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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达不到1.8,该怎样一票否决?

本帖最后由 bbxudavid 于 2017-1-28 12:53 编辑

不生少生超生都不是按计划生育国策生育,生三胎因为没有响应提倡二胎还得被征收5-10倍收入的社会抚养费。可是更多人只生一胎,甚至干脆不生,这些少生者也没有按政策生育,也没有响应提倡二胎,那么生育率达不到1.8,该怎样一票否决?是不是真地一边要强制性交、强制受精,一边要节扎上环?
少生超生同样没有响应提倡,同样没有按政策生育,为什么只惩罚所谓的超生者?要知道在如此超低的生育率之下,零星的超生才能提高低迷的生育率,是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在日本、欧美、加拿大政府都是给补贴给奖励的。其实就是中国人绝种了,世界人口还是照样增长。
生育率达不到1.8,该怎样一票否决?
各地生育率都达不到1.8,可是老百姓还得养着一大帮计生集团,装模作样地考核生育率,吃吃喝喝还有礼金,计生利益集团怎舍得丢掉一票否决的权利呢?误国害民的计生利益集团和计生学者怎么舍得一票否决自己呢?他们掩耳盗铃般一边提倡一边惩罚,吞吃百姓到何时呢?
特朗普同时大幅削减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育儿成本纳入税收抵扣。育儿成本抵税计划意味着新的开支项;Moore称,这方面的成本一年大约200亿美元。“这不是大问题。”
  在企业方面,特朗普的税改计划将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15%,而目前的最高税率为35%。
  特朗普宣布对个人所得税的计划进行重大修改,最高税率定为33%。虽然这依然高于其最初提议的25%,但比起现在最高39.6%的税率仍有下调。其最初提议的三档税率(目前为7档)分别为10%、20%和25%,新的提议为12%、25%和33%,跟众议长(Paul Ryan)领导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在6月份的提议类似。特朗普还承诺,在税收计划上与瑞恩等人合作,但他补充说,“我们将制定我们自己的政策组合,在其他领域各有异议。”特朗普进一步称“对很多美国工人而言,他们的税率将是零。”
中华民族有一个梦想。
就是不再自我阉割,梦想还有机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的子女不再因为计划生育满世界流浪,希望下一代确实是花朵和希望,不是负担和替罪羊。
这个纯真梦想里没有杀胎吃胎,没有巧立名目的乱收费,没有死不悔改,有知错就改的伟大心胸。
有一个梦想,生命是极为尊贵的,不容践踏。
有一个梦想,当机立断,实事求是,捶胸痛悔过去的罪恶,不是总找借口延误杀胎乱收费。
有一个梦想,赵高阉党之流必被钉在历史警醒篇里,让后人知道靠权势嚣张,吞吃盘剥胎儿的人没有好下场。
有一个梦想,被灌迷魂汤的人民必将觉醒,杀胎罪行必将受审判,正义必将得胜。
有一个梦想,良法善治必定会兑现,谎言蒙骗必定会被揭穿,罪恶终将被制止!
有一个梦想,喝上干净水,呼吸上新鲜空气,污染不能怪罪上无辜的婴孩。
有一个梦想,胎儿也是生命比“鸡的屁”更重要。
有一个梦想,狠心戕害生命的屠夫终会被“一票否决”。
中华民族有一个梦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古人有话不可忘:“大树拔倒根出土,枝叶虽然暂不伤,树根已坏难久长。”殷商镜子并不远,应知夏桀啥下场。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古人有话不可忘:“大树拔倒根出土,枝叶虽然暂不伤,树根已坏难久长。”殷商镜子并不远,应知夏桀啥下场。
反对开放二胎,虽然我很反对剥夺人的生育权这件事  但是现在所谓的二胎政策 初衷不是为了民众本身,而是为了服务于权贵  他们的奴隶不够用了,他们的负担加大了,
李崴委员:应建立人口数据问责制
2017年03月06日 08:47 来源于 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张兰太)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一年,政策效果如何,各方众说纷纭,人口和生育问题自然也成了“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重要话题。引人关注的是,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李崴在本次两会上提的三份提案都和人口问题有关,他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建立人口数据问责制,修改现行《收养法》。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在李崴看来,人口的持续发展是社会的持续发展的前提。他指出,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目前更是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虽然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实施,但出生人数反弹有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出生人口仅有1800万左右,远低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水平,甚至大大低于5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且,随着堆积意愿的释放以及育龄高峰期女性在未来十年锐减40%,出生人口在2018年达到高峰之后,将开始急剧萎缩。而各种生育意愿调查更是证实,年轻一辈生育意愿极其低迷,愿意生育二孩者甚至不到一半。“这意味着,即使全面放开,生育率也将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这种人口不断衰微的趋势将严重威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相违背。”李崴说。

