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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早期中国

最近在看许宏的微博,发现该文,收益颇多。对夏商周以及戎狄、禹分别作了推测,思路开阔,有理有据,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该文发表于考古学报2017年第三期,作者李旻
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上)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下)





只是可惜没有人类学相关的推断,坛友们有什么想法

另附几个小文章
没有青铜时代全球化带来的冶金术、麦类作物和食草家畜就没有中国的青铜时代,没有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转变也就没有三代的历史。传说中的夏代崛起于晋南,先商和先周文化一个来自冀南一个来自西北,分别出自北方、燕辽和西北文化系统或至少是半月形地带与中原交界处,按照李零的说法,三者都“大有胡气”。
从地缘关系上看,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段,此前和此后的中国乃是两个世界。此前中国的世界体系在东亚,东亚的文明中心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此后中国的世界体系一变而成为欧亚,原来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在核心地区衰落,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兴起,在与豫西和晋南这一唯一没有衰落并保存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复杂社会的区域互动中,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新格局。
(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石峁城址的市场特征与石峁玉器的一般等价物功能:
1.商品交易市场的地理优势。处在农牧交错带上的边贸城市,农、牧产品便可以成为石峁城址日常生活基础资料的基础投资品。
2.作为市场的安全性。石峁外城的城墙很有可能主要用于交易市场的安全防御。
3.货币——玉器一般等价物的新认识。由于石峁城址是介于农业与牧业族群之间的贸易市场,石峁人就是联接农人与牧人之间的中间商。在金银贵金属成为公认的价值体系之前,唯有玉器价值可以得到农人与牧人的一致认同,最终导致玉器在当时被推为跨文化、跨区域、跨政体、跨族群、跨生业模式的商品贸易的一般等价物——货币。
4.石峁人牲、人祭、人殉的特点。有理由推测,石峁的人牲、人祭和人人殉使用的很有可能是买卖获得的女奴隶。出于对奴隶使用价值或成本价格的权衡仅用女奴隶,这是与安阳殷墟人牲、人祭和人殉最本质的区别。
准此,我认为石峁城址为代表的石峁集团即老虎山文化,是一个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奴隶制国家。
陶寺遗址晚期社会——石峁集团的“国家奴隶制”。我们初步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即陶寺文化中晚期之际,石峁集团奴隶制国家曾将晋南地区的中原文明核心陶寺邦国征服,作为其殖民地,整体上将陶寺文化所建立的邦国政权摧毁,并将陶寺邦国的遗民,整体沦为石峁集团的生产奴隶,为石峁集团从事农业、牛羊肉食养殖、羊毛产业、石器制造业殖民经济生产。
(何驽:《中国史前奴隶社会考古标识的认识》,《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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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文明,叶斐(Norman Yoffee)定义为 “在文化的层面上,古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  社会记忆是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的重要来源, 它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形成文化认同。 在口头叙事与文献典籍之外,山川形胜、传世古物、宗教仪式、生活技艺都可能成为传承社会记忆的载体。文献典籍中的三代文明观,是先秦国家追溯历史,阐释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时使用的基本时空框架。因此,寻找三代王朝的史迹一直是中国考古学核心议题之一。

  先秦文献中,三代历史传统的开端涉及以下内容:一、圣王纾解水患,奠定早期王权;二、冶金发端,青铜礼器成为王权的象征;三、以晋南盆地和伊洛河谷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格局;四、禹迹天下观。虽然传世文献书写的时间与它们所追述的事件间隔千年,但是它们关于过去的传述可以通过考古学手段独立考察——这些文献与传说,哪些内容是来自三代早期的社会记忆,哪些又属于后代所创造的政治传统?通过拉长历史研究的时间框架,本文尝试在考古与文献聚合之处观察早期中国社会记忆的传承,并寻找经典传统发生的时代和动因。

  本文首先使用考古聚落方法建构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两千纪中期早期中国政治格局。然后,通过考察商代的社会结构探讨商代以前的历史遗产的传承。最后,从聚落考古学角度检视文献记载中周王朝肇建时期政治地理的布局与商代之前政治空间特征之间的关系。在对社会记忆的研究过程中,本文关注的是空间范畴和辨识度的变化:从何时开始,历史地理与聚落考古分布特征出现高辨识度的契合?这涉及在考古重建的长时段历史与文献经典之间寻找承载社会记忆的时空交叉点。

  一 、龙山时代政治格局

  (一)龙山转折:政治实验与互动网络的拓宽

  本文所指的龙山时代以良渚社会的崩溃和陶寺早期为开端,以二里头的崛起为终结。这段时期政治发展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政治实验和互动网络的拓展。华翰维把早期国家的形成视为一个政治实验的过程,其中包括一系列建立王权的尝试,导致这些尝试成败的历史因素,以及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积累而成的历史传统。无论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还是出于政治目的所发明的过去,对历史遗产的强调显示政治实验这个概念兼顾了个人行动力和传统的力量。

  龙山时代的政治实验在东亚、北亚、中亚三个文化互动圈交汇的框架内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张光直提出的史前中国互动圈,珀赛提出的连接西南亚与中亚城市的亚洲中部互动圈,寇尔所描述的联接草原和林区牧人与渔猎社会的北亚互动圈,在阿姆河、阿尔泰山、河西走廊、阴山沿线交汇,构成广义的龙山世界(图一)。三个互动圈的交汇联接起迥然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网络。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西南亚青铜时代中期城市间贸易网络的成熟,畜牧、牛车运输、和矿业的扩展,以及中亚农牧绿洲城市的发展共同导致欧亚草原流动性上升。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青铜时代城市国家通过交易青金石、绿松石、红玛瑙珠、冶金原料、象牙、海贝等贸易活动联系在一起,并有楔形文字文书与印信往来。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北部适合灌溉农耕与富有矿藏的地区都得到开发,并存在瑟拉子姆、绍图盖等来自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的贸易据点。位于草原与中亚之间的泽拉夫尚山谷,因为富产多种金属矿藏而成为当时重要的资源输出中心。在这些中亚绿洲城市周围的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草原陶器与居址,显示这里成为欧亚草原与西南亚城市经济网络交汇之处。



图一  龙山时代三个互动圈示意图(李旻绘制)



  欧亚草原与林区渔猎社会之间的频繁交流,使得北亚物质文化风格逐渐趋同,并在公元三千纪晚期形成分布广阔的安德罗诺沃物质文化传统。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开始的阿尔泰北麓林区冶金活动,到三千纪末发展成为成熟的合范青铜铸造技术。其具有代表性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分布范围涵盖西到芬兰、东到南阳盆地的广阔地域。中亚、北亚的冶金传统随着这个技术与交换网络进入河西走廊、鄂尔多斯以及富有铜矿的晋南与江汉,其合范铸造技术成为三代青铜礼器传统的发端。

  中亚、北亚与黄河中上游史前社会的往来在马家窑文化晚期已现端倪。青海柳湾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多座墓葬中,已经出现三角斜线纹与锥点纹装饰的桦皮矢箙,显示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沿线已经存在交往,北方渔猎民族与农业社会之间的毛皮贸易,可能是这种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随后,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墓葬中陆续出现货贝、石仿贝、铜制品,这些现象出现的背景是甘青农牧社会的繁荣所带来的人口流动与远程交往上升。此后,这些区域间交往的拓展导致冶金技术传统、畜牧与麦作等技术在龙山社会的传播。


青海柳湾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墓葬出土三角斜线纹与锥点纹装饰的桦皮矢箙(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文物出版社,1984)



  龙山世界中三个互动圈的交汇,导致结构完全不同的社会得以沟通,并拓展了地理、贸易、技术、宗教等知识。复杂的地貌特征、文化传统、政治结构又促使交汇区内各地社会作出不同的技术选择。其中,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中亚、西南亚、印度河流域城市社会的发展,为当时的互动网络赋予空前丰富的知识与技术多样性。这些青铜时代城市在公元前十八、九世纪相继衰落后,直到公元前一千纪阿契美尼德帝国崛起,中亚才迎来第二次城市化的潮流。

