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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轶皓 | 萨迪诗歌中的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的宿卫(出自大英图书馆藏《史集》抄本)





萨迪陵园





窝阔台合罕(出自《史集》抄本)





航海场景(出自《史集·世界史》的“诺亚方舟”章,绘制于伊利汗时期的大不里士,Khalili Collection,MSS.727)



法儿思发行的带“宝”字的银质第纳尔



邱轶皓


作为成长于蒙古征服之前的时代、并接受过传统波斯文学浸润的诗人,萨迪宁愿独处于奢靡壮丽却又波澜诡谲的蒙古宫廷外与之周旋,也不愿意向其保护人志费尼所庇护的另一些诗人札加吉那样跻身其中。当然,在这个“学会蒙古语,即可称博学之士”的时代,诗人想必也会对波斯文化的衰微感到哀伤。


萨迪(生于1210年,卒于1291或1292年)是波斯文学中与哈菲兹齐名的巨匠。他的代表作《果园》和《花园》(一译作《蔷薇园》《真境花园》)是研习波斯文学的必读作品。至今,伊朗人在日常的交谈中仍经常引用萨迪作品中的名句,以显示说话者言辞的优雅。而在中国的穆斯林群体中,《花园》 一书曾长期被用作穆斯林经堂教育的课本。


和哈菲兹诗以抒情诗为主,注重词藻艳丽、修辞精巧不同,萨迪的诗歌多寓哲理于抒情,广泛地表现了13世纪中波斯各地、各阶层生活与精神面貌。方之汉诗,两者的区别大抵可类比李白、杜甫。萨迪一生游历亚、非各地,西至埃及,最东据传曾达喀什噶尔,也和老杜平生“支离东北、漂泊西南”略有近似。萨迪后半生基本上都是在蒙古统治下度过的,但和当时大批前往伊利汗大帐所在的大不里士朝觐、献诗以求荣宠的波斯诗人不同,他始终寓居于伊朗西南部名城设拉子 (Shiraz),和蒙古统治者保持着距离。作为一位穆斯林以及波斯文化的继承者,他的作品也常常透露出对昔日荣光湮灭的惋叹,以及对蒙古暴政的无可奈何。这体现在他哀叹阿拔思王朝覆亡的两篇 《颂诗》 (qas ida)中,也表现在他诗中对“鞑靼、突厥人”恶习的讽刺。


不过诗人的盛名使之无法独善其身于时代之外。从13世纪60年代后期起,随着社会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以及蒙古统治向伊朗西南地区的深入,萨迪也和形形色色被派往当地的蒙古将领和波斯文官多有文辞往还。而诗人敏锐的观察力,则使其有能力为蒙古帝国各个侧面留下独特的剪影。


萨迪笔下作为整体的“鞑靼人”和他不得不为之效忠并获取恩惠的个别蒙古汗王、官僚是截然两分的。对于前者他无法抑止自己的厌恶之情,却往往是通过反话表达出来的。例如他写道,“阿拉伯人啊! 天房的大殿你进不去,你的道路只通向鞑靼人的土地 (《果园》2:6)”;“修士若能品德高尚,纵戴上鞑靼人的高帽又何妨?”(《果园》2:16)。或者对献身抵抗的勇士寄予同情 (见“有一位勇士和鞑靼人作者,身负重伤”诗,《花园》3:9)。即便是在个别诗歌中,他用外来统治者反衬本地统治者的扰民:


无人像我一样,受困于设拉子的突厥人,他们犹甚于契丹突厥人的暴虐。(ghazl:278)


但读者分明可以看出,萨迪在这里说的是反话。就这一点而言,萨迪和他的同时代人,《世界征服者史》 的作者志费尼可谓异曲同工。波义勒在志费尼书的译者序中指出,尽管作为伊利汗的官员,志费尼从未公开地在作品中攻击过自己的主人,却不妨碍他将同情心给予蒙古人的敌人,同时又在字句间对蒙古人的恶习加以讥刺。这可以看作是当日波斯知识阶层对蒙古人的普遍态度。


但萨迪的诗歌同时也显示出对蒙古制度的熟稔,《果园》有一联:


谁若是心肠冷酷彻夜不眠,


那与鞑靼值夜宿卫有何差别?