  为此,李崴建议:第一,十九大后全面放开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增设人口安全领导小组;第二,由国务院发文,全面清理各地和各部门与提升生育率方向背道而驰的各项规章制度,杜绝类似贵州镇雄设定结扎名额并强制结扎以及不少地方将入学、落户、就业与计划生育挂钩,甚至在积分落户系统把计划外生育等同于严重刑事犯罪等错误做法。第三,由教育部牵头,全面清理中小学教科书中片面宣扬人口是负担的计划生育宣传内容,如实描述我国面临的低生育现状及其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第四,免费义务教育向学前教育延伸3年,并由政府补贴建立更多面向1-3岁儿童的育儿中心,提供小学、幼儿园放学后托管服务,鼓励开办民营(家庭)托儿机构。第五,完善产假制度,妇女在生育前后可休140天全薪假;之后可休1-1.5年半薪假,由国家社会保险基金而非雇主支付;根据需要,还可以休1.5年无薪假,雇主必须保留产妇3年的职位;妇女产假计入工龄。第六,出台有关法律严禁中晚期堕胎。第七,考虑将法定女性结婚年龄提前到18岁,并出台法律规范代孕。

  这不是李崴第一次在提案中建议全面放开生育了。他曾在2016年全国“两会”提案中指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和日益加快的老龄化,最迟在2017年底就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建立人口数据问责制,科学预测监测人口变化

  李崴表示,一个国家的虚假的统计数据会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尤其是人口统计数据。“人口的预测更是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基本决策。”他分析指出,从1971到1979年,我国生育率从5.81直线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的2.75,但1980年《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我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之后,空前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得以实施。到1990年代中期,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但却未被采信。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2,但以漏报为由大幅调高后的1.8却成为决策依据,严重贻误了应对低生育率的决策近10年之久。我国人口预测长期高估。比如,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到2010年预测增量5400万人,比实际增量3340万人高出61.7%。卫计委曾预测,单独两孩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但实际却不到此1/3。《中国发展报告2011/20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曾预估全面放开二胎后,生育率可能超过4.4,意味每年将出生4000多万人,但目前来看,高峰年出生数据也不及其一半。

  李崴认为,虚假的统计和离谱的预测导致政策失误的危害甚至胜于贪腐。鉴于此,他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成立向高层负责的独立于统计和计划生育部门的调查小组,检讨有关人口统计和预测的重大失误,探究几乎所有的统计和预测都一再高估人口增长的原因,针对渎职、误导甚至造假行为追究责任。第二,建议确定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的权威性,禁止任何部门对其进行修改。第三,每年公布出生人口数据与抽样调查数据越来越严重的偏离给人口政策的决策基础造成重大风险,建议专题研讨。此外,建议规范教育、公安、卫生等各部门的人口数据格式,公布详细数据以及数据收集、处理方法,以便外界监督、核实。第四,成立独立的专门机构,整合和监测人口统计和预测,定期发布不同数据源的、在格式规范内的、可对比的数据报告。不同的学术单位和专业人士可向其递交在未来各不同时段的人口预测,该机构可就各方预测的准确性定期发布评估报告。第五,建议对《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实施效果设定明确的预警标识和问责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0月中央深改小组第28次会议指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根本出路在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要健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强化监督问责,依纪依法惩处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职权不受侵犯,确保各类重大统计数据造假案件得到及时有效查处,确保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而《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也提出,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加强人口中长期预测。健全人口动态监测和评估体系,科学监测和评估人口变动情况及趋势影响。

  全面修改《收养法》,放宽收养条件

  李崴认为,现行《收养法》与以严厉限制生育为特征的一胎化政策一脉相承,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他建议,全面修改《收养法》,放宽收养条件,创造更加友善的收养环境。其具体建议为:(一)删除《收养法》第三条“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二)放宽《收养法》第四条有关被收养人和第五条有关送养人的条件。(三)删除《收养法》第六条关于收养人必须无子女以及必须年满三十周岁的规定。(四)把第八条“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改为“收养人可按意愿收养多名子女”。(五)政府建立收养代养机构和制度,父母没有条件养育孩子的,政府机构可以也应该代养,等父母条件成熟后,父母可以领回政府代养的孩子。

  李崴指出,现行《收养法》对于收养子女有非常严苛的限制,使得正常的收养变得几乎不可能。其指导思想与其说是服务于收养人和被收养人,不如说是为了堵所谓计划生育的漏洞。我国在对本国收养人实行苛刻条件的同时,对外国收养人的条件却一度相对宽松,导致很多中国儿童尤其是女童被外国人收养,而某些福利院甚至以此牟利。