  龙山时期也是一个气候、生态、与生业经济意义上一个特殊的时代。此时正值全新世气候史上一个重要的异常波动期。综合不同分析手段重建的气候纪录显示全新世大暖期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终结,气候转为干冷。其中,从公元前2400年前后开始太阳辐射的改变导致亚洲季风的减弱,出现历时约五百年的气候异常。其间数度出现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降水在持续干旱之后发生至少两次大规模逆转,这种现象对黄土高原地貌的破坏性尤为明显——持续的寒冷干旱造成植被减退,在暴雨来袭时,河川流速流量都超过以往,形成直接威胁河谷与山前聚落的洪灾。同时,黄土的易蚀结构加剧了植被退化后的土壤流失。大量携带泥沙的洪水到达平原地区后流速减缓、泥沙沉淀,导致下游河床淤塞,河水溢出堤岸威胁平原聚落与耕地。在黄河上游的官厅盆地,中游的关中盆地、洛阳盆地,以及黄土高原支流河谷都曾发现这类洪灾遗存。

  两种洪灾成因互相关联,对河谷与平原聚落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此类相关灾变的蔓延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灾变规模的扩大可能造成人员的离散迁徙,被迫放弃一些传统生存地区,向有安全屏障的河谷和高地集聚,改变传统的政治与文化分界。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变,可能导致了公元前2300年前后,亦即龙山时期的肇始阶段,良渚和石家河等长江中下游聚落中心的崩溃。在西北和黄土高原,气候干冷促进了畜牧经济的拓展。从河西走廊,到阴山—河套—鄂尔多斯—西辽河流域,玉矿、金属矿脉、盐湖、草场等资源分布地带成为不同经济型态的社会群体交汇之所。

  气候的灾变改变了龙山社会政治发展的格局与走向。在这个变化中的框架之内,地形特征、社会回应、经济形态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发展轨迹。尽管对各地社会如何因应这场危机缺乏深入了解,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聚落考古方法观察龙山时期几个主要政治舞台之上,以早期都邑为中心的发展轨迹。早期都邑,指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聚落,并出现政权发展、社会分化、财富集中、物质文化与技术的多样性以及远距交换的迹象。周围城镇的出现伴随着早期都邑的繁荣,共同形成包含不同层级的聚落型态。建立王权与国家的尝试可能反复在这些早期都邑中发生。随着政治实验的规模和影响力逐渐扩大,这些尝试为后代社会留下持久的社会记忆与历史遗产。

  (二)高地龙山社会的崛起

  本文用高地龙山社会这个概念来概括太行山脉与河西走廊之间的聚落与相关考古学文化及地方类型——考古学文化强调器物群的排他性,而以自然地理定义的高地龙山社会强调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与各种交往。黄河及其支流成为维系高地龙山社会共同传统的纽带。虽然黄土高原复杂的地貌导致诸多风格流变,各地共享以鬲、斝等空三足器和双耳罐为核心的高地陶器造型、技术与装饰传统,并共同参与以龙山玉器为标志的交换网络与宗教传统。

  自公元前2300年起,包括汾河下游河谷与运城盆地的晋南出现空前规模的人口集中。高炜估计崇山北麓的陶寺遗址墓葬总数在一万座以上。墓地中最复杂的一组叠压打破关系涉及一百八十五座墓葬,为中国历代墓葬所仅见。墓地规模显示,陶寺居民总数,远远超过当时其他龙山遗址。如果以崇山南麓拥有两万座墓葬的曲村为参照,陶寺人口的规模大致相当于这座西周都邑的一半。


陶寺与崇山(美国地质局科罗拉卫星影像)



  陶寺遗址绝大多数墓葬朝向崇山主峰,表明随着早期都邑的成长,当地社会形成一套以崇山为中心的山川信仰,帮助陶寺大量集中的人口建立新的宗教传统与社会认同。苏秉琦指出,崇山南、北两侧的龙山聚落,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聚落群。长约五十公里的汾河谷地之中的这个环崇山聚落群成为龙山时代中国社会中人口最稠密的区域。这里发现的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它们的出现可能体现了当时大型政治联盟的形成。

  除了庞大的人口规模,陶寺体现出社会分化与文化多样性。以陶寺为首的晋南龙山社会,汇集来自辽东、山东、江淮,到河西走廊和鄂尔多斯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形成一套完整的物质文化传统。相较于龙山时期之前的墓葬随葬物品大量重复的特点,陶寺早期的高级贵族墓葬体现一套更加制度化和等级化的葬俗,墓主佩戴绿松石镶嵌腕饰,置身铺满朱砂的木棺之中,随葬乐器与丰盛的漆木彩绘陶器。苏秉琦用“王者之气”这个概念来描述陶寺早期统治者用物质文化来昭示权力与威望的尝试,并不纠缠于酋领与君王之间的类型学差别。陶寺早期墓葬出土的鼍鼓、石磬,是以钟磬为核心的三代贵族音乐的滥觞。这些三代文明核心符号的发端显示陶寺在早期中国社会记忆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陶寺南北的次级中心也都有发现以彩绘陶器和玉石兵器为主要陪葬品的墓地。类似的遗存出现在高地社会周边的河谷走廊,例如中条山南麓清凉寺墓地和太行东麓的汤阴白营遗址龙山早期遗存。


陶寺早期2001大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临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394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陶寺早期M2001大墓绿松石腕饰




下靳绿松石镶嵌白石贝腕饰(梁星彭、李兆祥、张新治:《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




陶寺中期M22壁龛大墓(何驽、严志斌、宋建忠:《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9期。)



  陶寺遗址规模在中期达到全盛。中期M22号大墓,规模与殷墟妇好墓与三门峡虢季墓等商周高级贵族墓葬相当。但是它的结构与商周礼制非常不同——墓室四周设置十一个壁龛,用于陈设食物、彩绘陶器、漆木酒器、玉器等。大墓在下葬不久即遭盗毁,残棺周围散布的绿松石镶嵌残片,盗洞内遗留的货贝显示出揭示陶寺早中期社会已经参与了前述自马家窑文化晚期开始形成的跨区域互动网络。附近拥有一千五百多座墓葬的下靳墓地,也出现佩戴绿松石镶嵌白石贝腕饰的墓葬,如M76。在陶寺与石峁墓葬中发现的铜玉合璧制品,进一步显示高地龙山社会与中、北亚冶金社会的间接交流以及物质文化领域的融合与创新。

  陶寺晚期遗存呈现出跨区域交流的上升。其中,晚期M3296墓墓主腰间佩戴的铜铃是金属响器首次在古代中国出现,并为后来的二里头贵族文化所传承。一只陶扁壶上的朱砂题名,书写形式与结构已经非常接近殷商甲骨文。而城中暴力行为遗留下的证据、贵族墓葬与宫殿建筑的系统毁弃集中反映出晋南龙山政权的脆弱性。

  陶寺中晚期之间的变故,伴随着于来自晋陕高原中北部的各种肥足鬲和单把鬲为主的器物群的上升,牛羊畜牧的增长。因此,陶寺及其周边遗址在晚期发生政治动荡的主因,可能源于黄土高原的政治势力对晋南盆地的渗透。这促使我们把视角转向高原社会。这里黄河支流河谷贯穿高原,形成连接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晋南盆地的通道。作为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的交界地带,物资的交换、人群的往来、政治势力的冲突在其间反复上演。而四千多年前,南北的折冲造在这里造就的不是军事边界,而是一个规模与陶寺相当的新兴宗教与政治中心。

  由三重石墙所环绕的石峁山城(约四平方公里),建于秃尾河谷高低错落的台地之上。其核心建筑是至少十一级、顶部面积约八万平方米的皇城台,其上布满大型宗教或政治聚集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包括陶器、玉器、人兽骨骼以及壁画碎片。皇城台附近分布有高规格的石墙建筑和贵族墓地,其大墓规模及格局与陶寺M22号大墓接近,并建有壁龛。



石峁石城




石峁东门(邵晶摄)



