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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王有马韩人担任,并且治所马韩的月支国,辰韩受到马韩节制,由于三国志的辰韩是记述耆老的汉人来源开启对辰韩描述的,“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就很模糊了,如果是汉语和马韩语的差异那是很自然的,但如果是辰韩土著的语言那就是辰韩土著和马韩土著存在血统差异了,这里无法通过行文来进行判断。但是由韩有三种,已经揭示出辰韩和马韩的血统和语言差异,但这些都不能由《三国志》做出判断,真正给予确定性判断的是来自于《梁书》。

辰韩土著是C3南支的通古斯土著,本来他们受到O2系的弥生人的碾压,如果没有汉人和胡人介入,那么东南丘陵盆地残存的通古斯土著最后也会被南洋语的弥生人同化融合。这样后世的如果朝鲜半岛没有被完全汉化,那么朝鲜半岛的语言就是南洋语基底特征的语言。汉武帝统一卫氏朝鲜改变了这一轨道,当然之前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都是这一历史路径的前序。卫氏朝鲜的遗民为了避祸向半岛南部迁徙,马韩不肯将自己的根基土地让予外来的移民,那么马韩自然将不是直接占有的辰韩领土安置这些朝鲜遗民,这些朝鲜遗民进入东南部丘陵盆地和已有的通古斯土著开始产生民族融合。作为汉人的朝鲜遗民,其生产力大大高于南部的辰国部民,这样我们可以在《三国志》看到,辰国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都高于马韩,比如礼仪上,对于牛马的使用上,居住上等。

“马韩···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无跪拜之礼。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举家共在中,无长幼男女之别。其葬有椁无棺,不知乘牛马,牛马尽於送死。以璎珠为财宝,或以缀衣为饰,或以县颈垂耳,不以金银锦绣为珍。”

“辰韩···有城栅。···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礼俗,男女有别。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魏略曰:其国作屋,横累木为之,有似牢狱也。】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巿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儿生,便以石厌其头,欲其褊。今辰韩人皆褊头。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战,兵仗与马韩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让路。”


辰韩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人移民的迁入,这里也存在一个语言力学机制,就是辰韩的汉语对冲了马韩的南洋语,这样在语音(音系)上强化了通古斯土著的底层性,但是由于马韩作为辰王节制辰韩,南洋语的黏着语和通古斯语的黏着语对汉语的孤立语产生了压制,这是辰国政治性的,也就是汉人移民虽然文明水平更高,但是无法在语言底层进行扭转,而辰韩的朝鲜移民将汉语的带入还是留下了痕迹,就是庆尚道方言有声调,这是辰韩时代汉语融入辰韩语或者新罗语的体现。汉语也是富元音语言,因而在语音上南洋语失去竞争地位,也就是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基本体现了二夹一的力学机制,只要一个维度上有两种语言一致,那么这个维度上另外一种语言推出,韩语就奠基于辰韩的三种语言的力学机制中。

辰韩和新罗另一个内核汉化表征就是它的坟丘墓葬形态,这与朝鲜半岛其他地区是存在差异的,这是西汉后期朝鲜遗民带入辰韩的。而高句丽、百济和倭国则是巨石形态墓葬,新罗墓葬的孤岛性源头在汉。

当然辰韩还不足以实现韩语的完全进化,但是韩语内核都在辰韩奠定。
本帖最后由 roxsan 于 2017-2-14 09:17 编辑

马韩这个“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倒是与东北的勿吉人一致。。。。他们通过吹成锯齿状的木头作为梯子来出入。还有,南洋语是贫元音吗?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马韩这个“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倒是与东北的勿吉人一致。。。。他们通过吹成锯齿状的木头作为梯子来出入。还有,南洋语是贫元音吗?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roxsan 发表于 2017-2-14 09:15
南洋语当然是贫元音,一般的语言都有最基本的5个单元音:a、e、i、o、u,元音的贫富就在于双元音或者多元音的多寡,南洋语普遍缺乏双元音或者多元音,而日语只有单元音,缺失双元音和多元音。象汉语就有不少三元音,比如uai、uei、iao、iou,韩语有21个元音,其中单元音10个,双元音11个,汉语还有一个特殊的单元音ü。印尼语也有双元音ai、éi、au、ou,但是相对汉语和韩语还是相当贫乏的。
日本古坟时代的开启与中国的三国时代休戚相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给予了辽西东胡作乱的机会,同时公孙家族也割据辽东,辽西貊胡开始穿越汉四郡向朝鲜半岛发展,而百济则借助辽西的力量补充,开启了对马韩的征服狂潮,因为一开始百济只是高句丽的分裂实力,在马韩中只是其中并不算太强大的小国,但到了三国时代,由于中原内乱中原王朝不能完全掌控东北,这给了胡人扩张的历史时机。这个时间点是完全对应的,百济的实力并不像《三国史记》描述的那样,三国史记对百济早期历史有注水。百济是貊胡的入侵势力,他们的语言是胡语,即阿尔泰语,而马韩的语言是南洋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相似的地方只有它们的语法了。百济发家的时代就是中原三国时期,既公元三世纪,也就是中原对东北掌控力下降的时期,由于百济对马韩的征服,也开启了日本的古坟时代,汉人和胡人也加入了移民日本列岛的进程,汉人、胡人和弥生人共同构成古坟人。