(“值夜宿卫”原文为pāsbān,意为“警卫、巡夜人”)


通行的译本中,有将此句译作“鞑靼更夫”的 (水建馥译本),但如果熟悉蒙古历史,一眼就能看出这里指的是成吉思汗所设立的怯薛制度。《元朝秘史》 第191节中记载道,1204年成吉思汗在建立了千、百户制的同时,又任命了八十名夜班宿卫 (蒙古语名:“客卜帖兀勒”) 和七十名日班侍卫 (蒙古语名:“土儿合兀惕”),这是蒙古帝国怯薛制度之始。成吉思汗责成其逮捕任何日落之后贸然穿越宫帐者,对试图夜间强行闯入者,宿卫可“击破其头,砍断其肩”(229节)。这套制度被后续的蒙古诸汗所全盘继承。而萨迪的诗歌不仅显示出他非常了解蒙古人的日、夜两班宿卫制度,同时也反映了蒙古宿卫士执法严酷在波斯人心中留下的深刻阴影。


在《四行诗》中,他吟咏道:


直到何时我才能不让你受到苛捐杂税的折磨,


因为这既不始于默罕默德的教义,也非大汗的札撒。(rubiyyat:116)


蒙古统治下赋税负担繁重,在东西方各种文献中都留下丰富的记载。据纳昔尔丁·图西 (NaSir al-D1n Tūs1) 的《论财政》 一文所载,当时伊利汗国通行的税种将近30种。而对于无法承担课税者,蒙古官吏通常的做法是,“把妇女的乳房和男人的脚吊起来”严加拷打。于是,“酷刑施及每个角落,每所房屋驻有一个外人,每户都有一个监护者,结果是令处处哀声,上达苍天(《世界征服者史》)”。萨迪以此入诗,也是对时代现状的白描。


而札撒,则是成吉思汗所创立又经历代蒙古君主增补的法令集。从蒙古帝国时期起就成为裁断与蒙古人相关事务的法理依据。伊利汗国末期编著的政府公文汇编中我们仍然能看到相关的条款,法令规定:“在诸札鲁忽赤 (法官) 监护下,对蒙古人的事务进行审核,同时不得丝毫有悖于公正的法则,并对诉讼双方依 《大札撒》 进行裁决。”而元人杨允孚的 《滦京杂咏》 (之四十三) 中也记载道,凡大汗、诸王“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称成吉思皇帝札撒,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札撒中所包含的维护蒙古统治以及准军事化的性格,无疑使之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成了蒙古人的施政严苛的象征。2010年左右,德黑兰还专门出版了一门研究蒙古时期波斯语文献中“札撒”一词的论著。根据作者的观点,在13到14世纪的波斯语中,“交与札撒处置”(ba-yāsārasān1dan) 基本上就是处以死刑的同义词 (相当于元代汉语中的:札撒者)。


但是和作为整体的蒙古人不同,对于具体的统治者、蒙古官僚,萨迪却也不吝赞美。因为他们不仅代表了最高权力,也是为诗人生活提供保障的赞助者。和志费尼一样,萨迪对蒙古大汗尤其是慷慨、仁慈著称的窝阔台寄托希望。在一首感谈爱情的抒情诗 (ghazl) 中,他感慨无法亲近自己眷恋的爱人的困苦时,说道:


为何萨迪又将再度背乡远行?


从突厥、契丹人手中将自己投往大汗法庭之前。


我不知道斯人可堪与我的颂歌相匹?


虽然世人徒知采撷花朵,我却意在为苑囿添芳。(ghazl:392)


“法庭”(yarghū) 则是一个地道的突厥蒙古语词汇,元代人汉文文献一般译作“断事官”。《秘史》 中,成吉思汗任命其弟失吉忽秃忽为全国最高断事官 (《秘史》:203)。“断事官”有时需要当着大汗的面审判案件,而在这个场合通常会要求各类蒙古高官,皇室宿卫共同参与裁决。如蒙哥汗处置谋叛的贵由后人及一众涉案官员时,就是在由大断事官忙哥撒儿主持的法庭中进行。在波斯语文献中,卷入与蒙古人有关的诉讼意味着不得不忍受他们无止尽的勒索和酷刑威胁,甚至会断送性命。