  另一核心建筑是位于山城内制高点的东门。这里远离西面河谷内的交通要道,规模宏大的石筑城门建筑群朝向沟壑纵横的旷野。东门石墙上曾装饰有彩绘几何纹壁画、石雕人头、坐像、立像以及大量玉器,门地道下发现多个人头祭祀坑。这些独特的遗迹和选址特征共同显示强烈的宗教性特征──东门不仅是城郭的入口,而且是仪式之门。这些的新的仪式场景表明,一个大型宗教与政治聚集的中心在陕北形成。

  石峁遗址内墓葬和祭祀遗迹曾经埋藏数以千计的玉器。东方西辽河流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江淮流域,西方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南方江汉流域后石家河龙山文化作坊都有玉制品流入,反映了龙山时代交换网络的扩展。无论是埋藏于特定地点,还是系统地插入石墙,石峁玉器的使用特征强调的是营造与界定神圣空间。中国史前社会使用玉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作为贵重物品随葬于长江下游的良渚贵族墓中,但以玉器祭祀山川的做法,在龙山时代才开始在各区域社会中广为传播。

  造型方面,高地龙山玉器群结合东方社会传统形制和新创造型。陕北石峁、芦山峁等遗址不仅使用良渚传世玉琮,还使用来自各地龙山作坊的仿制品。同时,石峁遗址的仪式性活动中大量使用玉牙璋。早期中国许多考古遗址的埋藏场景显示玉牙璋的出现与山川祭祀仪式有关,例如沂南罗圈峪的丘陵石缝中、洛汭花地嘴的祭祀坑中、成都平原三星堆和金沙的河畔祭祀坑中。玉牙璋和相关仪式的扩散,可能体现了一种新的宗教网络的跨区域传播──在这种宗教传统中,这些玉器被用作祭器来召唤山川形胜中的超自然力量。

  石峁发现的人头石雕、坐像、岩画、货贝、绿松石珠、鸵鸟蛋壳、铜齿环以及大量散布的打制石器揭示了高地龙山社会与北亚、中亚互动网络之间的联系。公元前三千纪后期,从图瓦至贝加尔湖一带,阿尔泰山林区畜牧与渔猎社会盛行在山上营建兼具宗教与防御功能的石城,其中遗物属于奥库涅夫物质文化传统。这些山城是林中百姓举行仪式聚会与祭祀的重要场所,其中包括人兽牺牲,以及将石雕人像、人头、浮雕立石筑入石墙的建筑传统。

  石峁和陶寺发现的铜制品,与欧亚多金属冶金技术传统的扩张,特别是针叶林区合范冶金技术向东南传布的时空趋势相符。作为历史悠久的欧亚冶金网络的东端,北亚渔猎社会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就出现冶金活动。当地工匠掌握包含陨铁在内的多金属冶金知识,并在三千纪末发展出造型简单但技术成熟的合范青铜铸造技术。当这些物品、技术与畜牧经济沿着高原河谷南下之时,以陶鬲为代表的高地龙山传统也向北渗透。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朱开沟、石峁所见的蛇纹陶鬲已经频繁地出现在从蒙古到贝加尔湖畔的北亚石棺墓中,揭示出黄土高原与北亚草原和林区之间的跨区域交换与人口流动在游牧经济出现之前已经颇具规模。

  (三)东方低地龙山社会

  低地龙山社会延续了从裴李岗时代以来数千年未曾中断的用鼎传统。随着良渚与石家河两个长江中下游主要宗教与政治中心的瓦解,贯通东方平原的淮河流域成为低地龙山社会发展的中心舞台。从桐柏、嵩山到泰沂山区南麓,淮河流域支流河谷构成密集的交通网络,连接周边龙山社会。同时,淮河流域社会在东方物质文化的扩散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良渚、山东、后石家河龙山玉器可能通过淮河流域到达黄土高原。

  在淮河流域的西北角,瓦店、王城岗、古城寨、平粮台等龙山晚期城邑兴起于嵩山南麓河谷和周边平原。颖水河谷中的瓦店(约一平方公里)是淮河上游最大的龙山都邑,并与长江中游地区与高地龙山社会交流频繁。淮河流域北部的山台寺遗址发现作为祭祀牺牲瘗埋的九头黄牛与蛋壳黑陶残片共存,显示来自高地社会的家畜被引入东方社会以猪为主的传统宗教仪式。这个发展对以牛、羊、猪为中心的三代祭牲传统的形成尤为重要。

  在淮河流域的东北角,两处重要的龙山都邑尧王城(约四平方公里)和两城镇(约一平方公里)兴起于鲁南海滨的日照盆地。当地物质文化体现出的连续性,说明这两处龙山都邑是以陵阳河等大汶口晚期大型聚落为中心的当地政治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同时,鲁北城子崖、桐林等一群中小型龙山城镇沿泰山北麓一线排开,并通过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保持海上交往。这些龙山城镇可能各自为政,也可能形成以鲁南两个都邑为中心的东方政治联盟。山东龙山社会的墓地虽然远不如陶寺墓地规模庞大,但也呈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墓葬随葬猪下颌骨、獐牙等做法延续裴李岗时代开启的仪式传统。快轮制作、陶胎极薄的蛋壳黑陶承袭自东方良渚—大汶口社会的宴饮传统与制陶技术。尹家城等龙山墓地与高地龙山社会一样出现破坏贵族墓葬的情况,成为龙山时代社会动荡的证据。

  临朐西朱封三座大墓规模与陶寺大墓接近,拥有彩绘棺椁、边厢、以及精美的酒器,墓主可能属于当地龙山聚落领主。西朱封大墓出土的白玉镶嵌绿松石头饰和两城镇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绿松石镶嵌腕饰,与陶寺与下靳出土的绿松石镶嵌头饰与腕饰制作工艺相同。这种绿松石镶嵌腕饰,分布范围从黄河上游到山东沿海,体现了龙山世界中各地贵族之间密切的交往。绿松石镶嵌技术传统后来为二里头和殷商王室作坊所继承,成为三代文明贵族艺术的核心内容之一。两城镇遗址早期调查发现的环纹货贝在海洋资源丰富的良渚和沿海贝丘中都未曾出现过,更可能是通过高地龙山社会辗转而来。山东的璇玑造型玉器,也揭示出渤海沿岸龙山社会与石峁之间的密切往来。

  淮河流域以北,焦作西金城、辉县孟庄、安阳后岗、汤阴白营、邯郸涧沟、任丘哑吧庄等一系列龙山城镇沿太行东麓平原分布,并成为太行两翼龙山社会交往频繁的地区。白营、哑吧庄等遗址的龙山陶器群,汇集黄土高原、淮河流域、以及山东半岛的作品和制作技术。西金城与孟庄城址都发现大规模洪水破坏的痕迹,可能是气候波动与地形特点交叉作用的结果。

  (四)龙山时代的核心特征

  从考古学角度看,龙山时期是一个灾害频繁、政治动荡的时代。长江中下游史前文明的落幕与高地龙山中心的崛起是龙山时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融合多生态区、多经济形式、与多区域文化形成的龙山知识体系与技术传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知识前提。龙山都邑中早期王权的发展可以从这个拓宽的知识体系中选择新的符号、造型与技术来创造新的政治表达方式与礼制传统,使得龙山社会成为形塑新兴传统的辐凑之所。其中,青铜、文字、货贝、骨卜与牛羊牺牲的使用成为三代文明的核心传统。


图二  龙山陶多耳罐


1青海柳湾M114出土 2  商洛东龙山M43出土 3 河南淅川下王岗出土 4 湖北郧县辽瓦店子G21出土



  连接关中与江汉的商洛走廊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矿冶知识南下的通道。公元前二千纪初,具有甘青齐家文化特征的高地龙山陶器群分布通过关中沣西、蓝田泄湖、商洛东龙山,到达商洛走廊南端的淅川下王岗和郧县辽瓦店子(图二)。下王岗发现的一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显示欧亚冶金技术网络已经伴随齐家文化的南下延伸到富藏绿松石与铜矿的汉江流域。无论是渐渐积累还是系统地勘查,矿藏知识的汇集构成青铜时代王权国家的核心知识。


