图
  去年冬天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带领的团队正在将这些破碎的动物遗存逐步“解码”。通过解码,骨头“讲”出了令人意外的精彩故事。
  结合文献记载,这艘距今800多年的货船满载宝物,目标远大。但命运弄人,它从中国东南沿海某个港口出发,不久即在广州阳江海域神秘地折戟沉沙。
  动物防疫的“范本”?
  宋代地理名著《岭外代答》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说的是,远航南海的木兰舟上,储备着可供数百人一年所需的粮食,人们还在船上养猪、酿酒。
  “南海一号”或许能够与之媲美。最新动物考古学研究表明:“南海一号”上携带着鸡、鹅、猪、牛、羊等家养动物,同时捕捞海洋生物,如螺、贝壳和鱼蟹,以扩充食物来源。
  吕鹏正在观察“南海一号”出土的羊骨标本。 新华社发,社科院考古所供图
  吕鹏说,“南海一号”上最多的是86件羊骨,分为绵羊和山羊;还有46件鸡骨、40件鹅骨、9件猪骨、1件牛骨,这些动物考古资料证实和补充了宋代文献的记载。
  在这些骨头中,一种理应常见却“缺席”的动物让吕鹏颇费思量——那就是老鼠。他想起了同为宋代沉船的福建泉州湾后渚沉船上,最多的动物遗存就是鼠骨。
  这种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沿着缆绳和舢板行动的啮齿动物在远洋航海中臭名昭著。在航海过程中,因老鼠引发的卫生与防疫问题不胜枚举。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14世纪中叶起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人们普遍相信,来自欧亚草原的老鼠乘船来到欧洲,制造了人类历史最为惨痛的流行病事件。

  一段有人工打磨痕迹的鱼脊椎骨。 新华社发,社科院考古所供图
  吕鹏认为,“南海一号”上缺少鼠骨有几种可能,“一是我们正在清理,还没最后确认有没有;二是老鼠骨骼较轻,可能随洋流飘走了”。
  “不管怎样,老鼠或者说动物防疫,肯定是当时船上的头等大事。”他说,否则远洋航行是不可持续的。
  全球化的“福船”?
  从动物考古的视角,“南海一号”同样隐藏着交流和贸易的线索。泉州湾后渚沉船上仅发现了猪、羊、狗这三种家养动物,为何“南海一号”会在动物种类和数量上有这么大的不同?
  “是因为港口不同、或者船员地域构成不同?还是另有原因?”吕鹏说,不管怎样,丰富的动物资源折射了港口的繁盛。
  众多考古和文献实证显示: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著名港口如广东徐闻、广西合浦港;到唐代逐渐兴盛;到宋元时期,指南针的发明、造船技术的发达使之达到一个高峰。

  一些骨头上可见屠宰的痕迹。 新华社发,社科院考古所供图
  这些家养动物的骨头大多来自年轻的个体。在远洋航行中,年轻个体的生命力比较强。吕鹏指出,这说明人们饲养和携带它们可能不只为了获得肉食,还要保证次级产品,如羊奶、羊毛、鸡蛋的供应。
  吕鹏指出,为保证动物资源在航海过程中的长期供应,船员们可能会从多种渠道及时补充,同时重视对次级产品的利用,“除了自己携带,沿途捕获、停靠岸补给也是可能的渠道”。
  吕鹏认为,当“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的宋船穿过南洋,驶向印度洋、到达波斯湾的过程中,可能发生“以物易物”,也很有可能跨洋传播家畜物种,这或许是人类全球化较早的图景之一。
  宋代船员怎么活?
  还保存着部分立体结构的“南海一号”是一条典型的“福船”:长宽比例较小、耐波性好、装货量大。吕鹏结合之前的经验,认为船上动物很可能被豢养在一个固定区域,“宋船都有着明确的舱室分区”。
  他介绍说,宋代远航船员较多,经常有百余人甚至上千人。他们分工明确,有船主、纲首、艄公、招头、作头、碇手、水手、火儿等。其中,船主地位最高,或兼纲首,如无船主在船,则纲首是一船之长;其后依次是艄公、碇手、水手等。