不过,无论是波斯语、叙利亚语、亚美尼亚语还是汉语文献都承认,大汗窝阔台本人倒是以仁爱和大度的品格著称的。正如志费尼所说:“对那些来自遥远的和叛乱的国土者,他赐给的财物与赏赐来自附近和臣服国土的人无异。没有人失望或受挫地离开他的御前。”《世界征服者史》 和 《史集》 连篇累牍地记载下他广施财的事迹,而这一切萨迪也必有所耳闻。和同时代的作者一样,不加限定的大汗 (Qā’ān) 一词是窝阔台的专称。而历经长途前往窝阔台宫廷的外国人通常能够得到比在蒙古地方官员那里更好的对待。萨迪把爱人的漠视比作落入突厥、契丹人之手,而把远涉大汗宫廷献诗以谋求福利当成了唯一的解脱之道。


萨迪一共在三首颂诗中提到过伊利汗,所指的应该都是第二任伊利汗阿八哈。而在伊朗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萨迪全集抄本中,甚至还保留有萨迪致伊利汗的书简,不过目前出版的 《萨迪全集》 基本上专录诗歌未能将其收入。萨迪对伊利汗心态是矛盾的,他既感慨于伊朗地方的大小诸侯甘于忍受伊利汗的统治,却仍不得不接受现实:


世间的名人啊,很快就要变得沮丧,


他们将向伊利汗的令旨俯首称臣。


不过蒙古人对伊朗西南地区实行的是间接统治,相比起来侵扰程度较小。而伊利汗所鼓励的从波斯湾到中国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又使设拉子经济、文化繁荣。《世界征服者史》 作者的兄长赡思丁·志费尼是主管设拉子城所在的法儿思省的财政长官。他本人不仅负责管理伊利汗在伊朗南方的田产,也是海上贸易的组织者,可谓权倾一时。萨迪献诗给他称:


真主将东方和西方交予伊利汗,


而您 (指志费尼) 则是世界宝库的守卫。


从最初的抗拒,到把蒙古人统治看作是神的意旨,反映了整整一代波斯文人心态观念的转变。不只是萨迪,与其同时代的文人大都经历过这一思想上的妥协,并且还将继续在公开的作品和私人的笔谈中为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感情所夹击,对蒙古人统治的认同感,属于他们之后的那一代波斯人。志费尼在私人 《信简》 (‘Inshā)中表露出来失望和牢骚,绝不见于他题献给统治者的史书( Jügen Paul,“Some Mongol‘Inshā Collections:the Juvayni Letters”)。不同的是,作为诗人,萨迪只需直抒自己的感受,而作为历史编纂者则还需要煞费苦心地从故国文献中爬梳出种种线索充当论据。关于后者,熟悉 《世界征服者史》的读者自然能从字里行间体察到作者的困苦。


但历史并非只有单一的面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因为文化修养相近也能够结成友谊。《萨迪全集》 有三首《颂诗》特别引人注目,诗歌题赠的对象是伊利汗阿八哈派往法儿思地区全权长官。萨迪把他的名字拼作ANKIANU,因为波斯语中的alef不标出读音,所以这个名字如何拼读引起了不少伊朗学家的讨论。但对蒙元时期畏兀儿人的宗教文化稍有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名字后面的部分是汉语“家、奴”二字的音写。而用“某某家奴”为名在蒙元时期,广泛流行于畏兀儿人和信仰回鹘佛教的游牧部族中间。所以他的名 字或可释作:汪家奴( Ungyānū)或燕家奴(Ingyānū),只是我们尚无法在汉语文献中找到他或他的家族的相关信息。


据《瓦萨甫史》 《泄剌失志》 等史书介绍,“汪家奴”,这个“威严而公正的突厥人”有着较高的汉语文化修养和管理才能。他在法儿思时主持打造了带有“汉字”(khatt-i Khitā)的银币 (VaSSāf,193-194)。而近年来钱币学研究者果然在伊朗找到了这批银币的样本。该银币形制为传统的银质第纳尔,但正中却铸有楷书的汉字“宝”字。可想见“汪家奴”虽然是畏兀儿人,却已完全是汉文化的传习者。他主政期间严格限制蒙古军官对地方上的侵扰,遂遭到后者忌恨。他们向阿八哈告发了“汪家奴”。作为惩处,他被当作使者遣往忽必烈的宫廷。瓦萨甫说这在当时是一个惯例:因为道路艰险,故伊利汗将犯罪的官员派往元朝以示惩罚,要不就打发他们去地方上平叛(VaSSāf,165)。“汪家奴”与不少本地的波斯诗人保持联系。一次他要求诗人马吉的·罕贾儿 (Majd Hamgar) 为其赋诗。但后者推荐了萨迪,认为萨迪的诗艺高于自己。于是就留下这三首颂诗。


迟暮老者岂解甘辞,


可入尊贵官人的清听?