淅川下王岗北亚铜矛(高江涛摄)



  剧变的社会以及壮阔的山川形胜,为创造具有政治与宗教意义的传说,提供最佳的脚本。尽管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是根据传世文献的线索展开,随后的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与钻探证实陶寺的确是龙山时代晋南盆地的中心聚落。从发现至今,陶寺与传说时代唐、夏政权的关系,一直是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传世献中的历史地理线索、碳十四年代测年、陶器编年,为上述讨论提供了基本的时空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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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内容见原文。
本帖最后由 Ryan 于 2017-10-20 22:59 编辑

自从引入“聚落形态考古”的方法论后,中国考古学有关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研究现状可谓面貌一新。对于这段时期的历史进程,基于“聚落形态考古”而得到的图景,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科学、很规范和很扎实。上个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陈星灿和刘莉两位教授合著的《中国考古学: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总结。推荐阅读。

李旻先生的这篇文章,是精品中的精品!  怒赞!
人类之子全都是为死而生。
              --------《阙特勤碑》
本帖最后由 novazxy 于 2017-10-23 21:58 编辑

好精彩!语言通俗简明,深入浅出,又充满真材实料。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对这篇文章的赞美之情!!!

以下是我个人对李旻先生文章的精华摘录和个人小评

西北高地文化
1. 东亚、北亚、中亚三个文化互动圈影响龙山文化。中亚、北亚的冶金传统随着这个技术与交换网络进入河西走廊、鄂尔多斯以及富有铜矿的晋南与江汉,其合范铸造技术成为三代青铜礼器传统的发端。
(技术)

2. 高地龙山社会的崛起。除了庞大的人口规模,陶寺体现出社会分化与文化多样性。以陶寺为首的晋南龙山社会,汇集来自辽东、山东、江淮,到河西走廊和鄂尔多斯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形成一套完整的物质文化传统。
(文化熔炉)

3. 在陶寺与石峁墓葬中发现的铜玉合璧制品,进一步显示高地龙山社会与中、北亚冶金社会的间接交流以及物质文化领域的融合与创新。
(西北技术渗透)

4.石峁发现的人头石雕、坐像、岩画、货贝、绿松石珠、鸵鸟蛋壳、铜齿环以及大量散布的打制石器揭示了高地龙山社会与北亚、中亚互动网络之间的联系。
(西北文化渗透)

5.当这些物品、技术与畜牧经济沿着高原河谷南下之时,以陶鬲为代表的高地龙山传统也向北渗透。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朱开沟、石峁所见的蛇纹陶鬲已经频繁地出现在从蒙古到贝加尔湖畔的北亚石棺墓中,揭示出黄土高原与北亚草原和林区之间的跨区域交换与人口流动在游牧经济出现之前已经颇具规模。
(反向渗透)

6.从考古学角度看,龙山时期是一个灾害频繁、政治动荡的时代。长江中下游史前文明的落幕与高地龙山中心的崛起是龙山时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融合多生态区、多经济形式、与多区域文化形成的龙山知识体系与技术传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知识前提龙山都邑中早期王权的发展可以从这个拓宽的知识体系中选择新的符号、造型与技术来创造新的政治表达方式与礼制传统,使得龙山社会成为形塑新兴传统的辐凑之所。其中,青铜、文字、货贝、骨卜与牛羊牺牲的使用成为三代文明的核心传统。
(文化熔炉)

7. 公元前十九世纪前后,晋南、山东、颖河流域龙山都邑相继崩溃,各地出现大幅度人口下降。...虽然此番巨变对早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影响深远,我们对龙山社会的崩溃过程与原因尚没有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后世文献也没有留下相关传说线索。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崩溃会导致社会记忆的中断与失散,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文化延续的考古证据。
(“大灾变”)

8.陶器制作也结合不同地区的技术,例如二里头一期在高地花边罐造型的鼎身上侧装三角形鼎足,是移民社会中物质文化和工艺传统重新整合的产物。...二里头许多核心符号与技术,源自高地龙山社会。例如绿松石镶嵌铜牌、铜铃、货贝、玉牙璋等。...显示出二里头贵族文化对高地龙山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西北高地文化对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继续影响)

商人来了
9.商王朝的出现标志着太行山东麓河内政治势力的崛起。在田野考古中识别商代聚落,并为其分期断代,主要依赖对高地社会日用炊具陶鬲的类型学观察。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晋中风格的陶鬲跟随沿着太行河谷走廊向东迁徙的高地居民出现于太行山与古黄河下游河道之间史称河内的狭窄平原。从太行西麓的太原盆地到东麓的河内平原,我们可以从杏花、白燕等遗址看到高地龙山制陶传统的发展,以及与下七垣文化陶器传统的连续性。
(这里东迁高地居民是否是先商民?至少这里的意思是先商文化也是来自西北文化系统影响)

10.作为新兴政治中心,郑州商城继承了二里头的技术知识、人力资源、以及政治经验。以陶鬲为核心的二里岗文化从郑州向外扩张,分布范围西到关中、南到湘西、东到鲁中、北到燕山。
(因着商人的迁徙,中原文化渗透入商文化)

11. 商王朝物质文化融合了两个区域传统。一方面,商人的扩张彻底打破了龙山时代以来高地与低地饮食传统之间以鼎、鬲为别的文化区隔。陶鬲技术与风格的连贯性来自制陶技术在族群内的传承,也是商政权以器用巩固其文化特征与身分认同的措施。另一方面,二里头政权消亡之后,商人贵族文化沿用了二里头用于祭祀宴飨的铜鼎造型与铸造技术。
(中原文化继续融入影响商文化,使商成为混合文化,与纯西北文化产生差异)

12.早商王朝在迅速扩张后遭遇一连串的政治危机而频繁迁都,最终返回太行与古黄河之间的河内平原,先定都洹北,再迁址殷墟。在晋南和洛阳盆地内,殷墟二期之后聚落数量与规模都急剧下降——商人与黄土高原上的高地政治势力之间的持续冲突使晋南盆地几乎成为一个无人区。
(差异导致商与高地之间搞事情)

13.即便是在早商势力极度扩张之际,那些反抗商人统治的政治势力,或是位于商人直接控制范围之外的高地社会,仍然在传承龙山时代的政治遗产。在黄土高原,龙山时代的重要中心石峁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依然存在。在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建筑、以陶鬲和彩绘陶器为中心的制陶业都继承了高地龙山社会的文化特征。
(传统高地文化的继承者)

14. 许多证据显示高地社会存在与商为敌和与商联盟的两种势力。浮山以北的高原河谷中,分布的着以李家崖、辛庄、高红为代表的山城遗址。他们很可能是殷墟卜辞中商人称为鬼方、羌方、土方和(工口)方一类的敌对力量。从空间与制陶传统来看,它们与高地龙山传统有传承关系,未曾被纳入二里头和商王朝直接控制之下。本文把这些区域社会称为高地记忆群体,他们与殷商王室史官共同成为周人多元历史知识的直接来源。
(西北戎狄群体作为传统西北高地文化继承者,商作为高地中原融合文化的继承者,二者成为周学习的来源)

周人来了
15. 公元前二千纪末兴起于关中盆地的周人,与太行东麓的商人一样拥有以陶鬲为主的高地炊具传统。两个政权分别兴起于中原的东西两端,从原来的边缘势力,先后向中原中心进发,成就政治霸权。
(周人从西而来?但是人种是南亚人种?文化源头又是中原二里头?)

