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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一下一篇新的大汶口的文章

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形态的思考
—来自DNA和稳定同位素的证据
董 豫 栾丰实
关键词:大汶口文化 亲属制度 古DNA 稳定同位素分析 广饶傅家遗址


文章的结果大致是这个村落是母系传承的,而且没有形成夫妻关系的核心家庭

结 语
傅家遗址已发掘的墓葬有300多座,经
我们测试分析的墓葬只有23座,这23座墓葬
是否能代表傅家遗址的整体情况难以确定。
但就古DNA分析的结果来说,经过初步的统
计分析,我们认为在90%的情况下该遗址至
少有300人都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序列[36]。
也就是说90%的概率下傅家遗址是母系氏
族。同时,傅家墓地发现的男性个体应该都
是该母系氏族的成员,并不是入赘的女婿。
也就是说,至少在丧葬习俗上,相比于血缘
关系,婚姻纽带关系是被弱化的。
傅家遗址强调血亲忽视姻亲的表现在中
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并不是孤例。前文中
提到的曾有学者对史家遗址的头骨进行测量
并试图判断其社会组织形态[37]。史家遗址的
大多数个体都有比较接近的头骨测量数据,
这说明墓地中的大多数个体都有较近的血缘
关系。如果有嫁入或入赘的个体,这些个体
的头骨测量数据应明显区别于该墓地的大多
数个体。然而史家遗址的情况并非如此,嫁
入或入赘的个体很可能并不在其中。民族学
上也有类似的母系氏族案例,例如印度的纳
亚人[38]、中国西南地区的摩梭人[39]、澳大利
亚的土著[40]等。在这些社会中,丈夫并没有
融入其妻子的亲族,相反他们为自己的母系
氏族工作。美国人类学家施耐德(David M.
Schneider)甚至认为如果夫妻之间有太强的
纽带不利于母系氏族的保持[41]。
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性,除
了以上在古DNA方法和稳定同位素方法两部
分已经论及的普遍局限性外,这两种方法适
用于傅家遗址还有其特殊性。人群历史也会
影响人群的基因结构,如果广饶地区的人群
曾经历严重的瓶颈效应使其线粒体DNA的多
样性减少至一支,而Y染色体碰巧保留了至
少两支,那么无论傅家的社会组织形态如何
我们都会观察到以上结果。这里指的瓶颈效
应可以是环境或社会原因造成的人口数量骤
减,也可以是该地区的人群都是少数开拓者
的后裔。鲁北地区的考古工作相对较薄弱,
目前我们没有相关考古证据表明该地区曾经历
严重的瓶颈效应,希望以后更多考古工作的开
展可帮助我们更好的解释现有分析结果。
傅家遗址水井的使用,以及不同水井可
能有不同的氧同位素值为我们分析傅家的社
会组织形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于饮
用地表水的遗址则不能做类似的分析,因为
地表水常常在比较大的范围内都有相对一致
的氧同位素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两个群体
的居住地有一定距离,其氧同位素值可能也
会比较接近。另一方面,对于饮用地下水的
遗址,一般也需要其地下水来自不同的地区
从而有不同的氧同位素值。所以傅家遗址得
出上述分析结果是非常特殊的,这一结论有
待其他遗址的数据给予验证。
从以上对傅家遗址的个案分析可以看
出,古DNA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能较全面地重建古代社会组织形态。虽然傅
家遗址的数据并不支持大汶口晚期社会已从
母系向父系过渡这一假说,我们还需在更多
的遗址开展类似工作进一步验证。大汶口文
化晚期不同遗址的社会分化程度不同,有些
遗址贫富差距明显,如大汶口遗址、野店遗
址、西夏侯遗址、陵阳河遗址等。而有些遗
址则较为平等,如傅家遗址、五村遗址等。
我们可以想象不同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可能
也有差别,包括继嗣关系、婚姻关系等。通
过了解大汶口文化其他遗址以及时代更晚一
些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我们才可能认知新
石器时代晚期是否发生了从母系到父系的转
变,并进一步探讨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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