  李崴认为,生育限制政策压缩了普通家庭按意愿生育孩子的空间,而严苛的收养规定又大大窄化了正常收养的渠道。在我国面临严重低生育率危机的时刻,现行《收养法》对收养子女如此严厉的限制导致“收养难”以及弃婴和儿童拐卖现象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全面修改《收养法》刻不容缓。
人口政策转型 “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2017年03月01日 13:22 来源于 财新网

【财新网】(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我国自2016年元旦起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是人口政策的重要转折点。之前的人口规划只是给出人口总量不得逾越的控制目标,而2017年1月25日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则是确定人口总量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一变化说明了决策层已经摒弃人口越少越好的观点,改为注重人口的均衡发展,甚至担心未来人口的快速萎缩。

  这一理念的转变,反映了对人口趋势更为准确的把握和对人口与发展关系更为深入的认识。那么,未来的人口政策应该如何转型才能更加适应这种转变?最直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计划生育”这一词汇?

  第一种方案是保留“计划生育”一词,但将其广义解释为对生育水平的宏观控制,既包括降低生育率的限制生育,也包括提升生育率的鼓励生育。这符合《宪法》第25条的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新的人口规划似乎就是遵从这一思路,虽然侧重于鼓励生育,但依然还纳入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表述。这种方案短期似乎比较稳妥,但长期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更不应该成为被强制性计划消减的对象。计划生育本质上是延续计划经济的思路,试图用个别机构根据有限认知预先设定的目标来替代千千万万家庭根据随时变化的外在环境和自身意愿所做的真正体现集体智慧的自主决定。实现这一目标的强制性手段不仅违背了自然规律而造成社会损失,也违反道义原则导致个体伤害。当年生育限制的论证之粗糙,决策之草率,执行之严酷,以及延续之顽固都是匪夷所思的;而支持这一政策的各种理由,初看起来似有道理,深入分析没有一条站得住脚。

  目前来看,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未来人口的加速老化和急剧萎缩已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经济低迷、财政拮据、养老困难、家庭失独、性别失衡等经济社会问题长远来看会日趋严重,这会让计划生育一词变得比计划经济更为负面。不管如何被包装,计划生育如果不被摈弃,最终一定会成为越来越沉重的政治包袱。

  第二种方案是宣布停止计划生育,并在政治上与之切割,这样做可以争取长期主动,也有利于顺理成章地推出进一步大力鼓励生育的措施。实际上,营造友育环境,扶助养育家庭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做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不需要套上一件引起反向联想的外衣。而更有魄力和担当的做法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口形势判断失误、对人口与发展关系认识不足的产物。

  当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引起执政危机,反而赢得了民众的普遍肯定和广泛支持,为后来大刀阔斧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以严厉的生育限制为特征的计划生育,片面强调人是负担的一面,把中国最大的优势当成最大的劣势,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消减。这一政策对中国长远的负面影响是其他事件难以比拟的。

  但公平地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大都真诚地相信这一政策利国利民,能够成就一个富强的中国;而在体制内,政策执行更加严厉也让很多民众诚服。至于对人口问题判断失误在当年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思潮背景下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否定只会限定在因果判定和认识层面的拨乱反正。如实地还原计划生育的历史面目,只会强化决策层与时俱进、勇于担当的正面形象。

  当然,这里列出的是选择光谱上的两极,实际采用的方案也可以介于两者之间。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案,更为重要的是加快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机制的转型。

  目前我国拟定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的职责,名义上归属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的人口发展处,而人口政策的实施乃至法律法规的起草则归属于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由于行政级别过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人口发展处,无法在地位上与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相比,难以承担其被赋予的职责。

  另一方面,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由之前的卫生部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而成;其中的计划生育部门一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者。无论其思维惯性、利益导向,还是外部形象,都留下了限制生育的深刻烙印。该机构虽然也提供生殖健康服务,但留给公众心中的印象更多是生育审批、超生罚款等不愉快的经历,乃至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牵牛扒房、非法羁押等惨痛的回忆。由现存的计划生育部门来推行鼓励生育政策,自然会被这些历史包袱所拖累,最多只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人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基。应对空前的低生育率危机,需要财政、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统计等各个方面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努力。鉴于此,我们建议将人口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议题,并成立直接向最高领导人负责的协调机构,统筹相关部门和党务机构,规划和实施人口政策,并成立涵盖各方学者在内的常设性专家委员会,向该工作机构提供咨询和建议。该机构可以纳入目前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人口发展处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部分专业人士,但前提是这些人在专业判断上拥有良好的记录。