  一些骨头上可以看见烧烤的痕迹。 新华社发,社科院考古所供图
  吕鹏表示,在随船携带动物资源相当有限的前提下,对肉、蛋、奶的享用应该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这意味着,地位较低的船员们可能无缘享受到这些家养动物的好处。
  船上的“上层人士”日子则“滋润”得多。通过分析骨头上屠宰和火烧的痕迹,考古学家确信:在这艘13世纪早中期的远洋贸易船上,烧烤肉食所产生的、蒸腾的油脂香气曾长久萦绕在甲板上。
  在遗存里,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一些“玩具”,比如一段被人工打磨过的鱼脊椎等。
  “船员们会将一些动物残骨制成骨器,以打发闲暇时间。”吕鹏说,至于它们是来自思乡的游子,还是慈爱的父亲,“那就是考古之外最美好的想象了”。(屈婷 曹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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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癯鹤
28# 癯鹤
泾川人——泾阳王,《柳毅传书》可能真是吸收了荆蛮-越人的古老民间传说,至于为啥除了越南,别的史书少见,大概时人误以为是秦人征南粤,传说乃乡愁,不值得记载吧;而不意在更远更古老的时候,炎帝系从 ...
癯鹤 发表于 2017-7-2 13:00
塞人岛夷文化同源,西羌与杨越竟然颇多貌合神离得也应该不远,为神农氏炎帝部落开始东西贸易买卖东西提成收税(有装甲的庄家,坐庄收税,庄稼收获有谷籴,才能出粜,易购拿米——禾兑,抵换鹄的——goods)之证据,最近又有甘肃临潭县磨沟遗址人骨分析数据支持:
mtdna数据:Ancient DNA reveals genetic connections between early Di-Qiang and Han Chinese

分别采用几种主流分析方法进行亲缘关系比对:如图。之:
齐家磨沟组mtdna cluster.jpg (73.95 KB)

(自:http://www.ranhaer.org/viewthread.php?tid=37364&page=1#pid525673由 Yungsiyebu 于 2017-12-7 19:37 编辑

比江湖大的是河海(可能是“合罕”、“可汗”的词源,另“河汉”指银河),比河海大的是汪洋——江洋。不奇怪“江”发音通“姜”(羌)、而“洋”发音通“羊”,神农氏(萨尔贡就是继承神农氏名号的西夷)是最早管理塞人岛夷的。海神有禺京、禺强,“京强”组合起来应该是跟水神有关的一个很古老的词汇,神农氏时代是很多神名的起源(无怪乎民间传说和《封神演义》让神农氏后裔姜子牙安置封神榜,冥冥之中,这就是娲皇的旨意),苗族作为神农氏后裔,始祖叫“姜央”(Jangx Vangb——江汪。蛤?女娲-女娃-牛蛙),作为徙三危的三苗后裔的藏族也有“降央”这词(汉语“金刚”也是巧合发音接近?巧合乃必然,言与神同在也)。

考古学家呼吁:以“海洋”思维研究文化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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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07日19:35 中国新闻网
考古学家呼吁:以“海洋”思维研究文化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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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会议现场。 曾洁 摄
  中新网济南12月7日电 (曾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研究机构的30余位考古学家12月7日在济南召开的“一带一路”与山东研讨会上,呼吁中国考古学界加强水下考古,关注海洋文化研究,以“海洋”思维研究文化与文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主任赵志军认为,在以农耕经济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以往中国考古学界对海洋文化和海陆传播研究重视不够,未来应以“海洋”思维去研究文化与文物,“小麦如何传入中国”“南岛语族的起源究竟在哪里”等问题或有望找到新的答案。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考古学界应加强海洋文化研究,赵志军提出,目前海洋文化研究面临两方面难题,一是由于全新世的海平面上升导致缺乏沿海地区考古遗址相关资料,二是海洋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大多数是跨国度的,需要国际合作研究。
  “学问是时代的学问,应与当今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说,现在考古学界应用“一带一路”思维去回看过去已经发掘的考古成果,把原有资料和现有资料进行有效整合。
  白云翔认为,探源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需要水下考古,更应该“水陆并进”,因为“丝路”带来的跨地域交流所产生的大量文化最终在陆地沉淀。
  此间,多位专家还就山东与“一带一路”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辉说,从山东已发掘的历史遗存来看,古代齐国出土的绿松石桃型耳坠、金银器等文物,明显具有中亚、西亚风格,说明山东尤其是古代齐地已与波斯等丝路沿线国家产生文化贸易交流。
  中国海洋大学文化产业系讲师陈杰说,对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山东不是局外之地。从通道研究看,山东位于海、陆“丝路”的中点,连接洛阳、西安与登州等港口;从货源研究看,古代山东地区尤其是济水等交通干道沿线盛产丝绸,任城国(今济宁一带)、鲁梁(今山东、河南一带)等地均是红缇等优质丝绸的产地,部分有文献记载。他建议,山东对出土尚存的丝绸文物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以“丝绸”为切入点,追溯山东与“一带一路”的渊源。
  据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周晓波介绍,为增强水下和海洋考古力量,山东现已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开展了大运河济宁段、南阳湖湖中运道、威海湾近现代沉船、昌邑元代沉船遗址发掘等项目。山东还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在青岛投建国家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由青岛投资并负责建设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海基地。(完)