公正的王子汪家奴,


低廉、突厥、伊剌克军队的统帅。


……


饮宴之日高踞王座如法里东,


战斗之时迅猛如鲁斯坦。


均极尽赞美之词。这也是姓名见诸萨迪诗集中的唯一一位蒙古官员,除去此类诗歌体裁所具的客套、奉承的因素,仍可看出两者之间交情非比寻常。顺便可以提一下,中国和伊朗交往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多集中于物质文明上。而两国文人之间的交流留下的资料却不多,萨迪与汪家奴之间的诗歌酬答可以算是最早的个案了罢。


作为联结伊朗内陆与波斯湾海上贸易路线的重镇,设拉子的商业自古发达。诗人生活其间自然对此熟稔于心。他写道:


将锦袍贩往君士坦丁;


或把小玩意儿卖到伊拉克;就好比在起儿漫兜售莳萝籽或者向中国人推销磁碗。


———这是多么冒失的举动呵!


他的观察是准确的。随着取道波斯湾、印度半岛南部经马六甲抵达中国南方的海上航线的发达,瓷器等体积大、分量重且附加值并不算高的日用商品也被广泛地销往波斯、也门等地。这些瓷器多数为经泉州港 (阿语-波斯语作:刺桐,Zaytūn1)出口的景德镇瓷器。和萨迪同时代的也门剌士黎 (Rasulid)王朝的亚丁港 (Adan) 海关账务手册 《壮丽的穆匝法儿时代的也门统治下的法律与习惯的知识之光》一书也证实了这一点。此书列举许多不同品类的“泉州”瓷,如四脚茶碗、鼎形茶碗等,各自依据其品类有着相当明细的定价标准。


而萨迪《花园》里的另一首诗,则更直观而准确地概括出13至14世界世界贸易的网络:


我认识一个商人,他有一百五十头骆驼,四十名奴仆和伙计。一天晚上,在怯失岛他把我请到自己的屋子里。整夜喋喋不休地闲聊着,说,“萨迪呵,我还有一次旅行在即,如果此次成行,则余生将终老户牖,不再远行。”


我问:“那是怎样一次旅行呢?”


他说:“我要把波斯的硫磺贩卖到中国,再从那儿把瓷器带到鲁木 (Rūm,指君士坦丁堡),把鲁木的锦缎卖到印度(Hind),再把印度钢运到阿勒颇 (Halab),把阿勒颇的玻璃卖到也门 (Yamān),把也门花布卖到法儿思 (Pārs)。此后我就放弃行商而坐守店铺。”


这里萨迪描绘了经由海路,将中国、印度、叙利亚和君士坦丁堡联结起来的商业网络,以及其中商品的流通方式。中国的瓷器,拜占庭帝国的织物和叙利亚的玻璃制品都是中古时期东西方远程贸易中的重要物品。除此之外,商人说要将印度出产的钢材销往叙利亚,无疑是为制造大马士革钢刀提供原料。但为何要把波斯的硫磺贩往中国呢? 最近日本学者山内晋次的新书 《日宋贸易与“硫磺之路”》(山川 出版社,2009) 为理解萨迪的诗句提供绝好的注脚。山内晋次认为,因为宋代以降随着火器在战争中被越来越广地使用,制造火药的原材料硫磺需求也就随之激增。到南宋时,中国境内出产的硫磺已经远远不敷生产所需,所以还需大量从国外进口。而蒙古时代的对外征服再度促进了火药类武器的发展,13世纪以后中国已成为欧亚世界的硫磺出口对象。境内火山资源丰富的日本是重要的硫磺进口国。但来自西亚、伊朗的商人同样也积极参与其中,因为伊利汗国境内的阿塞拜疆地区和马穆鲁克政权控制下的非洲东北部同样也盛产硫磺。因此他们从红海或波斯湾出发,将硫磺带到中国以换取中国的衣物、丝绸和瓷器。山内晋次将其称作连接亚洲海域世界的“硫磺之路”。而萨迪却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尚处在进行发展中的商业网络的变化趋势。