  此外,我们建议在协调机构下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检讨过去人口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失误,针对渎职和恶意误导的行为追究责任提出建议。更为紧要的是对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重大改组。为此,我们建议恢复卫生部,以涵盖其与医疗卫生相关的部门,包括妇幼健康服务等职能;将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职能划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撤销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将相关人员分流和转岗到老龄服务等新兴部门。

  低生育率危机是未来几十年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能否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最终逆转人口颓势,不止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兴衰,乃至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更直接影响我国的政局稳定和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如何实现人口政策的机制转型,包括如何定位计划生育政策,将是应对低生育率危机的关键一环。我们相信,这个时代在百年乃至千年以后的地位将取决于在这一问题上的抉择和作为。
本帖最后由 bbxudavid 于 2017-3-13 08:55 编辑

王培安提出要鼓励按政策生育,计划生育总是歪曲汉字,把鼓励变为强制。是不是只生一胎的要强制受精,强制二胎。二胎以上的则要强制堕胎,强收社会抚养费?脑残的计划生育为什么就改不了强制性思维?
全国人大代表赖明勇: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2017年03月13日00:06        红网

红网北京3月12日讯(时刻新闻记者 廖洁)“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模式、社会制度、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不但形成了文化惯性,而且形成了经济惯性。抚养孩子要有经济基础做支撑,要有时间、精力来保障。要消除打算生育孩子的广大家庭的顾虑,扭转生育愿望持续走低的局面,就要配套解决好这些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赖明勇建议,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多途径减轻抚育幼儿家庭经济压力。

  201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正式实施。然而一年过去,和之前的单独二孩政策一样,全面二孩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根据全国地方媒体关于2016年的出生情况的报道,各省2016年大致仅比2015年多出生6%-8%。此外,2015年的“小普查”显示2+孩占总出生的47%,2016年2+孩比例只有45%,比2015年还低。从各省的情况看,2016年2+孩比例确实不高,如河南、陕西、湖北、贵州、陕西只有40%、41%、45%、47%、36%。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赖明勇认为,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人口总数为13.8271亿人,除去每年大约1000万的死亡人口,2017-2020年共需要出生7700万人以上才能达到14.2亿的总人口目标。这意味着完善二孩政策配套措施,充分释放人口增长潜力迫在眉睫。

  在赖明勇看来,造成广大符合政策适龄夫妇“不愿生、不敢生”的主要因素不在于“生”,而在于“养”。生育保险、医疗、教育等制度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不完善,以及抚养二孩所需大量的经济、时间成本,都是影响广大家庭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使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附近。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数)需要为2.1;中国由于出生性别比、婴儿死亡率都高于发达国家,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接近2.3。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生育率和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往往是呈反比的。赖明勇认为,事实上,现在我国生育率已处于极低水平,合适育龄女性在未来也将持续减少,即便是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反弹到1.3左右,很难超过1.5,今后将长期低于1.2。

  “全面开放二孩的政策实施后,我国生育率的提升依然有限,可见在当前我国的发展阶段,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赖明勇说。

  他建议,要多途径减轻抚育幼儿家庭经济压力,探索对生育进行财政补贴奖励等优惠政策,如给予个人所得税减免,提高医疗报销、教育补助的标准。公园门票、游乐设施等可以新增以家庭为单位(户口为依据)的套票,不论孩子多少,家庭只缴纳同样的费用,使得家庭“添丁不加银”。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优惠政策上,向生育二孩的家庭倾斜。

  此外,他还建议通过统筹力量建设学前教育体系,增加投入强化教育资源配置,持续增强妇幼保健服务能力,着力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严格执行孕产妇权益保障制度等方式来鼓励生育。

  “养育好孩子不仅仅是每个家庭的事情,也是国家、政府和全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全面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提升人口增长潜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赖明勇说。
身边的公务员被鼓励生二胎的很多,不过这样下去多生一批小跟班,劳动人民还是不够用啊
顿悟 抑或 渐悟 自我 启蒙 Enlightenment,Insight & Outlook
文化与信仰——
QQ高级群81955422。
中国养老金改革迫在眉睫
2017年3月24日 06:56 常红晓 为FT中文网撰稿

中国正在向现代国家转型。作为中国人,当你辛苦工作30多年后,能否按时领到退休金,能领到多少退休金,目前可能还是个未知数。这取决于你退休时会有多少年轻人在工作,养老保险基金能否有更高收益,更取决于养老改革的成败。
中国养老基金正面临收不抵支的危局。据中国财政部数据,2015年,中国3.5亿城镇职工参保缴费21096亿元,增长12.7%;基本养老金支出22227亿元,增长16.7%;如果当年没有3893亿财政补贴,已入不敷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入不敷出自2014年就开始了,当年缺口1323亿元;未来缺口还将更加严重。