文章关键词:文物 考古学家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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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先商——越裳氏,从北方带着谷物
癯鹤 发表于 2017-7-2 09:00
“越裳”应该匹配“永珍”吧。 viang / vieng 是“域”之意。英语也有个wick。
本帖最后由 癯鹤 于 2017-12-9 17:15 编辑

没有少民语言翻译软件,且以为接近现代汉语,刚才查了下有发音的方言词典,感觉苗语“姜央”、藏语“降央”发音接近古汉语“姜戎”。或许真跟三苗有关,庙宇也应该跟神农氏有关(字面意义有神的农牧民呐,藏族至今很虔诚,不过苗族除了原始道教之外,因为萨满阶级被迁徙三危和以后被汉族打压,没形成强烈宗教崇拜)。降水、江水、姜水、浆水(邢台西边一个乡)、洋水、扬子江发音接近,禹出西羌,“阳城”、“羊城”发音也接近,“郾城”、“淹城”、“盐城(沿着东海海岸都是可以晒盐的地)”、“延州(秦直道经子午岭向北延伸)”、“燕州”、“雁城(衡阳)”、“雁门”、“厌次”、“兖州”、“崦嵫”、“云州”、“运城”、“郓城”、“扬州”这些名词也都和空间经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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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交通东西贸易,文物最后留痕迹。看到下面这则新闻,300年前(或更晚)塞尔科普人的墓里发现的铜指环,让我想到一则旧闻《广西上思巨棺发现疑似瑞士手表陪葬品(图)》,指环的历史很悠久不奇怪,奇怪的是上思那指环面上就是手表图案:

Stash of Sun King's valuables found close to Arctic in SiberiaBy Olga Gertcyk
17 November 2016
Over 300 years old, the 'jetons' - used in lieu of coins or for counting - were found along with artifacts hoarded by the Northern Selkups.

One theory as to how the 'coins' reached Russia is that the tsarist government bought metal from items no longer used in European countries. Picture: Natalia Ryabogina

The French find and other intriguing and varied items were made during a dig in Yamalo-Nenets autonomous region, close to the Taz River. Exactly how the 'jetons' which bear Louis XIV's image came to this remote part of Siberia is not known.
Anthropologist Olga Poshehonova said a Russian-German team found 'seven similar counting tokens that depict Louis XIV'. Other discoveries - some dating to the 12th century - were 'several iron knives with handles with enamel decorations produced by Russians' and an intriguing 'lion figurine' of uncertain origin.
The treasure trove included 'brass decorations also made by Russian masters'.





The French find and other intriguing and varied items were made during a dig in Yamalo-Nenets autonomous region, close to the Taz River. Picture: The Siberian Times, IPDN, Krasny Sever, Natalia Ryabogina

Among the finds were ancient jewellery made in Western Siberia and the Urals, namely 'earrings, noise-making pendants, and a remarkable sets of buttons manufactured between the 12th and 18th centuries'.
One theory as to how the 'coins' reached Russia is that the tsarist government bought metal from items no longer used in European countries. Possibly they were bartered by Russians to the Northern Selkups, who were hunters and fishermen, who also herded reindeer.
Louis XIV reigned France from 1643 to 1715.