辰韩已经在内核上奠基了韩语,那么百济对马韩的征服给韩语提供了另外一种语言力学,本来南洋语在秦汉时代对朝鲜半岛具有统治地位,在东北区和西南区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而百济征服改变了这一切。此时半岛西南存在一个很复杂的形态,百济是从汉江流域即朝鲜半岛中部开始向南征服的,一开始百济只是辰国的边缘小国,百济强大后绝大多数马韩部落都是独立于百济的,百济需要花费数百年的时间去逐步征服这些南部的马韩部落,同时倭国也在向半岛扩张,当然这种倭国扩张本来只是马韩人迁徙到日本列岛后变异后产生的逆流,这里倭人相对弥生人的变异在于倭人是弥生人和土著绳文人的融合。

对于弁韩,没有太多关注,但是有新罗的时候,弁韩地区(庆尚南道)就有伽罗了,这个伽罗和新罗是对音的,而《三国遗事》则将弁韩名称佛教化,改成伽耶,当然还有驾洛,驾洛和伽罗是很近音的。弁韩势力也相当碎片化,存在通古斯语族群和南洋语族群的两大对立势力,其中南洋语势力转化成倭国的任那府。由于倭国是弥生人和绳文人的融合,那么倭人也与弥生人存在异化。任那府在半岛西南也有势力,也就是百济时代,朝鲜半岛西南存在三股势力,百济、残余马韩和倭国。

百济对马韩的征服造成了半岛西南语言的异变,南洋语被胡语压制了。

新罗和百济各自的语言进化中,百济和新罗官方也在开启语言汉化进程,这个进程并不同于朝鲜移民的那种汉语融入辰韩语或者新罗语那样的机制。

新罗语和百济语都走向了北系化进程,新罗语的北系化是底层性方的,百济语的北系化是表层性的,当新罗统一三韩时则彻底实现了韩语的北系底层化。南洋语在朝鲜半岛有千年扎根,百济从三世纪开始征服马韩,新罗从676年开始统治半岛西南地区到935年被高丽取代,朝鲜半岛经历了600年的时间才使得南洋语的扭转。
半岛通古斯语和胡语(阿尔泰语或者东胡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语音和词汇都有差异,语音有相近特征,但是词汇上存在根本差异性。前面说《梁书》给予了确定性判断,就在于梁书的文字记载给出了高句丽语、新罗语和百济语的差别。

高句丽语是南洋语和东胡语的融合,但是融合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并不知晓,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的融合状态很难还原,高句丽的五部就是秽、貊和扶余不同血统和语言的部落;新罗语是半岛通古斯语、汉语和南洋语的融合;百济语是南洋语和东胡语的另外一种融合形态,高句丽的貊人与秽人应该是均势的,而百济的貊人和马韩弥生人是种姓化的,语言融合状态存在差异化。

“百济今言语服章略与高骊同,行不张拱、拜不申足则异。”
“新罗其拜及行与高骊相类,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

“百济言语略与高骊同”的关键就在于这个“略”字了,虽“同”,但只是“略同”,这里反映了南洋语和东胡语的融合差异,当然在高句丽和百济的统治阶层,其语言交流有更多的共性。

辰韩一开始与高句丽并不相邻,只与北边的东秽相邻,和西边的马韩或者百济相邻,也就是辰韩是可以听懂南洋语的,至于东秽和马韩的南洋语异化有多大无法判断。关键就在于高句丽的貊语(东胡语),辰韩不通,这个只能借助邻居百济了,这里体现了半岛通古斯语和东胡语(蒙古语或阿尔泰语)的本质差别。然后这也反向推定最初辰韩和马韩在语言上的本质差异。

百济对马韩的征服将朝鲜半岛西南的语言北系化,这与新罗语成为韩语内核都共同使得韩语底层北系化实现了共力。

同时这也是韩语巨变的过程,我们可以说在中原秦汉时代都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韩语,辰韩-新罗和马韩-百济两线推动才真正形成现代意义的韩语,这个到新罗后期和高丽时代,韩语才予以定型,朝韩虚构和吹捧的檀君朝鲜什么的在语言学面前都是笑话!这里我们要看到半岛通古斯语与东北的通古斯语早已异化,异化得连底层词汇都难以寻觅遗迹,然后汉语、南洋语和胡语的融入,已经完全形成了异化之异化的语言,但是很多韩国的民族主义者也不管很多逻辑上本质无法贯通的异质性按照韩国人平衡民族自卑情绪进行同质化构造。梦想吞噬高句丽、满族、蒙古族、东夷和日本,然后虚构一个宏伟的韩国伪史!同样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韩族对等化就是取消韩族的民族独立性,因为韩国历史虚构缺乏历史事实,只有按照自卑和意淫的情感需要而产生的只是关联而跳跃的直系性,韩国历史意淫者也不管这些血统关联本质上的异源性。
《三国志》是西晋刚刚统一东吴之后由陈寿开始成书,时间是公元280年,《后汉书》是南朝宋范晔编纂的史书,时间是公元432年至445年,两书的时间相差了150年,对于三韩的记录都基本是纪实性的,对比三国志的东夷传和后汉书的东夷列传,我们可以得出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三国志》:“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马韩在西。其民土著,种植,知蚕桑,作绵布。各有长帅,大者自名为臣智,其次为邑借,散在山海间,无城郭。有爰襄国、牟水国、桑外国、小石索国、大石索国、优休牟涿国、臣濆沽国、伯济国、速卢不斯国、日华国、古诞者国、古离国、怒蓝国、月支国、咨离牟卢国、素谓乾国、古爰国、莫卢国、卑离国、占离卑国、臣衅国、支侵国、狗卢国、卑弥国、监奚卑离国、古蒲国、致利鞠国、冉路国、儿林国、驷卢国、内卑离国、感奚国、万卢国、辟卑离国、臼斯乌旦国、一离国、不弥国、支半国、狗素国、捷卢国、牟卢卑离国、臣苏涂国、莫卢国、古腊国、临素半国、臣云新国、如来卑离国、楚山涂卑离国、一难国、狗奚国、不云国、不斯濆邪国、爰池国、乾马国、楚离国,凡五十馀国。大国万馀家,小国数千家,总十馀万户。辰王治月支国。”