16. 高地龙山社会的遗产为周人建立西土政治联盟和进行军事动员提供共识基础。根据周人的建国叙事,在定居岐山之前周人部落曾周旋于晋陕高原戎狄之间,这正是考古所见高地龙山社会政治发展的核心地带。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在这里生活的鬼方、羌方等高地政治势力,不与殷商共享政治立场与宗教传统。而周人可以通过与这些高地记忆群体的交往了解到高地龙山社会的历史遗产。
(周人在高地戎狄人群中吸收学习西北高地文化,为后来学以致用举夏联西反商铺路)
本帖最后由 novazxy 于 2017-10-26 04:42 编辑

后面是关于夏的重点部分,有重要评论

17. “有夏之居”的洛阳盆地 偃师商城废弃之后,殷墟时代的洛阳盆地中居民很少,没有任何大型聚落。克商之后,周人建国叙事里对天下之中在嵩山的历史空间定义,表明周人亟欲重拾商代以前的政治传统,通过回归以洛阳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来营建周天下。由于洛阳盆地紧邻太室嵩山,因此肩负维护天命的重任;又因其座落于夏人故地,强调洛阳作为政治和历史空间的正当性。(按之前所有的叙事逻辑,夏就是西北高地人群的文化认同,“有夏之地”就是夏人(西北高地族群)在过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周人要举起“夏”的大旗联合西北戎狄(高地文化)反商,后来周人发达以后又不认自己是“夏”后,甚至贬低“夏后人”是“夷”)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222582/answer/108648289
夏=西;区夏=西土;有夏=西土之人。
其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季札观乐的故事。大意是讲,一个叫季札的人被请去听乐工奏乐,听到了诸如《邶》《鄘》《卫》等音乐,听完就直夸音乐好听,只有听到《秦》歌的时候,忽然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其二,杨伯峻在“夏声”下注云:古指西方为夏,《吕氏春秋·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高诱注:“大夏,西方之山”。还有春秋时,陈公子少西子夏,郑公孙夏子西,都表明“夏”有“西”的含义。
其三,周公作《大诰》,记大宝龟之卜辞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仍然以西土指周,以西土人指周人。周人既自称为西人,也自称为“夏”,所以“夏”即是“西”的意思。不过,汉魏以下,“夏”原取“西”之义已经不为人知。

所以,西周初年的“有夏”可以理解为“西土之人”,不妨说灭商的同盟是一个以地域为认同符号的松散政治军事联盟~也就是部落联盟啦~真是互为印证啊!

18. 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周人对晋南盆地历史传统的重视,传达出占领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方面,册封唐叔时周天子赏赐的镇国重器,特别是与周人克商事迹有关的阅兵车辆、鼓乐、与战甲,强调周人的军事威严;另一方面,分封叙事中提及的唐与夏的历史遗产承认了当地高地部族所继承的古代政治传统的正当性。
(接上面的逻辑,夏是高地部族的文化智慧传承,所以夏地,夏墟可能只是一种标签说法而已,并不是指某一特定具体真实的“夏朝”古都故地)

19. 在周代文献追述中,出现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唐,是夏王朝之前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周代到西汉的数百年中,关于唐、虞、夏等早期政权领袖的传说,逐渐被列编成一套系统有序的圣王名单,频繁出现在传世文献中。晋南盆地是这些传说中圣王故事发生的政治舞台。在晋国建国叙事中提及的唐与夏墟,其历史原型很可能来自一千年前的陶寺及晋南大型龙山聚落群。
(唐和中原文化有关,夏和西北高地文化有关,同样,这里的夏并不一定就是特定的指龙山聚落或者聚落群,而更可能是背后大的一个文化观念和文化符号,类似“嘻哈潮流”“西方潮流”一类)

20. 曲村的发现证实周人通过封土建国重建晋南夏墟社会的做法。同时,大河口霸国墓地、横水倗国墓地的发现则揭示了曲村周围高地部族的遗迹。这些贵族墓地可能属于随周人迁入晋南而重返故地的高地盟友,也可能是《左传》里晋国封建叙事中封给叔虞的高地部族“怀姓九宗”——殷商时代晋陕高原鬼方集团的后裔。(前者靠谱,后者不靠谱,因为倗霸与李家崖鬼方人种天差地别两类人)过去的传说是这些高地部族重要的政治资源。虽然传世文献并未言明这些高地部族与夏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但《左传》封唐叙事中“启以夏政”的说法显示这些周人试图控制的高地部族视夏传统为重要历史遗产。
(再次证实“夏”就是“西”,是西方高地文化继承来的潮流符号,大概就和现在所区分的“东方文化(中日韩)”“西方文化(欧美)”之分,并不指具体某一个国家,聚落,城市等)

21. 墓葬传统也揭示出他们与周人的文化差别,晋侯墓地采用的是商周贵族常用的双墓道或单墓道大墓,但放弃了商墓使用腰坑的习俗。而曲村以东廿公里的大河口墓地却采用了高地龙山社会与商周的混合传统。这些贵族墓葬传统,反映了龙山传统在高地社会礼仪中的延续。
(倗霸延续继承西北高地文化)

22.大河口墓地墓葬结构与随葬物品显示霸伯和他的贵族们非常了解商周贵族礼制传统。大河口与曲村相邻,物质文化也显示双方多有往来。墓葬布局之外,晋南社会与过去的联系也体现在传世器物之中。青铜双耳罐与商周青铜礼器一同随葬在晋侯墓地体现了当地贵族保持了高地龙山传统的社会记忆,器物造型的延续性也证明墓葬礼制上体现的差异并非偶然。它的作用如同叔虞封唐时从周天子分得的镇国重器——代表着晋南高地部族的传世古物与唐和夏墟的故事一起传承,而晋侯与高地贵族的联姻有助于巩固周人在晋南的统治。
(再次强调夏与西的联系,周贵王族等与倗霸等高地文化继续友好深入交流)

23. 这些高地部族在融入晋国之前,不仅与周人关系友好,而且积极参与周人的政治事务。周人的控制之外的高地部族则与晋国及其他诸侯国进行军事与政治的角力。在晋南周边,精通冶炼的狄人掌握着中条山铜矿。大河口贵族墓葬出土的大宗货贝显示这些高地部族在跨越欧亚草原的货贝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草原社会的西端,这个时期东欧斯基泰人遗址中也大量出现货贝。这两个东西呼应的货贝贸易网络的共源应该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沿岸,即珀赛所提出的连接西南亚与中亚的亚洲中部互动圈之内。正是由于这个草原交换网络的成熟,使得远离海滨的周王室与贵族得以在封赏与交换活动中大量使用货贝。这些现象支持《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对高地社会“戎狄荐居,贵货易土”的描述。
(这就是为什么倗霸这样的小国家,却有钱有权。天子9鼎,诸侯7鼎,霸伯却造24个鼎放墓穴里,真是有钱任性,汗一个)

24. 在周代文献追述中,兴起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的夏是王朝政治的开端。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可能与龙山时代的一系列政治实验有关。因此,龙山遗产作为一个传说时代向三代王朝的转折,为周人提供了想象过去的基石。同时,考古材料也帮助揭示古代社会为达政治目的,如何改写过去的历史。
(很明显啦,周人的“夏”观就是从西北高地人群文化得来的,用起来真顺手,可进可退)

25. 周人文献中,夏朝史迹的核心地区是晋南与伊洛。两地陶器群的差异对夏文化的单一性形成挑战,并揭示出周人的晋南、伊洛夏史传说可能拼合了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二千纪前半不同地点的几段政治历史。这并不是说商人或周人凭空发明了夏朝的传说——为达政治目的而改写、创造社会记忆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王朝叙事的做法可能在二里头政权形成前后已经开始,并持续发生。
(再次说明夏不是某个单一的人群或者地点,而是一种从西北的广义的文化认同,类似南方人闯关东,和当地人拉关系说“咱们东北人”)

26. 如前所述,二里头都邑汇聚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其中,青铜冶铸、绿松石镶嵌、贝胄、牙璋等源自高地龙山社会的文化因素不仅成为二里头贵族文化的代表,更是成为三代文明的象征
(二里头吸收了部分西北高地夏文化,并且高地夏文化占据重要地位)

27. 田昌五、李伯谦先后提倡的二里头为少康复国之夏,符合当今所知的考古时空架构。
(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有牵强之感,以许宏为首的理性派,以及越来越多人都质疑了二里头为夏的合理性)