财政收入弥补养老金缺口难度在加大。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财政收入增速已降至个位数,2016年仅为4.5%,年均两位数的增速将一去不返。同时,作为储备基金的全国社保基金现有两万亿积累,但鉴于每年数千亿的支付缺口,长期看也难以为继。如果不改革现有养老保险体制,距离养老基金耗尽将不会太远。

这种养老金支付压力源自快速的老龄化。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出现了“未富先老”。中国人均GDP现为8000美元,不足美国的七分之一,但老龄化程度远高于美国当年。这会让中国的现代转型更为艰难。2012年后,中国劳动人口以每年数百万的规模逐年减少,老龄化加剧,养老金支付压力剧增。

2017年3月1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中国养老保险省级差异很大。广东等沿海省份养老基金积累能保障50个月的支付,而东北和西部特困省份当期收不抵支,累计结余也基本上用完。沿海省份平均10人养1人,东北和西部省份低至1.2人养1人。
中国人口预计在2025年达到峰值,不会超过14.5亿人。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31亿人。据官方近期公布的《“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增至2.55亿人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7.8%;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超过4亿,占比达32.8%,每3人中有1个老年人。

中国养老保险以省为主统筹。据人社部《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2015年,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陕西和青海等6省份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入不敷出”。而2014年底,只有河北、黑龙江、宁夏3省份当期收不抵支。2015年,入不敷出的黑龙江省甚至撤回了委托社保基金管理的150亿元个人账户资金。

更麻烦的是,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严重“碎片化”。2016年,中国3.78亿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近一亿人领取退休金。同时,还有5亿农民和城市未稳定就业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前者待遇经连续十一年上调,月均达到2000多元,而后者自2009年启动后,月均待遇100元左右。
就“城乡居民养老”体系而言,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财政支付的基础养老金,相当于政府的养老补贴。另一部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主要靠个人缴费,筹资标准很低。2015年,该体系的保费收入708亿元,财政补贴达2044亿元。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二由财政出资,而养老金支出的年增速超过34%。

2015年初,中国还启动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自2014年10月1日起,为3800万机关事业职工办养老保险。目前改革已推进到县级,制度模式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近似,单位按工资基数的20%缴费,个人缴8%;为激励公务人员,还要求同步建立职业年金,相当于补充养老保险,单位按8%缴费,个人缴4%。

由于这38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大多由财政发工资,其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所需费用,也将主要由各级财政承担。该群体的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缴费相加,占到其月工资的40%。这一改革势在必行,但也对未来的财政支出造成巨大压力。
由此可见,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分三大类,一是作为主体的3.78亿城镇职工;二是待遇很低的城乡居民群体,约覆盖了超过5亿人;三是正在筹建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涉及3800多万人。此前已退休或离休的机关事业人员还有近千万,只能“老人老办法”,养老金待遇多在在职工资的80%以上,甚至更高。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碎片化严重,待遇也很不公平;同时,无论是城镇职工还是城乡居民,养老金支付风险均很大,每年需要数千亿财政兜底。与此同时,中国职工养老体系还存在巨额的历史欠账。这个欠账也要靠财政或划转国有资产弥补。
目前已退休的数千万国企职工,其工作时并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他们在国有企业创造的财富全作为利润上缴了国家,但退休后却要领取养老金。于是,养老金只能从在职人员的缴费中支出,并由财政补助。据经济学家2002年估算,国企对职工养老的隐性负债已达数万亿元,占1997年GDP的46%乃至94%。

如此碎片化、不公平、欠账多的养老保险体系,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改革当前覆盖8亿多人的养老保险体系,其规模和难度也是史无前例。从常识出发,提高年轻人的参保率,提高养老基金收益率,延长退休年限、适当降低养老待遇,已变得不可避免。道理虽然明白,但改革的路径却依然存在巨大争议。
朝代:唐代

作者:韩愈

原文: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叁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衣食,馀叁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市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叁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宝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石可为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译文及注释