《后汉书》:“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闲,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

首先辰国在中原三国时期依然存在,从成书公元80年的《汉书》(亦《前汉书》)开始记录辰国,辰国存续了几百年,即使从公元80年到公元280年,辰国也至少存续了2百年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志》详细列举了马韩五十馀国的名称,而百济国(即伯济国),也只是这五十馀国中并不起眼的一国而已,到《后汉书》则大有不同,后汉书已经对三韩诸国名称省略,而是总括性地说“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表明到五世纪时百济才开始从马韩诸多中脱颖而出,让中原瞩目,即使考虑中原成书可能存在信息的滞后性,那么表明百济的强大也是从四世纪开始强盛,辰国和马韩在四世纪可能依然强大。

公元三世纪成书的《三国志》表明了韩有三种,而到公元五世纪成书的《后汉书》则把韩有三种表达得更清楚了,“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这表明中原是清楚地认识到三韩存在血统差异,否则不会清晰地用“种”的概念,“韩有三种”,“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
在周代,在辽河流域或者说东北平原存在三股势力或者族群,南部的华夏族群,燕国和朝鲜都属于华夏,辽西的东胡或者貊人,长白山的秽人,他们是不同的血统和语言,基底父系基因分别是O3、C3、O2,语言分别是华夏语、阿尔泰语、南洋语。更北还有肃慎,就是远东通古斯人,但是他们在新石器晚期被秽人挤压出东北平原了,到唐代高句丽被灭国时,通古斯人又重新回归东北平原建立了渤海国。到汉代,胡貊和夷秽开始融合,原本他们是竞争性的族群,但是因为华夏的强大他们抱团融合,高句丽的五部是分别不同的胡貊和夷秽部落。对于扶余,我不能确认她的本源,甚至是中原的东夷也有可能。

中原强盛时,华夏可以对朝鲜半岛隔离胡人,当华夏内乱时边缘无法掌控时,胡人即会尝试对中原进行骚扰,同时也会对中原势弱的边缘地带寻找扩张空间,百济史对于韩国历史有点类似中原的北朝史,这是相对半岛通古斯人和弥生人是朝鲜半岛南部土著而言的。

在东北平原华夏、南洋、东胡三大族群竞争,华夏在战国和秦汉时代在东北平原具有霸权地位,阿尔泰语和南洋语人群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对华夏成骚扰之势,高句丽的夷貊融合与百济的夷貊融合由于地缘形态的差异产生完全不同的形态。高句丽是山地国家,在长白山发家,胡貊的游牧骑射在山地受到约束,高句丽五部就是因为地形而使得夷貊均势融合。到中原三国时代,中原内乱,胡人势力渐盛,朝鲜半岛西南是平原地形,相当有利于胡人的骑射优势发挥,因而朝鲜半岛西南没有形成高句丽那样夷貊的均势,而是胡貊对弥生人形成统治性地位,因而双方形成种姓形态。

辰国时代由于马韩的弥生人统治了辰韩的半岛通古斯人,因而有大量弥生语词汇输入给辰韩,这些部分已经成为韩语的底层词汇,但是以数词为核心的通古斯词汇、音系和语法则成为韩语内核,这是韩语区隔汉语、日语、满语和蒙古语的基底。

在百济时代,半岛南部存在一个倭国区,庆尚南道的洛东江的西岸和南部则是倭国的任那府,同时也延伸到半岛西南的南部,《三国志》记载的“弁辰与辰韩杂居,亦有城郭,衣服居处与辰韩同,言语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异,施灶皆在户西,其渎卢国与倭接界。”渎卢国之南就是倭国地盘,这是弥生人迁徙到日本列岛时留下的根基之地,这种形态有些类似英法百年战争的形态,英国经历了大陆诺曼底贵族征服不列颠,但是英格兰的君主还保留了大陆诺曼底领地,最后经过战争英国势力被法国驱逐出欧陆。而这里倒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法国势力,而是经历外来的胡貊和华夏驱逐倭国的。倭国长期从百济接受大陆的文化养分,倭国和百济底层共享弥生人血统,倭国统治者也与百济统治者通婚联姻。这样在半岛南部又形成了通古斯、胡貊和南洋三大竞争势力,相对而言半岛北部是华夏、南洋和胡貊三大竞争势力。
《北史卷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二》:“百济之国,盖马韩之属也,出自索离国。其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感,故有娠。"王舍之。后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后徙于马阑,亦如之。王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为桥,东明乘之得度,至夫余而王焉。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因号百济。······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其饮食衣服,与高丽略同。”

“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新罗地多山险,虽与百济构隙,百济亦不能图之也。”