28. 如前所述,作为源出高地的政治势力,周人关于过去千年的历史知识的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为二里头与商的中原政治传统,为微史家族这种王室世袭史官所传承,一为在中原王朝周边平行发展的高地政治传统,为羌人、戎狄等高地记忆群体所承载。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上述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让周人可以依其不同的需求,诠释有关夏王朝的历史遗产。这种灵活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来自关中的周人,何以能在三代历史的框架之下建立一个相对持久的政治秩序与文明观。
(二里头与商的中原政治传统,高地政治传统二者为周人诠释来源,要注意的是,如前文已述之二里头与商内,西北夏文化来源本身也是其重要影响因素,所以二里头与商=中原因素+西北夏因素,西北高地=西北夏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商对夏,不如周和西北族群对夏那么有继承)(再读本文,我也更理解李旻先生的意思了,之前对他的看法有失偏颇,所以在这里有了一些改动。其实他在基本论述了夏文化为西北高地文化来源之后,又不能不提中原文化,所以需要从夏王朝入手,用西北高地夏文化对二里头的渗透影响作为出发点,尝试与中原二里头产生联系,然而后者比起前者,就明显空泛了许多,缺乏决定性证据。这也是为什么后半段读起来没有了前半段畅快淋漓之感,反而有晦涩之意)




(未完待续)


回到开头楼主提供的另外两份资料
没有青铜时代全球化带来的冶金术、麦类作物和食草家畜就没有中国的青铜时代,没有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转变也就没有三代的历史。传说中的夏代崛起于晋南,先商和先周文化一个来自冀南一个来自西北,分别出自北方、燕辽和西北文化系统或至少是半月形地带与中原交界处,按照李零的说法,三者都“大有胡气”。(胡的潜在含义就是西北文化,也说明西北的“夏”文化技术推进了中原文化发展)

石峁集团奴隶制国家曾将晋南地区的中原文明核心陶寺邦国征服,作为其殖民地,整体上将陶寺文化所建立的邦国政权摧毁,并将陶寺邦国的遗民,整体沦为石峁集团的生产奴隶,为石峁集团从事农业、牛羊肉食养殖、羊毛产业、石器制造业殖民经济生产。
(石峁我不熟悉,稍微查了一下,大致说石峁发现了中国目前最早的家马和山羊,青铜器也在同时期是发达的,再联系其与西北青铜文化来源的关系,很可能石峁是西北来源的青铜文化,入主了陶寺文化进行殖民,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技术。)




再读有更新 29-39 82# novazxy

没什么特别说的了,作者已经很委婉的表述了夏文化本质上就是西北来源,不断在时间中一波一波向中原渗透融合,最后产生了商周之文明。


本帖最后由 novazxy 于 2017-10-24 13:18 编辑

关于体质人类学,本论坛的 Yungsiyebu 就是专门研究相关方向的。虽然有不少人与他有异议和冲突,不过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矛盾主要体现在一些细节上和词语定义上的不同(我也有异议不过不影响我通过逻辑看到他被后总体的思想),其总体的推论还是很有理有据的,是有代表意义和参考性的。

西北人种对中原人种的渗透
2016年吉大博士论文,最近知网才放出来下载,是当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汉民族起源与形成—体质人类学的新视角》,其中难得正视了古中原类型的问题。

我在多组数据的分析中多次阐述这样一个事实,青铜时代“古中原类型”大多数更接近“古华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尽管仍有新石器时代古中原类型混血的痕迹,但绝大多数样本已经与新石器时代的土著华夏族相差甚远,更接近西北和长城沿线的戎狄。这个事实,被吉大太过宽泛的“古中原类型”分类方法严重误导。

如今新论文给出了“新视角”,终于开始想尊重数据事实的方向努力了。从文献作者做的聚类分析图谱可以清晰的观察到,商人平民主体殷墟中小墓2组还是周人的若干组,基本上都与古西北和古华北的戎狄种系剧烈,而与新石器时代以关中仰韶组、河南仰韶庙底沟文化组为代表的上古华夏土著相距甚远。而全部现代汉族组,不论南北,都是更接近龙头山等古华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的戎狄种系。
Yungsiyebu 发表于 2017-7-1 18:34

回到对单倍体群的前瞻性推测,我的看法是,晋陕蒙高原的鬲文化系统主流标记是F46+,西北花边罐系统主流标记是F5,二者在陕北鄂尔多斯区域强烈融合,甚至有花边鬲这种混血儿。欧亚草原上的青铜文化注入北狄和西戎区域的主力很可能是Q南支,始祖种系可能是融合一些高加索血统的北亚类型,北亚类型注入长城沿线,使得这里的种系从更接近华南现代东亚组变为典型的现代华北组种系特征。
Yungsiyebu 发表于 2017-10-20 07:55


西北语言对中原语言的渗透

我多次阐述过,F5+标记的西北种系是原始汉藏语族,上古羌戎系。F46+标记的晋陕蒙高原北狄种系可能是与原始汉藏语族接近的某种语言。F11+标记中原地区的上古华夏族,其语言与原始汉藏语无关,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除核心词之外,汉藏语之间的巨大分歧。我的推测是,现代汉语至少有两大源流,其中,上古华夏族在中原地区的土著语言是底层,自齐家文化通过关中影响中原地区以来,即青铜时代开始,西北古汉藏语逐渐伴随人群的迁移汇入中原,成为现代汉语的另一大核心源流,伴随周人扩张,这种格局最终定型。
Yungsiyebu 发表于 2017-10-6 23:03


(有人对Y单倍或者词语定义太敏感的,可以相应的把上述F46 F5 Q 或者 戎狄人 华夏人等替换成 火星人,金星人,天顶星人,那美克星人,至少对我来说这都不妨碍我理解他的主体意思)

131# Yungsiyebu  有点长就不放上来了,可以点进去看,他考古学视角的总结性发言

他的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和很多考古人(包括李旻文最后)一样,先入为主的把古中原错误的定义为“华夏”,就导致他本来很合理很顺的逻辑,变成貌似矛盾重重的 “说原始汉藏语的西北戎狄”取代了“说非汉藏语的中原华夏”,其实如果能按我们现在已经理顺的逻辑,可以得到我再另外一个帖子已经总结了的推论:
上古时期西北的语言(汉藏),人种(西北),文化(夏),技术(青铜器)形成一个对古中原(非夏古中国人)影响的潮流,奠定了后来商周以后形成的华夏中国人的基础。
本帖最后由 novazxy 于 2017-10-22 10:29 编辑

其他评论:

小永 1# Yungsiyebu 转的这篇论文我也看过。青铜时代的巨大影响,越来越得到主流考古学家的承认。许宏提出了“东亚青铜潮”的概念,并且正在写一本新书,预计明年可以出版。北京大学的张弛教授最新写了《龙山_二里头_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基本持和许宏相同的观点。这是对青铜时代变迁很具体的论证。张弛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就是中国青铜时代到来的前夜,也就是二里头文化前后,中国除了内蒙古、山西、河北、西北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衰落了,包括著名的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除了气候说、文化说等,应该不是偶然的。恰恰相反,同一时期,西北、北方长城地带、华北的文化没有衰落,还有中原的二里头等。这些文化衰落的原因不明。张弛推测可能和青铜文化带来的动乱和瘟疫有关。包括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也主要形成于这个时期。

从文化繁荣程度来论证青铜时代变迁的,张弛的论文是第一篇。文化的繁荣程度可以基本看做人口的多少。小永总是讲的人口取代说,我以为虽然不能说完全取代,但毫无疑问,北方系、西北系的影响应该是巨大的。至于青铜文化的传播,我以外主要还是多米诺骨牌式的,杨建华在去年发表的新作《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中有很详实的论证。在龙山-二里头时期,位于中原与北亚草原之间的中国北方地区,吸收欧亚草原的青铜冶炼技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冶金区,这个冶金区反过来影响了中原和欧亚草原。这个地区对应的人群,恰恰就是朱开沟、夏家店下层等文化。二里头是吸收了这个冶金区的技术,结合中原的土著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
氐羌人后裔 发表于 2017-8-25 21:49


