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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七垣漳河型的"漳"对应是"商",现在看应该是成立的。但是,后岗二期也是个强势的考古学文化,它不走,下七垣怎么来?同时,漳河也是从山西流过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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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是直系、旁系区别,也许是贤王、庸王区别。
geoanth 发表于 2017-7-16 21:59
三报两示全是庸王,这可真憋屈。
O3a3c* (M134+, M117-)
现在开始介绍郑州商城发现的两处早商铸铜作坊遗址,这两处作坊遗址直接关系到本帖的主题“二里头是夏是商?”
郑州商城迄今共发现两处早商铸铜作坊遗址,一处在郑州商城南城墙外侧的“南关外”。一处在郑州商城北城墙以北的“紫荆山北”。前者被认为是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后者被认为是始建于二里岗上层一期。
随着现在研究的不断深入,表明偃师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铸铜作坊仍在使用,其中最大的一处铸铜作坊面积有一万平方米以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偃师二里头都邑衰微后,这处在当时唯一能够制作礼器的铸铜作坊被迁到了郑州商城——就是郑州商城的“南关外铸铜作坊”。这两处铸铜作坊的年代也恰好是相衔接的。
后面在介绍偃师二里头的青铜器和墓葬时会详述。
殷墟四期未见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表明《史记》的记载是确有其事:周人并未对商人扫穴犁庭。
而偃师二里头遗址6公里之外出现的偃师商城,以及二里头最大的铸铜作坊被迁到郑州商城的“南关外”,同样应该能说明《史记》的相关记载是可信的:商人也应该未对夏人扫穴犁庭。
二里头三期出现的鬲,我认同hercules的判断,它很可能来自辉卫文化。
郑州商城“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
位于郑州商城南墙外的陇海东路两侧,北距商城南墙约700米,1954年秋和1955年春发掘,遗址面积约有2.5万平方米。
遗址范围内熔铜炉设在东北隅,铸造场地位于西南隅,两者相距60米左右。发现有商代二里岗期铸铜场地、窖、穴、壕沟等遗迹,以及铜矿石、木炭屑、熔铜坩埚、铜渣锈面、铸铜范模、残铜器、红烧土及陶、石、骨器等遗物。
郑州商城“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
遗址出土生产工具范数量较多,有䦆、刀、锥、斧、凿范等器类。
武器范有镞、戈范等器类;容器范有鬲、鼎、爵、觚、斝、罍等器类,此外还见到花纹范。
发掘出土青铜器类有䦆、刀、钩、簪、镞以及鬲、斝残片等。出土陶器有鬲、甗、鼎、斝、爵、豆、簋、大口尊、器盖等器类。发掘者初步推测“南关外铸铜基址的使用时间是从商代二里岗期下层开始,一直延续到商代二里岗期上层。”
郑州商城“紫荆山北铸铜作坊遗址”:
位于郑州商城北墙外三百余米处的河南饭店一带,1955年春至1956年春发掘,遗址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
发掘揭露铸铜场地、铜锈面、房基、灰坑、窖穴等遗迹,出土炼铜坩埚、铜矿石、铅块、铜渣、红烧土、陶范及陶、石、骨蚌器等遗物。
郑州商城“紫荆山北铸铜作坊遗址”:
该遗址所见陶范以生产工具范较多,其次是容器范,种类有刀范、镞范、车轴头范、花纹范等。
出土青铜器有钺、镞、钩、簪等,出土陶器有鬲、爵、豆、簋、大口尊、瓮、盆、罐等器类。发掘者推测“紫荆山北铸铜基址的使用年代,应属于二里岗上层。”
除上述两处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外,在郑州商城西墙外侧的人民公园一带也曾发现有熔铜工具“将军盔”残片。
郑州商城的“紫荆山北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了工房,这与“南关外铸铜作坊”的露天作业有所不同。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发现的商代后期铸铜作坊遗址,也发现工房。工房的出现标志着二里岗上层铸铜业的发展。
“紫荆山北铸铜作坊”更值得介绍的是该遗址出土有车轴头范。车轴头范的发现,是这座铸铜作坊生产品的新因素,这说明早商时期已经出现车辆,并使用了青铜车饰。