北史对百济国的缘起做了清楚的交代,百济在汉江流域立国可能是东汉末年,也就是三世纪,一开始只是辰国或者马韩的属国而已,得到了中原扶持而逐渐强盛。那时中原对于三韩的血统差异还是有清晰认识的,但是后来因为一个“韩”字,中国人会想当然把三韩认为是同一个血统,新罗,《北史》也明确记载“其先本辰韩种也”,北史对于新罗的地理优势也有记载,“新罗地多山险,虽与百济构隙,百济亦不能图之也。”


现在很难还原高句丽语和百济语的状态,但是她们和日语一样都是建立在南洋语基础之上,也就是底层性的南洋语。新罗语的底层是半岛通古斯语,新罗语是半岛通古斯语、南洋语和汉语的融合;百济语则是南洋语和阿尔泰语的融合,高句丽语也同样是,但高句丽语和百济语的融合形态不一样,所以她们的语言只是略同。由白思桂拟构的高句丽语、新罗语、百济语和倭语词汇比较中,我们可以确认高句丽语接近倭语,但是这种接近是建立在共同的南洋语基础之上,我们也要看到倭语是南洋语和绳文语的融合,高句丽语是南洋语和胡语的融合,所以她们必然存在差异,而且在融合之前,秽人和弥生人由于地理差异产生的自发异化会有多大也无法知悉。新罗语与高句丽语在数词为核心的底层词汇上有本质差异,不过由于辰韩长期受到马韩压制,也吸收了大量南洋语词汇,因而两者的词汇比较上,她们也有交集。由于底层词汇的差异,同时音系上的差异,高句丽语和新罗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南洋语和半岛通古斯语的本质差异,加上高句丽语的胡语融合,新罗无法和高句丽直接进行语言沟通。

胡语分成两个时期对韩语产生影响,一个是三韩时代,辽西的胡人百济(貊人)穿越汉四郡在汉江扎根逐步征服马韩土著,另一个时期是蒙元时期,蒙元征服高丽,将高丽变成蒙元的征东行省,此时又是胡语进入韩语的一次高潮期。


《三国志》:“又有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其人差短小,言语不与韩同,皆髡头如鲜卑,但衣韦,好养牛及猪。其衣有上无下,略如裸势。乘船往来,巿买韩中。”

济州方言是韩语中最奇特的方言,济州岛土著最早是独立于韩国的,到高丽时代韩国吞并了济州岛,然后在语言融合中使得济州岛方言很难与半岛韩语方言直接沟通,现在济州岛方言有衰弱灭绝之势。《三国志》是最早记载济州岛土著的,那时中原因为他们的习俗而称之为州胡,有一个“胡”字,州胡可能是辽西东胡迁徙过来,但更可能是东边的肃慎或则挹娄迁徙过来,因为他们喜欢乘船寇盗邻居,其实也就是做海盗,新罗和倭人也做过海盗。他们的习俗显示他们是东胡或者通古斯,《北史》记载室韦(后来的蒙古)也养猪和牛,“衣韦”就是穿皮衣,这点和挹娄人很象。州胡的语言与半岛的的韩语并不相同,这表明远东通古斯语或者东胡语和半岛通古斯语或者南洋语是不同的语言。
所有国家的历史观都是建构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在民族血统上都有异质源头和成分,都存在历史积淀的异质血统间的不和谐。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也是以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原生连续性文明,是对文明系统和系统历史记忆而言的。中国具有原生独立的文字、宗教、哲学、史学、饮食、节俗和文化等等,即使是印度其文字也是来自于东地中海字母文字的衍生,印度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劣势在于印度河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的血统断层,印度文字的外来性。中国数学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背后的十进位制值系统是缘起中国的,中国在殷商时代就创立这个记数系统,汉唐时代由文化交流传播到印度,由考古显示似乎是由经过中南半岛传到印度的,印度再用自己的数字符号转写了中国数字系统。越韩日也由于民族主义想要建构一个独立的文明系统(注意是这个系统),她们的文明系统虽然是独立的,但不是原生的,她们都只是中华文明的外部次生系统。

韩国的历史是相当碎片化的,同时也是相当晚发的,她们能够追溯的历史记忆无法超过两千年,然后其他全部都是借助周边民族的历史元素虚构的。马韩或者弥生人基底应该是日本继承的,这与辰韩对立的半岛通古斯基底应该如何协调?当然在历史上韩族就已经开启了历史政治化,虚构韩族自古的统一血统,由三韩扩展到三国(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甚至意淫阿尔泰民族,可问题是韩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出过朝鲜半岛。

新罗和伽耶建构先祖神话都是很晚才有的事情,不早于公元三世纪,完全是复制南洋语民族的神话,而南洋语民族则来自于黄河下游的文化元素,并且也复制了中原华夏文化元素。檀君神话则是高丽时代,韩族好事者一然和尚虚构的,而这个神话则汲取了中原和印度的文化元素虚构,因为根据《三国史记》三国各有系统,这代表了三国源头的异质化,一然和尚跳开箕子朝鲜虚构檀君朝鲜就是想要抹平这个异质化,但问题是“檀君”名称本身就是汉语,没有一丝半岛通古斯语、南洋语和东胡语成分,这是檀君神话最核心的马脚露出来了。由于一然和尚为了模仿中原的黄帝,而引入了熊的文化元素,因为黄帝出自有熊氏,大禹的父亲鲧化黄熊,中原的“熊”都伴随“黄”,因为五行、五色和五方的对应,中央是对应黄色的,故黄帝有黄,鲧化为黄熊,这些不是巧合,同时河洛地区的熊耳山之熊也是这一文化元素的体现,楚国的君主熊氏也由于殷商的驱逐由河洛迁徙到江汉。不过中原熊作为图腾元素,而一然和尚抄袭心切直接把高丽人编造成熊的子孙。