西北青铜时代的影响就是“夏”的到来,看得清楚状况的人已经往前走了,可惜还有很多人还保持中原二里头夏的概念里固步自封。
原文:  传习典籍之外,对前朝遗民和历史场景的寻访,是当时获得历史知识的重要来源。例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见郯子的故事,讲述了传说时代东方少昊职官制度。传说时代的片段记忆,成为建构政治理想的知识前提。作为殷人后裔的孔子,在比较三代历史传统的前提下作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选择。而《论语》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的记述,则体现出当时对古代社会记忆流失之自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季札听到唐风时用赞叹的语气表达了对传说时代的追念:“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这种音乐评论与《尚书》、《诗经》等典籍中的历史时空紧密相联。

  《左传·襄公四年》魏绛以少康复国的传说告诫晋侯勿好征伐,并传颂以“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开篇的虞人之箴为戒。三家分晋之后,魏绛后人以他的封地安邑为中心建立魏国,占据晋南腹地。《战国策》载公元前344年魏惠王曾经在商鞅的怂恿下自称夏王。

    根据考古所见公元前三千纪以降晋南政治格局的历史沿革来看,魏国有关晋南夏地的说法,源自晋立国于夏墟的政治遗产,而非战国时代的发明。如果我们认为商周政权创造了过去的历史,那么必须假定商朝之前的社会记忆与政治遗产被完全遗忘或严重扭曲。然而,我们  根据考古证据分析唐、夏故地的政治空间格局,会发现这个前提无法成立。
   晋南与洛阳盆地均位于殷商势力的边缘地带。商人没有能力与机制将其创造的历史神话强加给那些从未被彻底纳入商人政治与宗教体系之内的高地族群。后起于关中盆地的周人也不可能为商人创造的历史神话背书。

  虽然殷商时代距离龙山时代已历时千年,祖先的事迹与世系是古代贵族社会的基石。高地龙山到二里头社会的政治遗产是周人与其高地盟友们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周人不需要从一个历史的真空中发明一个早于商王朝的强大政权——过去的知识仍在山川形胜、典籍文物、传说故事中传续。周人正是以这些历史知识为基础,营建其以王朝兴替为前提的天命观。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novazxy先生的评论也很精彩。读李旻这篇文章的时候,确实感觉下篇稍微有点晦涩,没有上篇那种简洁明了的科学感。

novazxy先生提到:
28. 如前所述,作为源出高地的政治势力,周人关于过去千年的历史知识的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为二里头与商的中原政治传统,为微史家族这种王室世袭史官所传承,一为在中原王朝周边平行发展的高地政治传统,为羌人、戎狄等高地记忆群体所承载。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上述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让周人可以依其不同的需求,诠释有关夏王朝的历史遗产。这种灵活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来自关中的周人,何以能在三代历史的框架之下建立一个相对持久的政治秩序与文明观。
(按照作者自己前面的论述,二里头只是中原本地文化吸收同化了部分西北高地文化,然后成为商(西北+二里头)的一部分文化来源,而商自己都不敢说自己是夏。同样周提的夏明显和自己的二里头来源一点关系都没有!夏的根源还是指西北文化。感觉作者明明已经看清楚背后的逻辑关系,怎么最后又绕到二里头夏文化了呢?是考古人习惯性先入为主的后遗症?还是是政治正确不得不妥协的产物?)

武丁之后,殷商王朝相继放弃早商在关中、晋南、洛阳盆地、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中游设立的据点。在江淮和关中,因早商扩张而出现的二里岗上层文化陶器群,为风格各异的地方传统所取代,而这些地方传统常常可以追溯到龙山时代。在晋南和洛阳盆地内,殷墟二期之后聚落数量与规模都急剧下降——商人与黄土高原上的高地政治势力之间的持续冲突使晋南盆地几乎成为一个无人区。
作者这里讲,晚商时,洛阳盆地这一带已基本变成无人区。二里头政权的技术、知识甚至人口已经被商人继承走,本地恢复为高地龙山社会的传统。高地龙山社会并非二里头后裔,追溯先祖更有可能追溯到陶寺或者石峁集团,而不是单独分出来的二里头政权。
从现有分子人类学的推论,周人大概率是F492,与高地龙山社会(F5、F46、Q-M120之类的)和二里头政权(推测高地龙山社会后代或其中部分族群后代+F11)并不相同。周人自身也不大可能会留有二里头政权的记忆。因此周初称的夏确实不似二里头。
不过作者也提到,周人历史知识有两个来源,高地龙山社会和商人。周人根据商人的历史,把二里头政权套用到了夏上面也不无可能,甚至灭商前有可能就有了这种篡改,以显示自己的正确性。此时夏又变成了二里头政权。晋国建国叙事中提及的夏墟与二里头政权的对应关系就是这种体现。
所以后世文献中的夏朝,更有可能是西北高地龙山社会+二里头政权的复合产物。这里我的观点是,二里头不是夏,但夏的传说包含了二里头。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文章,说中国人古时认昆仑为圣山,西王母住在昆仑山中,又有圣王去西昆仑见西王母的传说。好似上古时到西北很容易,但后世到西北变得艰难。

关于上古时代的记忆,夏朝、禹、三皇五帝,黄帝、炎帝、蚩尤的传说。本身就很混乱,符合多起源的推测。这些记忆哪些来自石峁,哪些来自陶寺,哪些是二里头的,甚至有没有中亚过来的传说,可能还需要慢慢探讨。

另外汉语、汉字起源哪里?汉语与古羌语巨大的差异,暗示汉语本身也是高地龙山和低地龙山文化的融合产物。在长期汉字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强化了孤立语的特征,形成与藏缅语系完全不同的语言。高地龙山文化、二里头人、商人、周人对汉语的形成都产生了多大贡献?
甲骨文是商人的,甲骨文又诞生自哪里,还是商人自己发明,与西北文化、二里头文化有什么关系,这些都需要慢慢探讨。
To兰版,我前面几个回帖本来想把文章贴到论坛上,结果和谐总是不过,试来试去放弃了,也没贴全。帮忙把那两个回帖删了吧,避免误导。
还有我的邮箱总是收不到验证邮件,换了几个邮箱了都不行,不知道咋回事。
本帖最后由 novazxy 于 2017-10-22 21:15 编辑
不过作者也提到,周人历史知识有两个来源,高地龙山社会和商人。周人根据商人的历史,把二里头政权套用到了夏上面也不无可能,甚至灭商前有可能就有了这种篡改,以显示自己的正确性。此时夏又变成了二里头政权。晋国建国叙事中提及的夏墟与二里头政权的对应关系就是这种体现。
cxxtc 发表于 2017-10-22 16:51
这里我也同意,即周后期成熟完善的“夏”,应该包含了西北“夏”文化,和中原二里头遗产等多种元素。

很明显作者已经考据出当周人反商时,周人举的夏是西北文化的传承符号,这个时候的夏可以说与二里头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到了周的稳定时期,形成成熟的华夏概念的时候到底是混合了进多少中原二里头源头成分?究竟夏朝(王朝帝王)又是怎么来源的?

中原二里头+西北高地夏=周人成熟夏 这种论述有一定道理,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到底各有多少? 90:10?50:50?10:90?究竟具体哪些成分是来自西北夏,哪些是来自二里头?在这个基础上后人解读的时候会不会像周人一样,怎么好用怎么用?