作者:佚名

译文
  粉刷墙壁作为一种手艺,是卑贱而且辛苦的。有个人以这作为职业,样子却好像自在满意。听他讲的话,言词简明。意思却很透彻。问他,他说姓王,承福是他的名。祖祖辈辈是长安的农民。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抽调百姓当兵,他也被征入伍,手持弓箭战斗了十三年,有官家授给他的勋级,但他却放弃官勋回到家乡来。由于丧失了田地,就靠拿着馒子维持生活过了三十多年。他寄居在街上的屋主家里,并付给相当的房租、伙食费。根据当时房租、伙食费的高低,来增减他粉刷墙壁的工价,归还给主人。有钱剩,就拿去给流落在道路上的残废、贫病、饥饿的人。
  他又说:“粮食,是人们种植才长出来的。至于布匹丝绸,一定要靠养蚕、纺织才能制成。其他用来维持生活的物品,都是人们劳动之后才完备的,我都离不开它们。但是人们不可能样样都亲手去制造,最合适的做法是各人尽他的能力,相互协作来求得生存。所以,国君的责任是治理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存,而各种官吏的责任则是秉承国君的旨意来教化百姓。责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饭不做事,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丢下我泥馒子去游戏嬉戏。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又确实有成效,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虽然辛苦,却问心无愧,因此我心里十分坦然。力气容易用劲使出来,并且取得成效,脑子却难以勉强使它获得聪明。这样,干体力活的人被人役使,用脑力的人役使人,也是应该的。我只是选择那种容易做而又问心无愧的活来取得报酬哩!
  “唉!我拿着镘子到富贵人家干活有许多年了。有的人家我只去过一次,再从那里经过,当年的房屋已经成为废墟了。有的我曾去过两次,三次,后来经过那里,也成为废墟了。向他们邻居打听,有的说:‘唉!他们家主人被判刑杀掉了。’有的说:‘原主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子孙不能守住遗产。’也有的说:‘人死了,财产都充公了。’我从这些情况来看,不正是光吃饭不做事遭到了天降的灾祸吗?不正是勉强自己去干才智达不到的事,不选择与他的才能相称的事却要去充数据高位的结果吗?不正是多做了亏心事,明知不行,却勉强去做的结果吗?也可能是富贵难以保住,少贡献却多享受造成的结果吧!也许是富贵贫贱都有一定的时运,一来一去,不能经常保有吧?我的心怜悯这些人,所以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干。喜爱富贵,悲伤贫贱,我难道与一般人不同吗?”
  他还说:“贡献大的人,他用来供养自己的东西多,妻室儿女都能由自己养活。我能力小,贡献少,没有妻室儿女是可以的。再则我是个干体力活的人,如果成家而能力不足以养活妻室儿女,那么也够操心的了。一个人既要劳力,又要劳心,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啊!”
  我听了他的话,起初还很疑惑不解,再进一步思考,觉得他这个人大概是个贤人,是那种所谓独善其身的人吧。但是我对他还是有些批评,觉得他为自己打算得太多,为别人打算太少,这难道是学了杨朱的学说吗?杨朱之学,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毫毛去有利於天下,而王承福把有家当作劳心费力的事,不肯操点心来养活妻子儿女,难道会肯操劳心智为其他的人吗!但尽管如此,王承福比起世上那些一心唯恐得不到富贵,得到後又害怕失去的人,比那些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以致贪婪奸邪无道以致丧命的人,又好上太多了。而且他的话对我多有警醒之处,所以我替他立传,用来作为自己的借鉴。
中国到底缺不缺人
2017年04月13日 10:53 来源于 财新网

【财新网】(专栏作家 黄文政 梁建章)2017年3月11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就全面两孩政策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时提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缺数量,不光是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到2030年峰值时期,中国人口将有14.5亿左右,到2050年还有14亿左右的人口,到本世纪末还有11亿以上的人口。更应关注人口素质,同时也要特别关注人口结构问题。”

  我们认为,这段话不仅误导了公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更误判了我国的人口形势,也掩盖了人口政策的方向性失误。

  (一)中国确实不会缺人

  我们不清楚王培安所指的“中国并不缺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他的意思是指,中国不缺劳动力,那我们是认同的。别说中国现在有近14亿,就算中国只有几千万人,那也不意味着中国就会缺少劳动力。归根结底,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少,需求也小,所以工作机会也少;人口多,需求也大,所以工作机会也多。因此,人口多并不表示劳动力就过剩,而人口少也不表示劳动力就短缺。

  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基本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比如,一个有表演才华的人,在人少的地方,由于观众太少也许只能把表演当成爱好,但在人多的地方就可能成为一个专业演员。再者,人口数量越多的社会,复杂性一般也更高,因此也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那么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可能也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些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的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过去30多年,中国人口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的地方往人多的地方迁徙。这也印证了,人口越多,就业反而可能越充分。