一然和尚编造出檀君神话就遭到当时的社会非议,不过这种非议存在差异,有些人根本就不相信一然和尚虚构的神话故事,有一些人则认为将祖先描述成动物太过粗俗,这两类人其实都是儒生。《帝王韵记》是高丽文臣李承休编篡的韩国史书,由于他是儒生,他不能接受其粗俗元素,因而他在自己的《帝王韵记》中虽然引用了一然和尚《三国遗事》的檀君朝鲜,但把熊女改成仙女,这样才能平衡他的教化心理,但是这样却没有承一然和尚抄袭中原传说的原意。而很多高丽儒生压根就不信作为和尚的一然编造的神话,因为这个神话在之前根本就不存在,而受到中原儒学教化的儒生断不可能接受这种怪谈,但是也有部分儒生因为民族主义退而求其次而情愿相信,因为韩国历史实在太短促了,他们对中原古史有一种深深地自卑感,而作为僧人的一然编造出这个神话后,则弥补了他们的民族自卑感。我们可以看到韩族具有极大的民族自我欺骗和洗脑心态,北朝鲜官方竟然可以公然进行历史造假,伪造檀君陵挖掘,檀君陵的考古报告很蹩脚,只要略有考古学常识的就可以看到满满地伪造,五千年的金属,完整地骨架,越为了虚夸檀君的伟大,其暴露的马脚就越多,然后给全体朝鲜国民进行洗脑。檀君朝鲜本来就是中原古史的抄袭伪造物,但是在很多意淫的韩族民族主义看来,他们的盗版比中原的正版还要早,简直超级搞笑!

历史和政治是相互的,没有脱离政治内涵的历史,韩国建构的历史明显是汇聚式的,因为韩族历史中只有半岛通古斯才是半岛独有的,而韩族的其他三大源头都不是朝鲜半岛独立具有的,韩国历史存在极大的分裂性和碎片化内涵,也由此韩族的历史建构化是有些神经质的。韩族历史是由多源汇聚而来,但是韩族却将历史政治化,将韩族虚构成一个具有单一源头的统一血统民族,在分子人类学还没有诞生的时候,韩族可以用歇斯底里的民族精神来托捧民族单一血统和单一来源的历史谎言。韩族明明按照中国的古史模板虚构自己的上古史,但是她们自我欺骗得相信她们的历史比中原还早。

韩国的历史建构想要将多源汇聚虚构成封闭式,并且对多源进行选择性,也就是投机性选择,这样力图实现韩国历史利益的最大化,由此中韩历史之间产生了所谓的冲突和对立。在古代由于韩国是中原的羁縻之地和藩属国,也由于中原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中原对韩族的历史政治化给予政治交换或者赠送的方式实现,但问题是现代韩国不是中国的藩属国,而是美国的殖民地,中国不可能再进行政治让渡,而且中国也发现自己牺牲了太多政治利益,所以中国要直插韩国的历史虚构逻辑,不允许韩国封闭性虚构和投机性套利,而且韩国历史套利逻辑其实是双向的,中国和日本都可以顺着韩国的历史逻辑进行反向套利,而不是韩国民族主义者一厢情愿地以为只存在单方面的套利,中国的历史套利就是直接取消韩国的历史独立性。

檀君陵 - 介绍视频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8392316/
查阅史料,发现百济的立国与公孙家族休戚相关,百济可能是公孙家族割据辽东时为统治南部辰国(或者三韩),利用高句丽的分裂而在汉江流域安置的打手势力,也就是以胡制夷,但是在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之后,百济这个打手脱离中原掌控开始自立。

公孙家族利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势割据辽东,公孙家族历经公孙度、公孙康和公孙渊三世,在辽东经营了五十余年。公孙度自封为辽东侯,公孙渊时与曹魏翻脸而自立为燕王。公孙度是一代雄主,让周边蛮夷心惊胆战。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  夫馀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馀王尉仇台更属辽东。”

“  高句丽···宫死,子伯固立。顺、桓之间,复犯辽东,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嘉】熹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

  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馀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馀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辽东,有子留句丽国,今古雏加駮位居是也。其后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

  伊夷模无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宫。伊夷模死,立以为王,今句丽王宫是也。其曾祖名宫,生能开目视,其国人恶之,及长大,果凶虐,数寇钞,国见残破。今王生堕地,亦能开目视人。句丽呼相似为位,似其祖,故名之为位宫。位宫有力勇,便鞍马,善猎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宫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正始三年,宫寇西安平,其五年,为幽州刺史毌丘俭所破。语在俭传。”   

高句丽传位到伯固时,伯固曾寇钞辽东,被玄菟太守耿临打残而投降,归属辽东,但是由于辽东太守公孙度的雄霸,伯固乞求行政归属变更到属玄菟郡。到伯固死后,高句丽发生王权内乱,伯固死后,国人因长子拔奇不肖而立次子伊夷模为王,拔奇怨恨,与涓奴部民众向公孙康投降,公孙康也几乎将高句丽灭国,伊夷模不得不迁都渡过亡国危机,这与唐朝时高句丽被中原灭国的情形很象。三国时期,高句丽经历了两次亡国危机,还有一次是曹魏的毌丘俭讨句丽,然后历经北朝,中原已经对辽东(包括朝鲜半岛)再无掌控之力,直到唐朝进行了一次拨乱,将百济和高句丽都灭国了。