Other discoveries - some dating to the 12th century - were 'several iron knives with handles with enamel decorations produced by Russians' and an intriguing 'lion figurine' of uncertain origin. Pictures: Natalia Ryabogina, Yamal-Region

The ancestry of the Selkup people dates to the Neolithic cultures of the 3rd Century BC. These societies were the origin of a wide range of tribes from the Eastern Ural region of Western Siberia.
Today it is estimated there are some 4,300 Selkups living in the watersheds of the Ob River and its tributaries, notably the Vasyugan in Tomsk region, the Pur and Taz in Yamalo-Nenets and the Turukhan in Krasnoyarsk region.
In all some 300 archeological finds were made at two sites. The items will be cleaned and studied during the winter, and will later go on display at Shemanovsky's Museum in Salekhard.
Archeological research will continue next year a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e of the problems of the Northern development, SB RAS and the German Archeological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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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上思巨棺发现疑似瑞士手表陪葬品(图)

http://news.QQ.com  2008年12月12日08:23   广西新闻网  梁富盈  我要评论(0)

这一出土物品有点像戒指,上面刻的好像又是手表指针。梁富盈摄



组图:广西出土明清巨棺 棺内积满不明液体
南国早报上思讯 在上思县前段时间出土的“三合土”巨棺的墓坑边,居然出现一只“手表”。12月11日,相关考古专家和中央电视台记者来到巨棺出土现场考察时,发现了这样令人惊讶的事情。

当天,中央电视台的两名记者和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广西文物专家组组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蒋廷瑜来到上思,对新近出土的两具石棺进行考察。中午11时许,考察报道组一行来到石棺出土现场,对现场和周边环境进行考察时,发现巨棺(较小那个)出土的墓坑边还有一块重5公斤左右的三合土(巨棺由三合土制成)。当有关人员挖出那块三合土碎片时,突然从三合土碎片底部掉下一个物品,碰到石头时还发出了金属撞击的声音。他们细心寻找,在掉落的地方发现了一枚“戒指”。
经辨认,这枚“戒指”是铜质,与普通戒指一样大小,“戒指”表面呈手表形状,时针和分针指向10时6分,边缘也有像手表发条一样的纽。专家用手将“戒指”的内部擦拭几下,发现刻有梅花状凹陷的花纹,里面清晰地刻有“瑞士”两个字,这显然是一个袖珍的“瑞士手表”。“手表”的表带很长,与普通的戒指环不一样。
专家认为,如果是用来陪葬的“手表”,可当地人没有把实物塑成“袖珍”金属制品的习俗。而且,世界上一块能戴在手腕上的手表诞生于1904年(另一种说法是1918年),只有100年左右的历史,瑞士手表传入中国也仅仅是几十年的事情,与石棺的年代相距甚远。如果不是陪葬品,它却被埋在石棺出土墓坑边的三合土中并被后人发现,也实在离奇。总之,这“手表”究竟是什么年代的物件,用来做什么,又怎么出现在墓坑边的泥土里,都是一个难解之谜。
目前,上思县文物保护人员决定,待国内专家前来上思打开巨棺时,请他们一起对“手表”进行鉴定,希望能解开这个谜团。(广西新闻网-南国早报 梁富盈)
http://blog.sina.com.cn/aganmu;安德(嗨,前一个无辜被封):
http://blog.sina.com.cn/kilarler
卧看考古新闻事,天人感应每如此。今年的考古发现,对于塞人岛夷理论很有增添论证的材料,希望大家抛弃地方主义,大中华本来就是四方文化的共融,很期待海南、福建、辽宁的人骨能检测基因,他们很可能解释岛夷在历史上对于谷物畜禽及文化传播的贡献:

