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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8] 西晋、东晋司马氏:间接证据。有候选父系

概述:


目前研究进展:


     临沂洗砚池晋墓M2并没有出土足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材料。洗砚池墓地所在地点应该是属于琅琊王氏的土地。 但有学者考证认为M2墓主可能是琅琊武王司马伷的长子司马觐。经过DNA检测属于C3南支-F3880+ F948+。M2墓主是否与司马氏有关,还有待继续研究。


参见:
http://www.ranhaer.com/thread-34751-1-1.html
http://www.ranhaer.com/thread-34778-1-1.html


后续相关研究要点:
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说明一下。这篇古DNA报告仅仅是 M2本身的测试结果。因为洗砚池晋墓M2被盗,没有足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文字信息,因此“M2属于司马氏男性”的观点还只是历史学家的推测(规格等等)。况且,洗砚池晋墓所在的地点原来是王氏家族的庄园,始终还是存在一些疑问的。古DNA报告本身也说了,这只是M2的测试结果,司马氏的Y类型还是待定的。

http://www.ranhaer.com/thread-34751-2-1.html

盗墓的真可恨
一看见琅琊王他老人家,我就想起”牛继马后”的传说了。
为什么司马氏就不能是C3呢?为什么古汉族就不能有C3呢?赵国大堡山墓就已经检测到了C3南支,说明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C3南就已经是华夏族的一部分了。而且曲阜孔氏的后裔也检测出了C3南支。另外在其他一些藏缅民族中也发现了比例不低的C3(比如土家族和哈尼族)。发现论坛上某些黄汗的心态很可笑,为了证明华夏族是纯O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要把C3推给周边其他民族。
探究人类学真相,为南方民族发声
不知河内的这一支司马氏来源是什么?
为什么司马氏就不能是C3呢?为什么古汉族就不能有C3呢?赵国大堡山墓就已经检测到了C3南支,说明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C3南就已经是华夏族的一部分了。而且曲阜孔氏的后裔也检测出了C3南支。另外在其他一些藏缅民族中也 ...
MNOPS 发表于 2017-7-18 23:08
这个论坛有哪个皇汉说华夏是纯O啦?我就是C3南,我就是皇汉,你这么恨皇汉?皇汉吃你啦?喝你啦?抢你啦?
5# lindberg
根据西晋的官方说法,其先出自帝髙阳之子重黎,周宣王时担任司马的程伯休父是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人物,秦汉之际司马卬被封为殷王,“都河内(今温县),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晋书》是唐初年修,不过基本是把以前的“资料”裁剪而成)

标题

这个论坛有哪个皇汉说华夏是纯O啦?我就是C3南,我就是皇汉,你这么恨皇汉?皇汉吃你啦?喝你啦?抢你啦?
9898155 发表于 2017-7-18 23:36
这人有毛病。
O3a3c* (M134+, M117-)
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说明一下。这篇古DNA报告仅仅是 M2本身的测试结果。因为洗砚池晋墓M2被盗,没有足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文字信息,因此“M2属于司马氏男性”的观点还只是历史学家的推测(规格等等)。况且,洗砚池晋墓 ...
Lep1dus 发表于 2017-7-18 19:39
我最近在想,该处“庄园”未必一定和琅琊王氏有关。因为该地并未出土与琅琊王氏相关的考古证据,判断为“王氏故居”理由来自县志记叙的内容及后世的地表建筑。
我曾到过“王羲之故居”,该“庄园”的占地面积并不大,墓室位于整个园区的正中心。如果该园区果真是琅琊王氏的故居,那么有以下疑点:第一,同时代的墓葬位于整个园区的正中央,与被认为是王氏故宅的普照寺仅不到百步之遥,与常理不合,不知是否有过类似的案例。第二,王氏在琅琊聚族而居,其墓葬应以墓群的形式出现似更为合适,这么单独的两个墓葬出现只能说明身份特殊。第三,该墓葬时间应晚于公元289年,琅琊王氏于公元307年举族南迁,南迁后似乎并没有家族回葬琅琊的记载,需要考察在公元289年到307年间有无身份特殊的王氏族人离世的记录。
综上,我怀疑该园区最初可能是一处陵园而非庄园,只是在后世其地表建筑及遗迹被附会为与书圣王羲之有关。若是陵园,则其墓主身份依然不能确定,从墓葬规格看,琅琊王司马觐与司马裒的可能最大,琅琊王氏作为当地大族也不能完全排除。
考察同时期其他陵园的形制,可能对证实这一猜测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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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yan