  劳动力过剩或短缺的根源是经济失衡,而不是人口太多或太少。在持续低生育率下,由于年轻人口减少造成的劳动力萎缩先于消费市场的萎缩,人口坍塌在初期可能会带来劳动力短缺。但长期而言,人口萎缩更可能造成劳动力过剩。究其原因,低生育率除了弱化规模效应之外,更减少了孩子和年轻人的比例。相对于成人,孩子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更能发展未来所需的技能。在这个意义下,生育限制政策,人为减少了未来就业技能较高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反而导致未来劳动力过剩。因此,随着人口的老化和萎缩,中国未来不仅不会缺人,反而可能会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过剩现象。就像在目前的东北,人口尤其年轻人口在萎缩,就业反而越来越困难,以至于年轻人大量流出。

  虽然所谓“中国不缺人”的说法也许成立,但这种表述却可能造成一种无需担忧低生育率危机的大错特错的印象,因而严重误导公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实际上,远比缺人更为严峻的是,低生育危机导致的人口颓势,将严重削弱中国的规模优势,弱化甚至摧毁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和强国的根基,对中国的复兴无异于釜底抽薪。如果这种趋势无法逆转,中国最终退化成一个经济低迷、生活困苦的微不足道的地区性国家。

  (二)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

  比中国不缺人这种蕴含误导性推论更突出的,是王培安对未来人口趋势的误判。按照他的预测,到2030年峰值时期,中国人口将有14.5亿左右。但这可能吗?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从2017到2030年,我国死亡人数将达到1.58至1.72亿。因此,从2014到2030年,要让我国总人口从13.83亿增至14.5亿,至少需要新生2.25(即14.5-13.83+1.58)亿到2.39(即14.5-13.83+1.72)亿人,平均每年需要出生1600万到170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过去10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但这些出生人口所对应的父母辈主体是80后和90初,每岁有2000到3000万人,平均约2400万人。 而从2017到2030年,生育的主体是90末和00后,这辈人每岁只有1400万到1600万人,平均仅1500多万人;他们要生育1600万到1700万人,意味着平均每对夫妻的生育数量(即生育率)至少要比80末和90后高出50%以上,乃至超过更替水平才有可能。

  按照中国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每个女性平均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让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何种生育状态才可能达到更替水平呢?假定不同家庭意愿孩子数的分布是: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生育,那一共7个家庭将拥有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2.2的更替水平。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3/5;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都难以达到更替水平。

  而在全面两孩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这个水平,那总人口将以每代人减少35%(1-1.43/2.2)的速度萎缩。在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10亿人口在25-30年后将衰减为6.5亿,在50-60年后将衰减为4.23亿。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仅仅20年时间内,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2%。这个例子也说明,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未来人口将急剧萎缩。在这种生育水平下,2017年到2030年面临生育的每岁1400万到1600万人中,每年平均将只能出生930(即1400*1.43*100/(100+115))万到1060(即1400*1.43*100/(100+115))万左右的孩子,远低于要让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14.5亿所需的每年1600万到1700万人。

  因此,别说全面两孩,就是完全放开生育都远远不够。实际上,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台湾、新加坡、香港、澳门的家庭平均生育率在最近的2014年分别仅有1.07、1.25、1.23、1.24,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文化遭受的破坏远没有中国大陆严重,并且还在鼓励生育。在长期一胎化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已经把一胎化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过去一二十年的各种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已经低于日本、韩国。而且,随着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意愿面临下行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完全是异想天开。

  王培安还称,我国到本世纪末还有11亿以上的人口。我们不知道他是在何种假设下得出如此高的估算。当然,只要把对未来生育率假定为足够高,本世纪末总人口的估算别说到11亿,就是到15亿都有可能。但根据脱离现实的假设来进行估算无异于信口开河,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历史来看,严重高估的人口预测是我国人口政策调整一再延误的重要原因。这些估算不仅与调查数据不符,也违背了基本的常识。比如,2012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预测,全面两孩后,头几年生育率可能超过4.4,年出生4000多万人。对此,我们在财新网发文,认为可能性为零;而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的出生人口不到报告当时预测数的一半。2013年底宣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我们当天在财新网发文,认为其效果是杯水车薪。而卫计委最初预测每年多出生200万人,实际多出生不到预测1/3。此外,卫计委曾预测2015年出生人口会增加100万左右,但实际却减少32万。我们认为,相较于之前这些离谱的预测,王培安对未来人口形势的误判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人口数量的重要性不亚于素质和结构

  王培安在发言中强调,更应该关注人口素质。其实,人口素质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一个群体的整体力量,既取决于质量,也取决于数量。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素质,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学生平均成绩往往更好。在中国如此低生育率下,孩子数量会持续地衰减,人口老化不断加剧,既降低人口数量也降低素质。同样的人口规模下,一个老态龙钟的国家怎能竞争得过朝气蓬勃的民族?