【前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7年度田野考古汇报会(上)
【前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7年度田野考古汇报会(上)
2017年12月27日 17:05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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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5日上午,为期两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7年度田野考古汇报会在社科院考古所八楼报告厅如期举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考古处负责人张凌、王铮出席。考古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汉唐考古研究室、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33位学者对2017年度各自田野考古项目进行了汇报。本次汇报涉及的遗址覆盖面广、时代跨度大,同时包括两项国外发掘工作,田野考古成果丰硕。与会各位专家学者在聆听报告的同时,提出问题,相互探讨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报告会思想碰撞、精彩纷呈。河南考古
郑州地区旧石器晚期及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的调查
2016年考古队对郑州地区溱、洧河及下游双洎河流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取得了初步成果。为进一步加强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考古学研究,2017年对郑州西南丘陵地区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至今,已调查发现旧石器及化石地点16处,裴李岗文化遗址1处,其他先秦时期遗址20余处,流域内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旧石器时代遗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位于河湖相沉积中部,以梨园河西南、袁河西南、袁河西北等地点为代表,少见石片,多为化石沉积;第二种类型位于河湖相沉积边缘边滩,以李宅西南为代表,堆积中含大量螺壳、石片;第三种类型位于河湖相沉积顶部台地褐壤土层,基本是原生堆积,以梨园河西、西咀西北、袁河西为代表,其中袁河西地点以黑色燧石石片为主,见有刃部经二次加工痕迹的石片工具,其余遗址石片多为石英质料。本次调查全面弄清了该区域旧石器文化分布的三种类型,发现了几处旧石器晚期原生地点,对进一步开展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将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5号基址的考古发掘
为进一步摸清5号基址的布局、始建、变迁和废弃年代,2017年考古队继续对这一基址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5号基址的2号院,经发掘确认,2号院西侧仅有夯土基址,并无房间,东侧有2房间。5号基址范围内出土的灰坑,时代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均有分布,其中位于4进院东南的一处灰坑内出土了4块完整的卜骨。4进院内第2室南部的一处灰坑底部则出土了有基本完整的大型陶器。通过发掘表明,5号基址的夯土质量很好,发现了不少清晰的夯土层面和排列不规整的夯窝,与以往其他基址不同,可能不是集束棍夯打而成,5号基址的修建和使用年代均为二期,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早段时期彻底废弃。
河南安阳市大司空东地的考古发掘
2017年发掘集中在2个地点,一处为偏北的殷墟内村民安置区基建考古项目,另一处为偏南的大司空棚户区改造基建考古项目。殷墟内村民安置区工地发掘面积3300多平方米。出土了房址、灰坑、道路等重要遗迹。其中道路共有5条,均为东西向,路面宽度不一,路面发现有车辙,轨距约1.2米。房址3座,仅余基槽,单个房址的面积不大。其中F6的排水道底、侧板为砂岩砌筑,为以往未见。发现甲骨窖藏1座,编号为H279,口径1.8米,出土甲骨无字较多。并发现带一条墓道的大墓一座,靠近椁顶填土中出土一狗,东二层台上有一牛腿骨,北二层台一个殉人。南二层有1件石磬,还有鳄鱼皮、木质锡朽痕。附近还发现有2座车马坑。本年度发掘中发现的商代不同宽度道路和灰坑、水井、墓葬等众多遗迹现象,为进一步确定殷墟洹北地区商代道路和聚落结构提供了新材料。
河南安阳大司空东殷墟村庄安置区的考古发掘
2017年在这一区域共清理出四条带车辙的商代道路,分三层,上下叠压,走向均呈东南--西北向。在发掘区东部东西向道路的南北两侧,发现70余座商代夯土房基,单体面积均较小。多数房基被后期的灰坑等遗迹叠压打破,保存状况较差,大部分仅存基础部分。商代墓葬共清理200余座。绝大多数为长方形小型墓葬,以殷墟三、四期为主。葬具多有木棺,葬式流行单人仰身或俯身直肢葬,随葬器物种类较少,多为陶器,少数墓葬规模较大,其中M105中发现木椁,椁西侧则殉葬一人,出土了一套青铜礼器。最为重要的是在发掘区中东部,发现二十余座较为特殊的小型墓葬,这些墓葬均南北向,排列有序,大多用砖砌成棺状,多数有木棺,人骨保存较差,均仰身直肢。几乎每座墓都随葬有铜(铁)鍑、陶罐各 1 件,墓内除出土玛瑙串珠、金耳饰、青铜带具、短铁刀等具有明显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器物外,还出土博局纹铜镜和五铢钱等随葬品,可看出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迹象。初步判断,这些墓葬的时代为东汉晚期到魏晋时期,可能为定居在中原、汉化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家族墓。