C-M130交流群:542136235
历史上河内司马氏后裔在永嘉之乱及后来刘裕对宗室的屠杀中损失殆尽,或隐姓埋名。在自称河内司马氏后代中最为知名当属司马光一族,不过司马光家族的来历也有诸多疑点。其自称的先祖司马阳并不见于正史。
而如今河南的司马光后裔是明代由绍兴迁往夏县,清代再由夏县迁到洛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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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130交流群:542136235
虽然在晋末对宗室的屠戮中司马氏损失惨重,但司马馗一支的司马楚之渡江潜逃,入仕北朝。其后代在北魏朝也颇为兴盛。1965年在大同发现了其子司马金龙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墓志,说明了其身份与世系。此外,墓葬中还发现了司马金龙及其夫人的头骨及部分骨骸。对其遗骨进行DNA检测,当能作为河内司马氏类型的重要证据。当年主持发掘工作的是山西大同市博物馆,只是不知时隔多年是否还能找到遗骨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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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130交流群:542136235
11# 豢龙氏
我们曾向大同方面打听,可惜遗骨没有采集。
这篇文章对洗砚池和王氏故居的关系有严密的考证。张学锋:《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墓主身份蠡测——以随葬品的考察为中心》,《文史》,2008年1期

http://pan.baidu.com/s/1qYhpJ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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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豢龙氏
我们曾向大同方面打听,可惜遗骨没有采集。
yoluqi 发表于 2017-7-20 16:44
那真是非常令人惋惜
C-M130交流群:542136235
似乎徐州西晋下邳国也是司马
5# lindberg
根据西晋的官方说法,其先出自帝髙阳之子重黎,周宣王时担任司马的程伯休父是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人物,秦汉之际司马卬被封为殷王,“都河内(今温县),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晋书》是唐初 ...
yoluqi 发表于 2017-7-19 09:34
休盘和程伯休父,在金文史上几经反转,最新的一次源于横水M1出土的带有45字铭文的倗伯偁簋。
休盘,又称走马休盘,现存南京博物院。

柯昌济《韡华阁集古录跋尾》:“走马官名,《周礼》作趣马。休人名。按《诗》有程伯休父,为宣王时人,与此器文字时代相合,唯休父为司马,而此休为走马,官职颇不相符,是未可以一人解之也。”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里有类似的论述,以为走马就是《诗经》里的程伯休父:
“走马休当即《常武》之“程伯休父”,《毛传》云“程伯休父始命为大司马”,依《周礼》大司马之属有趣马,即此走马。趣马之职见于《诗》者其位颇高,—此走马休必系走马之长,虽非大司马,然相去必不远。益公亦见《乖伯簋》,二器字体亦甚相仿佛。“
后来,陈梦家对郭沫若之说提出异议,指出走马休与程伯休父未必定是一人。

而白川静和唐兰则强调走马休盘和乖伯簋均载有益公,走马休盘应为西周中期铜器,怀疑走马休和《诗经》的程伯休父不指同一个人。

以现在为止,这种结论几乎变成定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把休盘定为II型I式盘,关于年代几乎要直说“为恭王前后器”。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同样把休盘定为共王20年(公元前903年).
但是,山西横水出土倗伯偁簋后,夏含夷对此“几乎为定论之说”提出了挑战。

夏含夷以倗伯偁簋所载23年也记载有“益公”为出发点,重新审视“益公”其人。
从倗伯偁簋铭文看,益公显然是此器重要人物。过去学者们多以为西周金文里的“益公”指同一个人物。

夏含夷指出,“有没有可能西周时代不但有一个生称的“益公”,而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益公”不像倗伯簋的“偁”、“永”、“休”那样是独立的名字,而是一种尊称,像“武公”那样,不同氏族的领导都可以利用。”
夏含夷由此展开论证。
夏含夷认为,应“重新考虑休盘是否会定在西周晚期,特别是宣王时代,有至少三种因素作为这样断代的依据:

第一,如上面所指出,休盘器形和铭文字体都显得西周晚期特征。

第二,休盘铭文尽管载有“益公”的名字,但是根据益公钟可知西周晚期可能也有一个“益公”,因此休盘的益公可能不是西周中期的益公,而是益公钟的益公。

第三,如柯昌济和郭沫若指出那样,休盘的“走马休”和《常武》之“程伯休父”可能是一个人。《常武》是《诗·大雅·荡之什》的诗,《诗·小序》谓“召穆公美宣王”,诗里提到“南仲大祖”和“大师皇父”率领“六师”征伐“南国”、“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还命令“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毛传》云,“程伯休父始命为大司马”。在休盘铭文里休称作“走马休”,如郭沫若所释,“走马”和“大司马”的官制相似。不但如此,从某些新近出土的铜器铭文诸如驹父盨盖(集成4464)和文盨,我们现在知道在宣王18年和23年周军都曾征伐了“南国”。因此,休盘铭文所载20年年代记载与《常武》说“程伯休父”参加“六师”征伐“南国”的历史背景相当仿佛。这些证据都说明休盘可能是宣王时代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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