《北史卷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二》:“百济之国,盖马韩之属也,出自索离国。······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因号百济。”

公孙度扶持百济,不知道和二世公孙康时的高句丽内乱有什么关系!但是公孙家族对于辽东统治的稳固性,对于辽东的长远经营是确实的。仇台在汉江立国是公元190年之后的事情,马韩是弥生人,百济是胡貊,百济对于马韩或者辰国来说是异类,但这应该是公孙家族需要的,因为百济一开始在马韩中只是少数派,所以百济在马韩诸国中地位还并不显著,这需要到五胡乱华之时形势才真正改变。

《三国史记》的百济本纪对于百济一开始的历史记述可能是伪造的,因为百济已经成为与高句丽并驾齐驱的国家,那么在缘起上不能屈属于高句丽,这样百济统治者可能伪造了先祖历史,无论是时间还是世系,百济将源头篡改到扶余,这样就可以与高句丽平齐了。
本帖最后由 启云 于 2017-2-21 08:36 编辑

30# value 这就涉及到百济南迁的具体时间了,到底是在东汉、三国之交,还是两汉之交,亦或是按照《三国史记》的说法,在西汉昭帝年间,再就是沸流、温祚到底是传说的人物,还是真的是百济的始祖,《两唐书》明确说百济的始祖是仇台。

#23卷-百濟本紀1-多婁王-36年

○三十六年, 冬十月, 王拓地至<娘子谷城>. 仍遣使<新羅>請會, 不從.

这一条记录值得注意,百济占领了西原那个娘子谷城(也叫娘臂城),就召集了包括新罗、沙伐、奈已等马韩、辰韩的很多国家会盟,背景应该是百济灭掉了在西原的原马韩(百济不可能在温祚时期就灭掉马韩),想继承马韩统辖三韩的权势,结果新罗不买账,反应到《晋书》里就是:
(马韩)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频至。太熙元年,诣东夷校尉何龛上献。咸宁三年复来,明年又请内附。

(辰韩)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二年复来朝贡,七年又来。

按照《三国志》记载,除了马韩王,辰韩是附属马韩,没有独立进贡朝廷的资格,马韩也不允许,马韩王是以统治三韩的辰王的名义交通中国的,辰韩、卞韩是没有独立进贡的资格的,西晋时期马韩、辰韩突然双方都向晋朝进贡,很有可能此时目支的马韩被百济灭掉,新罗则不服百济,随后百济、新罗分别假借马韩、辰韩的名义进贡西晋,以求得西晋的外援以压倒对方,这与曹魏时期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进贡曹魏的目的有一致性


至于《三国史记》中百济温祚王灭马韩的事,可能是《三国志》中“准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一事,取代箕准韩国的就是马韩,与百济灭马韩很相似,后世搞混了。温祚也不是百济的真正师祖,百济的师祖是仇台,可能是《三国史记》里那个仇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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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百济,高句丽、新罗的世袭都有很多疑点,高句丽的世袭,太祖王宫之前的没有可靠性,太祖王宫之后的基本是一个王系传承,但在宫之后的遂成、伯固又出了疑问,从美川王乙弗利开始,又是另一个王系传承。新罗王金氏奈忽尼师今之前的基本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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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MNOPS 于 2017-2-21 09:08 编辑

建立晋朝的河内司马氏已经被检测出属于C3南支,不知道楼主还认不认为C3南支是通古斯三韩土著。

不过也不能排除古汉族确实和三韩蒙古通古斯有联系,汉朝的汉,三韩的韩,还有可汗的汗这三个字读音相近,而且貌似都有广大的含义。秦俑汉俑的相貌很北相。
建立晋朝的河内司马氏已经被检测出属于C3南支,不知道楼主还认不认为C3南支是通古斯三韩土著。

不过也不能排除古汉族确实和三韩蒙古通古斯有联系,汉朝的汉,三韩的韩,还有可汗的汗这三个字读音相近,而且貌似都 ...
MNOPS 发表于 2017-2-21 09:06
你的观点来自于《临沂洗砚池晋墓遗骸DNA研究报告》这个帖子吧,可是这与我的帖子有和矛盾和冲突?从复旦发布中国人(主要是汉族)的5大主频父系基因,3只O3系,1支O1系,1支C3南支,就已经确立了某种还原态基调,所以司马氏父系基因是C3南支也不会让人吃惊啊!

但问题是这也不是关键,C3南支和O系融合前一定存在自己独立的语言形态,这个原始形态和部分C3南支与O系融合后形成的汉语有什么排斥性或者否定性逻辑吗?部分蒙古族和通古斯族都具有C3主频性,那么她们的语言就与C3支(不仅仅只是南支)具有底层关联性,虽然蒙古族和通古斯族也有N系,但那也是C3系和N系组合的问题,这丝毫不影响我用通古斯给C3系标签化的逻辑。韩族具有三支主频基因,分别是O3系、O2系和C3南支,韩语不同于汉语和日语的底层语言性态只能是C3南支贡献,这与中国C3南支在不同的地缘性态下对汉语的贡献产生的差异性并不矛盾。