河南豫北纱厂棚户区改造第二期的考古发掘
豫北纱厂棚户区改造基建发掘第二期共揭露面积3800平方米。出土遗迹主要有道路、房址、灰坑、水井和墓葬等。其中房址F7保存较好,规模较大。南北长31.5,东西宽约14.3米。房址面发现有两列共37个南北向柱础,多数有础石。房址夯土中预埋3组排水管道,均西高东低,把水排向东侧道路边的路沟中。另外在道路东侧发现的F5、F10和F11,保存相对较好。其中,F5在南,F10居中,F11在北,三者恰成一组平面呈“凹”字形的建筑,缺口朝向西侧的道路。清理商代灰坑和窖穴230座,属于殷墟二至四期,其中以四期居多。包含物较为丰富,其中T1819H158,坑内底部有两个跪姿人架,旁边各放置一件陶鬲,人头上各扣一陶甑。这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在殷墟考古中首次发现,这是一种新的祭祀方式?还是商代的一种刑罚方式?另外还清理墓葬50座。包括49座商代墓葬,和1座隋代墓葬。商代墓葬以殷墟四期墓葬居多,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器物,如陶爵、陶簋、陶豆和铜镞等。
2017年度汉魏洛阳城宫城太极殿宫院的考古发掘与收获
2017年主要对太极殿宫院东北角院落、北侧廊庑建筑、西侧宫门遗址等进行了发掘;并对北周时期在太极殿宫院营建的夯土基址位置和范围进行了勘探确认。经过历年发掘,对太极殿宫院东北角院落的完整布局有了整体认识。院落为东西长方形,东西长96米,南北残长27米,两道南北廊庑将院落分成西、中和东院。院落的外围廊和隔廊均由夯土隔墙、墙心柱及檐柱搭建而成。院落的东围廊也是整个太极殿宫院的外围廊,墙东侧为太极殿宫院东墙。中间为宽4.7米的夹道。在太极殿北侧发现一组东西向廊庑建筑,规模建筑结构与太极东堂北侧大型院落的廊庑一样,廊庑设有三处门道。经发掘确认,太极殿宫院西侧有一座带双阙的大型宫门基址。这些发现确认了太极殿宫院的东界、北界以及东北角的位置和太极殿宫院北侧的廊道门址与太极殿宫院西侧的大型双阙宫门基址,为了解太极殿和整个宫城的形制布局和时代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南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掘
2017年的考古工作主要清理出了宋代城墙、唐代城墙和唐代水渠等遗迹。其中唐代水渠位于西隔城西墙与玄武城南墙相接处内侧,发掘区位于水渠由东向南的一个拐弯处。经清理发现渠内堆积较为复杂,曾有多次较大的淤积痕迹,水渠在不同时期深浅宽窄不同,这一拐角遗迹为九洲池水系的西侧引水渠,这一遗迹的清理丰富了九洲池水系网,为进一步完备引水系统、区域平面形制复原提供了新材料。唐代城墙南北向城墙即西隔城西墙北端与东西向玄武城南墙夯土相接。城墙夯土西侧与玄武城南墙夯土有打破关系,城墙夯土东侧与玄武城南墙夯土连为一体。玄武城南墙与南北向西隔城西墙南北向夯土垂直相接,东侧相接处的夯土与南北向城墙夯土为一体夯筑,西侧相椄处的城墙夯土与南北向城墙夯土不是一体夯筑。这一工作进一步推动了城址形制的复原和研究。
贵州考古
贵州牛坡洞遗址的考古发掘
自2012年10月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至今,牛坡洞遗址已经持续进行了五次发掘,为黔中地区建立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2017年在A洞内主要发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活动面。这些活动面主要是由大量小型的角砾铺成,中间夹杂有兽骨、石器等遗物。另发现有一座属于第二期的墓葬。B洞主要清理了洞口外左侧的墓葬区。目前发现至少5座墓葬,大部分墓葬情况比较特殊,骨架较乱,无固定的葬式和墓坑,非正常埋葬方式,尸骨上均压有巨石和大量碎石,推测可能属于灾难性现场。出土了大量石器,其中以各种类型的燧石、硅质灰岩等为主要原料的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骨器和陶器数量较少,骨器主要是骨锥和骨铲等。陶器破碎严重,器形不明,以夹砂灰陶为主。同时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经初步鉴定,包括中华田园螺、狗、熊、虎、亚洲象、猪、梅花鹿、水牛等。植物遗存主要有朴树籽、猕猴桃、葡萄等。这些资料对认识牛坡洞史前人类的生业方式、经济技术、环境构成和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考古
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调查、发掘与研究
2017年在海南三亚英墩遗址发现了一座墓葬,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墓主为男性,骨骼保存基本完好,这是目前所知海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墓葬。并发现了早于6000年的文化遗存,为遗址的早期,陶器以夹砂红褐或灰褐陶为主,陶胎较厚,器型均为典型的深腹钵形釜。经过历年发掘,可以确定英墩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堆积丰厚,遗物丰富,在整个华南地区都十分难得。后海遗址西北距英墩遗址约0.5公里,后海遗址发现的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根据地层堆积和器物特征,可将遗址暂分为三期,第一期的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陶器多为夹砂陶。第二期遗物均为陶器,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泥质陶可见到慢轮修整的痕迹。第三期遗物为陶器,多数夹细砂。遗址总体特征与英墩遗址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历年在海南东南沿海的发掘,逐步建立起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重要资料。