商代中期出现的战马车是引进来的,此在西方学术界已经是定说,欧亚大陆各地的考古发现已经基本上证实了它。夏含夷认为马车的发源地是高加索,然后西传到美索不达米亚,东传到中国,其形制在传播过程中稍有改变。
不过,偃师二里头的考古发现也证明,战马车在商代中期引进来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其他种类的车辆。它们的具体遗迹目前还没有被发现,只是在二里头发现了轮迹,这些车辆具体的形状还无从复原。而郑州商城出现的车轴头范,也说明早商时期商人已经在使用车辆。
关于“奚仲作车”,说点自己的看法。《左传·定公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
对于夏商时期薛国的地望,历代文献记载及后世学人均以今山东滕州市南部的薛国故城为是,向无异辞。薛宰去古未远,且为薛之公族,所言先祖所居,当为信史。
前掌大遗址与薛国故城仅一河之隔,两处遗址的文化内涵及时代紧密衔接。
在前掌大遗址共发掘5座车马坑,谷飞把这5座车马坑与殷墟发掘出的40余座车马坑作比较研究,发现两者的共性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多东西几乎可以说是一模所出。
前掌大应该就是薛人遗址,前掌大出土的车马坑表明至少在商末周初,薛人仍保有作车的传统。如此看来,中国古典文献中的许多记载并不是随意瞎说的。
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鼎:
郑州商城共出土青铜鼎20件,依其整体形制可以区分为二型,即A型方鼎、B型圆鼎。其中方鼎8件,圆鼎12件。
郑州商城迄今所见的8件方鼎均出土于青铜器窖藏坑,学术界普遍认为它们是早商的王室重器。此类方鼎略作正方形鼎口,斗形方腹,半环耳,中空柱足。与晚商盛行的长方形口、实芯柱足的青铜方鼎在形制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从出土情况来看,鼎显然是早商青铜礼器中的大宗。8件青铜方鼎所在的三座窖藏坑埋藏年代均为白家庄期,但这8件方鼎在形制、纹饰及铸造技术上有着显著的差别。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并非同一时期铸造,彼此之间有年代早晚的关系。
鼎无疑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从早商时期商人对鼎的重视程度上看,商人接受了夏人关于“鼎”的内涵,史书上讲的殷承夏制,看来所言非虚。
陈旭通过对早商8件方鼎形制、纹饰及铸造技术的研究,结合郑州商文化分期及郑州铸铜遗址年代研究的结论,推定8件方鼎中最早者(NH1:4)铸造年代属南关外期,最晚者(DLH1:1)铸造年代为二里岗上层期,其他6件介于这二者之间,而且都有一定的时间差,因此提出了8件方鼎与早商王世的对应问题。
陈旭认为,郑州商城I式方鼎所饰的乳钉纹和斜线划纹与偃师二里头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且此类方鼎造型也可能来源于二里头文化陶方鼎。而郑州早商文化开始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又称南关外期,南关外铸铜作坊也始建于这一阶段。因此,I式方鼎的出现与偃师二里头四期的大型铸铜作坊被迁到郑州商城的南关外密切相关。
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鬲:
郑州商城共出土青铜鬲9件。形制:圆拱形双立耳,宽平沿面,深腹,分裆款足,尖锥状足根,一耳与一足上下对应,另一耳在两足间。纹饰:颈部多饰以变形虁纹、连珠纹或弦纹,腹部及袋足部多饰以“人”字形纹或“乂”形纹。
作为从下七垣文化时,就是商人第一炊器的鬲,在上升为青铜礼器后,其地位显然不及鼎。
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盉:
郑州商城共出土青铜盉6件。形制:圆形顶,鸡心形或椭圆形口,细长管状流,顶下有一折棱,颈部稍内收,分裆较高,三袋足瘦长外撇,与流相对应的一侧有半环宽带状鋬。纹饰:顶部管状流两侧多饰有两个对称的乳丁,与流组成一组抽象的兽面纹,颈部饰以带状兽面纹或弦纹数道。
之所以介绍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盉,是因为在先秦文献中,盉为夏人之灌器,所谓的“灌器”指行灌祭之礼时用来盛酒的器具。
陈旭第一个发现:在郑州商城南关外、紫荆山北两处铸铜作坊遗址中迄今未见到盉范,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因此,作为夏人之灌器的盉,它在早商青铜器中的出现应该是输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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