汉族之汉与胡狄之汗并不关联,汉族之汉来自于刘邦的封号,中国王朝的国号很多都是继承前朝封号以示正统性和连续性,刘邦的汉王是项羽以楚怀王名义分封的,胡狄的汗或者可汗(khan)是来自于他们的语言,就是汉族的王,广大之义都是附会的。韩族的韩来自于胡族的汗,只是中原用了韩这个字而已,用韩字减了胡味,似乎多了汉味。
15# value 韩语与通古斯语族差异极大,远远大于汉语与藏语的差距,这不是民族敏感性的问题,是语言划分标尺的问题,是纯粹的语言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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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启云 于 2017-2-21 19:47 编辑

34# value 没有必要和他多费这些唇舌,很多人貌似“公正”、“中立”的观点是带有明显民族倾向性的,他们的观点在同一标尺下,刻意针对的民族与刻意忽略的民族,再明显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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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启云 于 2017-2-21 20:04 编辑

33# MNOPS 真是扯淡,华夏民族什么时候开始直接接触到阿尔泰语族的游牧、游猎部族的,从战国中期才开始的,在这之前,华夏民族正北方面对的,可能是脱去了阿尔泰语族语法的日秽语族群或是非华夏系统的汉藏语系部族,东北方是秽貊语部族,西北是非华夏系统的汉藏语系部族,少部分是东伊朗语族,华夏族群完全扩张到长城沿线的农牧更替带在战国中期,之前最多有少部分解除、渗透,不存在完全的族群聚居地接壤。先秦时期被华夏族扣上戎狄夷等字眼的部族,可不是日后沿长城一线的西北、正北面对的那些阿尔泰语系部族,东北方向直接接触阿尔泰语族部族的历史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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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value 韩语与通古斯语族差异极大,远远大于汉语与藏语的差距,这不是民族敏感性的问题,是语言划分标尺的问题,是纯粹的语言学术问题
启云 发表于 2017-2-21 19:39
我是以当前父系基因主频标签化确定的,语言上韩语的底层与通古斯语有一点点关联,仅此而已,韩语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融合语言,她没有很强的主导基干语言,韩语的类通古斯语言仅仅只是区隔汉语、日语、蒙古语的基底而已,这个基底本身却无法足够标识韩语,词汇、语音和语法皆是如此。

对于36楼,我觉得不用那么敏感化,充分地沟通可以让我们对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更准确地认识。
本帖最后由 value 于 2017-2-21 20:59 编辑
30# value 这就涉及到百济南迁的具体时间了,到底是在东汉、三国之交,还是两汉之交,亦或是按照《三国史记》的说法,在西汉昭帝年间,再就是沸流、温祚到底是传说的人物,还是真的是百济的始祖,《两唐书》明确说百 ...
启云 发表于 2017-2-21 08:33
细读史料,发现确实有此意味,但在公元280年百济还不具备灭马韩或者辰国的实力,那时辰国还在,否则西晋成书的《三国志》不会着墨将马韩诸国名称如此翔实的记录,然后还记录辰韩和弁韩被马韩掌控的情况,但是那时辰国已经开始在遭受百济打击了,失去了对辰韩的控制力,以致于辰韩可以脱离马韩的掌控而独自向中原朝贡了。百济即使攻陷马韩王都也不代表马韩覆灭,高句丽还多次被中原攻陷王都也没有亡国。

《晋书·卷九十七·列传第六十七》:
“ 韩种有三: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在带方南,东西以海为限。

  马韩居山海之间,无城郭,凡有小国五十六所,大者万户,小者数千家,各有渠帅。俗少纲纪,无跪拜之礼。居处作土室,形如冢,其户向上,举家共在其中,无长幼男女之别。不知乘牛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银锦罽,而贵璎珠,用以缀衣或饰发垂耳。其男子科头露紒,衣布袍,履草蹻,性勇悍。国中有所调役,及起筑城隍,年少勇健者皆凿其背皮,贯以大绳,以杖摇绳,终日欢呼力作,不以为痛。善用弓楯矛橹,虽有斗争攻战,而贵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种毕,群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农事毕,亦如之。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谓为天君。又置别邑,名曰苏涂,立大木,悬铃鼓。其苏涂之义,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恶有异。

  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频至。太熙元年,诣东夷校尉何龛上献。咸宁三年复来,明年又请内附。

  辰韩在马韩之东,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韩,韩割东界以居之,立城栅,言语有类秦人,由是或谓之为秦韩。初有六国,后稍分为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国,合四五万户,各有渠帅,皆属于辰韩。辰韩常用马韩人作主,虽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也。地宜五谷,俗饶蚕桑,善作缣布,服牛乘马。其风俗可类马韩,兵器亦与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头使扁。喜舞,善弹瑟,瑟形似筑。

  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二年复来朝贡,七年又来。


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是公元280年,马韩和辰韩分别向中原朝贡,而马韩朝贡特别频繁,太熙元年是公元290年,依然是晋武帝的年号。咸宁三年是公元277年,是晋武帝在太康和太熙之前用的年号,但是行文上就让人无法理解了。“明年又请内附”则是很有意味,这太让人熟悉了,比如秽国受到朝鲜压迫而向中原请求内附,匈奴内斗竞争失败的可汗或者部落也会向中原请求内附,这表明马韩受到了百济极大的压力,因而也像秽国那样请求向中原内附,这种政治请求是建立在马韩或者辰国还存在的前提,这里的“明年”是指咸宁四年,也就是公元278年。