安徽考古
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
为配合国道206(蚌埠至淮南)拓宽改造工程,2017年2月至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对道路东侧24米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暂将遗址划分为北部(6区)、中部(5区)、南部(2区和3区)三个发掘区。以北部和南部的收获最为显著,北部发掘区(6区)发现了集中分布的双墩文化遗存,包括汉代墓葬30余座,窑址1座,龙山文化灰坑1个、灰沟1条。双墩文化灰坑70余座,大型墙基槽1处,活动面1处,红烧土坑近20个,柱洞170余处。其中大型建筑基槽和密集分布的柱洞的发现,为我们初步揭示了双墩文化时期居住址的面貌。南部2017年共发掘7600余平方米,以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包含台基2处,壕沟5条,墙基槽3条,柱洞16处,灶址1处,灰坑32处。另外散布有两汉至南朝墓葬22座,窑址8座。其中以2区和4区分别发现的两处大型台基最为重要,这些台基可能和以往发现的祭祀台基密切相关。
福建考古
福建明溪南山遗址及平潭岛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
根据历次发掘的地层堆积和出土文化遗物,可将南山遗址分为五期,年代为距今5800-3500年,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第一期至第三期文化仅分布于洞穴,第四期至第五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山顶发掘区。2017年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的遗物遗存,尤其是第三期发现了五座墓葬,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人骨遗存,是福建地区除昙石山遗址外最为重要的发现,为研究当时人类的体质特征等问题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另外,第二、三期文化层发现了大量植物遗存,经初步鉴定,以植物种子为主,分属于38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农作物以水稻和粟、黍为主。另外,还发现有梅子、柿子、猕猴桃、葡萄等鲜果类。其中发现的水稻遗存为目前武夷山东麓地区发现最早的水稻遗存,出土的属于第二期的粟和黍则是目前华南地区发现最早的小米遗存,为探讨华南沿海地区的稻作农业,特别是粟作农业的来源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除此之外,考古队还对平潭岛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中东花丘遗址发现的两座墓葬属夏商时期,随葬陶器极为丰富,填补了闽江下游该时期的考古学空白。
湖北考古
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的考古发掘
2017年对城河遗址中部台地和西北高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中部台地的南侧区域发现小型房屋、黄土台、黑灰土、瓮棺等遗存。黑灰土呈东-西向带状多层分布,位于黄土台外坡下端,且与黄土台的走向基本一致,并出土大量近乎完整的陶甑。大型建筑北侧区域存在密集的陶片堆积,可能与大型建筑的废弃有关。考古队还对王家坝地区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二层台的迹象和墓葬中存在瓮棺葬的现象,这些为研究当时的葬俗提供了重要资料。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推测王家坝地区可能为城河遗址的墓葬区,这为研究遗址的布局、功能分区、分析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新线索。
甘肃考古
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的考古发掘
2017年在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马家窑遗址南部巴马峪沟北侧的瓦家坪和巴郎坪两处台地上。瓦家坪清理出不同时期房址1处、灰坑23个、沟2条。巴郎坪目前已清理出房址3处、灰坑22个,两处发掘区出土了大量陶、石、骨等遗物。瓦家坪F1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发现了白灰地面、墙壁、灶、铺垫层等,初步推断为齐家文化时期的房址。2017年考古队继续对大灰沟G1进行了发掘,重点解决大灰沟局部具体形制和堆积过程的问题。西部位置拟通过此前两次解剖和钻探所获线索,重点解决灰沟向西延伸的走向、范围及其性质问题。通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可知大灰沟大致呈西北-东南向,底部较平,两侧较陡直,沟内堆满不同形状和性质的堆积,下部为马家窑文化的遗存,上部为齐家文化遗存。这条灰沟的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巴郎坪F4被多个灰坑打破,具体形制不甚清晰,可辨有灶、铺垫层,可能为马家窑文化偏早阶段的房址。灰坑多为袋状。此次发掘还出土了一件口部略残的彩陶器,颇为难得。
四川考古
四川成都青白江三星村遗址的考古发掘