  再者,群体素质本质上是教育问题,而不是人口问题。作为人口政策的执行部门,卫计委特意强调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在自然语言中的语义演绎中,当质量和数量并列,很多人潜意识可能觉得两者不可兼得,好像强调其中一个就意味着忽视另一个。

  王培安还进一步强调,要特别关注人口结构问题。单独来看,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但在前面陈述中国在未来也不会缺人的背景下,特别强调人口结构的重要性,与强调人口素质的重要性一样,都会给读者留下数量并不重要的印象。这种认为人口结构要比数量更重要的观点非常普遍。甚至不少人相信,人口结构的恶化是降低人口数量的必要代价,这背后体现的是依然是对人口规模的负面态度。

  我们完全不认同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至少在目前的人口规模下,人口依然是一个正面因素。人类文明是一部人口不断增长的历史。马尔萨斯在世界人口只有10亿时,就警告人口增长达到极限。时至今日,世界人口已达到75亿,但人类整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吃得更好、活得更长,也过得更好。这说明,人对社会的贡献平均要大于其消耗,人的价值是正的,而不是负的。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创造了需求,而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所进行的努力,又促进了各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和完善。

  自然资源稀缺是担心人口过多的主要理由之一。但从价值来看,自然资源占经济中的比例其实越来越低,现在已经不到5%。不论是电视、汽车、房屋,还是看病、旅游、上学,其中自然资源所占价值的比例都非常低。这背后的原因是,当一种资源因为稀缺变得昂贵时,寻找替代品变得有利可图。如果找不到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一种资源稀缺到无法普遍使用,就将不再是资源。历史上,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上升,促进技术进步,增强发现和开发资源的能力,改变资源的概念。比如,煤炭、石油早年几无价值,但却是现代不可或缺的能源。

  由于世界人口一直在增长,人们普遍把人口众多当成理所当然,而没有认识到庞大的人口规模对现代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试想,如果全球人口一直维持在马尔萨斯年代的10亿,再假设不同地域人口比例不变,那现在的发达国家最多只有一亿多人。这种人口规模完全无法支撑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手机、互联网、高铁、喷气式飞机,以及各种艺术流派和作品。即使存在某种类似的发明或产品,其迭代进步的步伐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迅速。

  对一个国家来说,相同人口规模下,不同人口结构对经济和国力的影响大概只是是百分之几十,而人口规模对国力的影响,长远来看是几倍,甚至十几倍。比如,俄罗斯面积是中国的1.7倍,资源非常丰富,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全球最高。但俄罗斯仅有1.43亿人口,除非整合到其他经济体中,仅凭自身人口无法形成与美国媲美的规模优势。也因为如此,俄罗斯除了能源和军事工业外,几乎没有在任何行业有竞争力。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仅其自身人口多于俄罗斯,更在经济、安全、文化、科技、政治方面与整个西方世界高度整合,因而享受近整个西方世界约10亿人口的规模优势。

  中华民族长期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复兴的基础。在全球竞争中,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已经得到体现。比如,高铁建设高歌猛进,成为中国向海外拓展的名片;美国在1965年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在2013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规模就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整体规模较小的中国商业在电子化程度上已高于美国。这种新兴行业的异军突起反映了人口优势对扭转技术竞争态势的意义。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虽然领先的行业还很少,但却可以在几乎所有行业参与国际竞争,这点无国可比。

  然而,生育限制政策却在用最严苛的手段,把这个最大的优势当成最大的劣势来消减,让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人口规模优势在短短几代人之内就可能消失殆尽。这个政策所依据的是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错误认知,突出表现在用短期的、微观的视角来看待长期的、宏观的问题。我们认为,王培安强调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重要性,而对人口规模萎缩的负面后果避而不谈,给人的印象是避重就轻,甚至有掩盖人口政策方向性失误之嫌。

  我们注意到,新一代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中国众多人口的优势并表达对低生育率的担忧。比如,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开幕。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辞中强调:“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这个表述,明确把老龄化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看成是各国经济社会的压力,这反映了对低生育率各种后果的忧虑。又如, 2017年3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致辞说:“尽管面对国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等困难和挑战,但中国发展回旋余地大,特别是我们有13亿多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众多,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

  高层的这些表述,反映了对人口形势的充分把握和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深刻认识。与此对应,2017年央视春晚的多个节目都透出了鼓励生育甚至多育的理念。而大年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更是出现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的节目,包括深圳四胞胎、安徽十姐妹、陕西四世同堂,与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嘲笑和丑化多育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种形势下,执行人口政策的卫计委应该在政策方向上改弦更张,而不是继续发表一些似是而非、违背人口新政理念的言论,更不能以明显背离常识的预测来误导公众对人口趋势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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