百济国是三国时期割据辽东的公孙家族的打手势力,并且百济和公孙家族联姻了,但是公孙家族被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所灭,百济国和中原关系开始变质,百济是中原扶持的外来势力,公孙家族割据辽东时也有意让百济打灭马韩的,但这是公孙家族割据辽东时候的战略规划,是家族的利益,而曹魏消灭公孙家族后则不存在这种规划。没有公孙家族,百济则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开始侵扰马韩,当司马家取代曹家成为中原皇帝时,马韩则开始了积极地政治攻势,也就是希望中原王朝节制百济而保全自我,故马韩极其频繁地向中原朝贡,此时百济还没有灭辰国或者马韩。
发现中国的史料和日本的考古的匹配性特别好,也与韩国没有历史政治化内涵的考古匹配得很好,唯一不好的地方只在于朝韩的历史政治化,朝韩历史虚构太多,这种虚构是历史积淀性的,然后被继承并且被不断迭加虚构,而朝韩的历史政治化和虚构在中日的文献和考古之间穿帮。

我曾在本论坛最早的帖子分析过韩国父系基因的地区基因和姓氏基因的成因,发现其效力越来越高,已经越来越接近韩国历史的原本面目,其实中原早期对朝鲜半岛南部的史料记述是很清晰的,但是后来我们被韩国的政治化历史或者一些文字的片面理解(特别是“韩”字)而将本来很清楚地记述变得曲解。

以下是6年前的发帖原文,当然有部分内容要调整,但是核心部分是不变的。

韩国的父系Y染色体数据:

O3-M122 44.3%
O2b*-SRY465 22.5%
O2b1-47z 8.7%
C-RPS4Y 12.6%

O2b总和 31.2%


韩人是以C3(韩民族主要是C3d和C3*,没有阿尔泰的标志基因C3c)为底层和原生的人群,秽人是以O2和O3混合的人群,汉人是以O3为原生的人群。韩人以半岛南部的C3为基础吸收汉人和秽人融合形成现在的韩民族。

原新罗【图中右下角的庆尚道(Gyeongsang)】的C3明显高于韩国其他地区的C3,表现了韩民族的南部起源,庆尚道的C3比例达到16.7%,比例高于全国C3平均水平12.6%,表达了韩人的南部起源。



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同一民族不同人群的基因混合已经相当均匀,但是仍然存在均匀度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度可以做为判断不同姓氏的原本差异。韩国的全国平均比例可以做为差异度的基准,而不同姓氏基因和基准的差异可以透视某些历史。

(O2b包括O2b*和O2b1)
平均:C3 12.6%   O2b 31.2%   O3 44.3%

金姓:C3 21.9%   O2b 29.4%   O3 39.3%
李姓:C3 20.1%   O2b 31.4%   O3 43.3%
朴姓:C3 12.5%   O2b 45.8%   O3 33.3%
崔姓:C3 12.5%   O2b 40.6%   O3 42.2%
郑姓:C3 24.4% O2b 31.2% O3 42.2%

人口数据引述维基百科:韩国姓氏人口排名(2000年数据) (人口不考虑性别差异,等同于男女比例相同)

韩国历史上的两个朝代的建立原来是有力量基础的,新罗时代的金氏和朝鲜时代的李氏,他们王权的建立是有群众基础的。不过这里可能会有循环逻辑,因为金氏和李氏成为王族姓氏,而让别人附会了,从而壮大了姓氏力量,这里可能需要对姓氏的本贯(祖籍地)深入分析才能得出判断。

从O3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各姓氏混合度差异不大,基本都接近基准,差异体现在C3和O2b上。金姓、李姓和郑姓的O2b和基准差异度相近,但是他们的C3比例都显著高于基准;朴姓和崔姓的C3和基准差异度一致,但是O2b显著高于基准。基准做为融合均匀度的表征,金姓、李姓和郑姓在O3和O2b与基准基本一致,差异性在于C3,朴姓和崔姓在O3和C3与基准一致,差异性在于O2b。对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判断金姓、李姓和郑姓的本源来自于半岛南部土著C3人群,而朴姓和崔姓的本源来自于秽人。这里要特别强调民族融合产生的基因混合均匀度,这是我们可以把全国基因比例做为基准的逻辑基础。O3虽然做为韩民族最大的人群基因比例,但是由于迁徙的分散性和与O2b人群产生的对冲,使得人群比例最小的最早土著人群占据了语言和意识上的主导。

我原来一直怀疑辰韩的第一位头领朴赫居世居西干有卵生神话是抄袭,现在看来未必,应该和朴氏的人群来源有关。但是辰韩后来被金氏完全替代表达了土著力量重新主宰权力,这是由金氏的C3比例和人口比例来应证的。由辰韩的权力更替,反映了韩人和秽人的激烈斗争,由于土著文化和力量的落后性,不论在辰韩,还是马韩,韩人都被外来的秽人占据过主导权,虽然外来的秽人已经融合于辰韩,但是应该还是存在某种缝隙。新罗的金氏踢开朴氏独霸权柄,本来朴、昔、金三家轮流坐庄的,其中昔氏出身倭人。新罗借助中原的力量,把马韩从扶余的征服中解救,韩人实现了触底反弹和咸鱼翻身,在新罗后期实现了自我主导。单独的秽人和汉人都可以征服韩人,但是由于秽人和汉人本身的激烈矛盾,最后让韩人坐山观虎斗而坐收渔人之利。这里韩人有动态概念,从原本的通古斯人利用汉人和秽人的对冲吸收融合汉人和秽人,而使得韩人已经不同于最初的土著形态,不论是基因还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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