而萨迪特意点出进行此次对话地点是在波斯湾中的怯失岛(K1sh,今伊朗基什岛)。这是波斯湾海上贸易路线中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而在13世纪下半期起统治该岛的惕必 (al-T1b1)家族又是垄断波斯湾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商业势力。惕必家族第一代统治者札马鲁丁(Jamāl al-D1n)以珍珠商人起家,又是赡思丁·志费尼的密友。在志费尼的提携下,札马鲁丁远赴伊利汗的宫廷,用各色珠宝向蒙古后妃、贵族们行贿,最终如愿获得了“斡脱”(皇室商业代理人)的身份。凭借这个身份,他从波斯湾到中国海的贸易活动中大发其财,并曾数次到过中国。就其出身、经历而言,可以说是波斯的“马可波罗”。


札马鲁丁的事业因其子于1298年被合赞汗钦点出使元朝而登上顶点。这支出使船队中仅由皇室出资装备的“官本船”即达到23艘,超过马可波罗返程时的14艘将近一倍,可见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巧合的是,法合鲁丁之子和他陪同的蒙古使臣在南印度的马八儿(Ma’bar,南印度Madurai)遇见了从澉浦港出发的元朝商人杨枢,遂与其同返。法合鲁丁甚至抵达大都觐见了元成宗铁穆耳。在获赐敕书、牌符和一名“贵族女子”后,启程返航。这个传奇经历同时被为杨枢撰写墓志铭的黄溍和波斯历史学家瓦萨甫记录了下来,成了少数得与马可波罗一同留名历史的商人、旅行家。


萨迪对此类唯利是图的商人总是充满讥刺,他总结道:“对贪婪的眼睛而言,惟有墓石才能填满其欲壑。”不过作为志费尼的赞助对象,他应该相当了解札马鲁丁家族。甚至从萨迪诗歌所讽刺的对象中,也能看出札马鲁丁家族的蛛丝马迹。作为对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商人,札马鲁丁的祖上恰好是“售卖窄口磁碗”商人行会的首领。而札马鲁丁本人年轻时,也正巧充当过伊斯法罕市场的“值夜人”(VaSSāf,62)。这些或许能解释萨迪对他素无好感了。


作为成长于蒙古征服之前的时代、并接受过传统波斯文学浸润的诗人,萨迪宁愿独处于奢靡壮丽却又波澜诡谲的蒙古宫廷外与之周旋,也不愿意向其保护人志费尼所庇护的另一些诗人札加吉[Zajjāj1,写有长篇史诗 《显贵之歌》(Humāyūn-nāma)。始自默罕穆德创立伊斯兰教,终于旭烈兀征服巴格达。] 那样跻身其中。当然,在这个“学会蒙古语,即可称博学之士”(志费尼语)的时代,诗人想必也会对波斯文化的衰微感到哀伤。不过诗人的创作却把自己以另一种方式铭刻到这个时代中去,成为难以剥落的一部分。传统的波斯语史书中多插入大量诗歌、联句,以使文体增色,或委婉表达出作者不便明言的感情。而萨迪的诗作在其生前就已经被同时代人写入题献给蒙古君主的史书中了。1990年代在伊朗库姆(Qom)阿亚图拉·马拉什图书馆 (Ayatollah Mar‘ashiPublic Library)新发现的一部蒙古史手稿《蒙古纪事》(Akhbār-i Mughūlān,约写成于1284年左右)中,就已援引萨迪《果园》中的诗句称颂蒙哥汗的统治时期为:


在他[统治]的岁月里,实现了这样一种千载罕遇的公平和公正:


“狼和羊同饮一河之水。”


而在元朝,分批依据杭州、扬州的波斯穆斯林移民们将萨迪的诗歌题刻到墓碑上,以怀念故国的文学传统。在新出《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注译注》(中华书局,2015) 中不仅有摘自萨迪诗集的片段,甚至还有移民们模仿其风格的诗篇。而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抵达中国时,他惊异地发现宴请他的蒙古王子居然也欣赏并能够吟诵萨迪的诗歌。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http://www.whb.cn/xueren/48811.htm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宗镜录》
很可惜很多与蒙古史有关的波斯史料没人翻译,如贵显世系,瓦萨夫史,完者都史等
瓦萨夫史的作者本名Shihab al-din Abd Allah Sharaf Shirazi,伊尔汗国文人,1312年在拉施特推荐下,觐见伊尔汗完者都呈现其书并致颂辞,被赐号御前赞颂人(Wassaf al-Hazrat,瓦萨夫意为颂扬者),遂被称为瓦萨夫。不过该书翻译有点难度,因为作者受当时伊朗风气的影响,强调华丽文风,过于铺陈,因而冗句不少,不免废话连篇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宗镜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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