为配合基建,考古队对三星村遗址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揭露30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批遗迹遗物。发现墓葬和灰坑等遗迹,许多特殊的灰坑及特殊埋藏现象,说明这一地区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质,初步判断可能是具有祭祀性的遗存,这一地区处于整个遗址的东南侧,地势较高,与遗址主体范围断续相连,这可能与当时的某种特定环境相关。在清理的宝墩文化墓葬中,出土有象牙制品和圆形玉器,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资料。最为重要的是出土遗物,尤其是陶片很清楚地显示出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的过渡性,是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接近三星堆文化前期的史前遗存,从陶器演变上把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关系表现得更清楚,衔接得更加紧密,为宝墩文化发展到三星堆文化的观点,提供了最新最直接的考古证据,这是本次考古发掘工作最大收获。
辽宁考古
辽宁大连鞍子山积石冢的考古发掘
2017年对积石冢的上部进行了试掘,发现了大量陶片和少量石器,说明山顶早期应存在积石冢。共清理墓室133座,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每个冢体早期墓室均建在山脊上,其他墓室建造偏晚,沿着早期墓室向西坡续建而成。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其中出土陶器中的磨光黑陶、蛋壳陶、单把杯等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出土的玉器中,以牙璧和方璧最具特点。经初步考察,这一积石冢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积石冢是沿着山脊从上到下、从早到晚的顺序排列的。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所有积石冢都分布在沿渤海方向,我们不禁推测,这是否与它的来源有关呢?是否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以及整个欧亚草原有关?这一积石冢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石墓文化的考古资料,为研究辽东半岛先秦时期积石冢墓葬形制和结构及探讨积石冢的源流问题提供了线索和资料。
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的考古收获
2017年的考古工作一方面对山城周围及其周围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另一方面对山城西墙南门即4号门址进行了发掘。调查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是方屯村寺庙遗址,这一遗址发现了辽金时期兽面纹瓦当及高句丽时期的斜方格纹板瓦残片等,因高句丽瓦在当时是一种身份和等级的象征,此处遗址值得重视。另外还发现了马连峪积石冢和城内1号门址内的大盖石墓。2017年4号门址共发掘了1000平方米,主要位于门道及其北侧区域。经发掘,在门道北侧发现类似于“墩台”的大型结构,宽约17~19米,长约35米。其西侧发现石筑城墙,高约2.2~2.9米,石墙底部上下两层墙体中间有向内收缩的现象,砌筑石墙的石料基本为本地出产的石英砂岩,个别为花岗岩石料,外侧砌石多为高句丽时期常见的楔形石。“墩台”内发现夯土城墙。解剖发掘可知,门道宽约3.2米。4号门址发现的高句丽时期瓦件,为考察这一门址的建筑结构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城内发现的疑似青铜时代的墓葬和遗物,为下一步的考古工作提供了资料。
山西考古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宫城门址的考古发掘
2017年的考古工作基本完整揭露了宫城东南拐角,是一处出入宫城的东南角门址,同时,最大规模的揭露了形制特殊的南东门址。宫城城墙东墙Q10与南墙Q16之间存在缺口,位于宫城东南角,缺口宽6.8米,应该是一处出入宫城的侧门,比较重要的是,缺口处靠Q10内侧为一夯土基址,这可能是该角门的内墩台。Q16在此拐角处继续向东延伸,整体呈“L”形。通过解剖发掘,可确认Q16和Q10均存在陶寺文化早期与晚期两期城墙基槽,而内墩台为陶寺文化晚期修建。宫城南东门位于宫城南墙Q16东段,仅余夯土基槽部分,平面近似“阙楼式”城门,其中西侧夯土基址保存基本完整,与宫城城墙Q16相接并连为一体。东侧基址被大南沟破坏较多。通过解剖发现,西侧夯土基址年代为陶寺文化晚期,因此推测陶寺文化早期时门址所在只有始建的宫城南墙,中期继续使用,晚期改建或重建并向外接出两侧夯土基址,形成类似“阙楼式”的门址。这一门址具有较强的防御性。
原标题:手铲释天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7年度田野考古汇报会(上)
来源:中国考古网
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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