现在西来夏成分已经是明显的,甚至应该占到大部分的,但现在却说夏朝代说借鉴来源于二里头,但是谁能排除朝代说的来源也是西夏来源呢?在基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因为二里头是来源之一,就去强行把二里头等中原文化和夏王朝联系起来,暂时看来是很有问题的做法。
13# novazxy
请看imvivi001 9楼贴的那一段,其实讲的很有道理,疑似最晚至晋国建国时,周人的夏就已经与二里头建立起了联系。

关于文化来源问题,我还有如下思考:
作者笼统的把西北地区称为高地龙山社会,但根据其他资料,陶寺文化曾经被石峁集团征服过。二里头中的西北来源,到底来自陶寺、石峁,还是石峁征服陶寺后形成的文化复合体,远古的记忆来自哪方面的多,东部诸族又带来多少?
单靠考古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现在的分子基因学在这方面也还拿不出什么证据。关于陶寺、石峁,以及后世戎狄、二里头、商、周人的基因,都还在瞎掰阶段。只有个倗国贵族墓Y染结果,是Q-M120。不过分子基因学现在还处于早期不稳定的时候,我相信随着学科发展,迟早能搞清楚这些,届时再来看传承的问题,可能就大为清晰。

二里头文化自从从高地龙山社会分裂出来以后,已然与西北的文化不同。二里头、商、周文化一脉相承。高地龙山社会本地的后裔,部分在后续千年间加入了中原的政权,部分的演变为了西北的戎狄与中原政权对峙,部分入了蜀地。只能说与二里头、商、周文化是并行关系。所以二里头的民族大融合可以说是华夏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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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mvivi001

把表述改一下,二里头是华夏的源头,商人、周人分别入主中原后,在承袭前代文化、技术、包括人群的基础上,融入自身的文化及人群,并最终在周时形成华夏族。

貌似很少听到有人讨论先周和商人语言,及周时语言的差异。
本帖最后由 novazxy 于 2017-10-26 05:00 编辑
周人根据商人的历史,把二里头政权套用到了夏上面也不无可能,甚至灭商前有可能就有了这种篡改,以显示自己的正确性。此时夏又变成了二里头政权。晋国建国叙事中提及的夏墟与二里头政权的对应关系就是这种体现。
cxxtc 发表于 2017-10-22 16:51
当然是存在这种可能,但有几个致命问题:
1. 即使周借了商的历史观,能说明商灭的也是二里头政权吗?商灭了某西北高地文化政权的可能性怕是更高一些吧?
2. 周和他的西北盟友举“夏”借用了“王朝历史”,为什么不是借用同为西北“夏”文化的政权或者传说,要跑去借与西北盟友八竿子打不着的二里头政权?文化认同搞了,历史认同却反其道而行之?更何况历史和文化传说是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周人更有可能是借用与西北“夏”文化相关的历史和传说,带有天命为夏(西北)继承和复仇的概念,才能在西北一呼百应,兴起反商,而借二里头的政权可能性虽然也有,但相比来说要小很多。
(另外晋国建国叙事为啥我看出来的是夏墟与西北政权的对应关系,哪里有与二里头政权的对应关系?)
把表述改一下,二里头是华夏的源头,商人、周人分别入主中原后,在承袭前代文化、技术、包括人群的基础上,融入自身的文化及人群,并最终在周时形成华夏族。
cxxtc 发表于 2017-10-23 00:45
关键还是词语定义和语境问题,什么是华夏?

一为文化历史语境里周人的华夏文化观念。
二为考古语境里面所谓二里头是为夏王朝。
三为泛指的中国人,中国文化。

三的说法自然没有问题,但当用三的语境去形容一和二的关系时,巨大的矛盾就产生了。

二里头为中国的源头,没问题。二里头为华夏(广义中国)的源头,也没问题。
但说二里头为华夏(狭义),夏王朝,或者夏文化时,问题就大大的了。


更何况二的说法本身就明显是缺乏根据,不能因为二里头是中国的文化来源之一,就把周人形成的华夏观念和夏王朝强行套在二里头上面,更何况按已知的信息和我的推理二里头为夏基本已经是站不住脚的了。

可惜好多人很难搞清夏的的各种语境逻辑关系,“文化夏”,“王朝夏”,“华夏”,各种傻傻分不清楚,这也是先入为主产生错误的二里头“考古夏”的先决基础,导致夏被乱套用在本不该在的地方。
13# novazxy
请看imvivi001 9楼贴的那一段,其实讲的很有道理,疑似最晚至晋国建国时,周人的夏就已经与二里头建立起了联系。

关于文化来源问题,我还有如下思考:
作者笼统的把西北地区称为高地龙山社会,但 ...
cxxtc 发表于 2017-10-23 00:10
我看到了,并不影响我的判断,我会再把我的逻辑给大家捋一捋。我觉得历史文化学科也一定要引入理科的逻辑思维,比如对定义的重视,量化思想,因果推理。不然很难理清楚思路。

我再来详细分析下我的逻辑推理:

先定义:
文化,王朝,周人成熟的文献上的体系

A.西北高地文化:由16-24,本文已经清楚表明了周初期文化即为西北高地文化。

B.中原二里头文化: 带有西北先进文化技术影响融合,又以本土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混合文化

C.王朝:应该来自某一具体真实的王朝为主要基础,由周人追溯,所以此处指代历史上所对应的那个真实王朝。

D.人:更多的语境里是指C王朝实际的载体人群。

E.商人:由我前面文章总结9,10,11已知,商人文化记忆为先A后B,由12可知商人B二里头文化记忆应该占主导地位。

F. 周人: 由15,16已知,周人来源最早可能是B,然后起家于A文化圈,所以文化记忆应该是先B后A,周人文化记忆由A占绝对主导地位,由17,18等印证了这一点。

由定义产生的引申定义:
G. 由AB定义可知:由于A影响过B,所以A文化几乎不包含B,而B有被A影响的因素

H.  A与B总体可定义为不同的来源,追溯C实体可能为A来源或者B来源,甚至是X未知来源。

I. 由CD定义可知,加上周叙事逻辑上一定人就是指王朝的人,无论C为何种来源,CD都可基本视为相通的一体。

逻辑推理:
1. 由E商人定义可知,对商人来说,B二里头文化记忆一定强于早期的A西北高地记忆.

2. 由F周人定义可知,对周人来说,A西北高地记忆一定强于早期B二里头文化记忆

3. 由F周人联合A西北高地族群(文章16-24),并且由A本身定义可知,A西北文化在周人建国叙事语境里一定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4. 由2周人自身定义+3周人与西北高地族群互动关系 二者共同印证A西北文化是周人成熟夏体系的主要基础部分。

5. 已知商人并没有追溯C王朝,又由1共同可推得商人眼里不存在B二里头文化为C王朝的逻辑联系。

6. 已知周人追溯C
王朝,由由234可共同推得,C王朝和A西北高地文化()有更直接的逻辑联系。

7. 已知周人学习并高举A
文化,却最后不认自己是D后人,加上F周人南亚人种二里头来源,可推得,F周人不是D人或者其后代,又由I,所以可得所以CD人(王朝)不与B二里头产生主要关系

8 由G可得,文化记忆来源于A西北高地夏的一定不来源B二里头,而即使有证据说明文化记忆存在于B二里头,因为G的缘故,不能排除根本来源还是从A西北高地夏的可能性。


9.由5678共同可推得,周人后期包含了文化和王朝的,记载于文献传世的,成熟的文化体系理论,大部分,主要的,都是来自A西北高地文化。

对于西北高地文化来说,一定体系产生了直接重要深远的影响,甚至王朝,以及传说等也主要来源于西北文化也是很可能的。

对于二里头文化来说,
可能在部分范围里,比如王朝来源对体系产生了影响。
虽然没有什么证据


最后再扩展一下我之前得出的推论上古时期西北来源的夏文化,可能包括语言(汉藏),人种(西北),文化(夏),历史(夏朝)技术(青铜器)形成一个对古中原(华)影响的潮流,奠定了后来商周以后形成的华夏中国的基础。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启曰(甘誓):“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
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

战前动员令,涉及到部族与社稷的生死存亡,绝对是部族或朝廷的头等大事。上古中国一直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传统,估计夏王朝亦不例外。
(相比之下,刚刚‘民主化’的德国,一如当年罗马人所嘲讽的日耳曼人,甚至还不如他们的日耳曼祖先,居然信心膨胀到不宣而战,同时与东西方欧洲为敌。这方面,米国人就理性很多,保留了中国上古的优良传统,呵呵)

顺便说一下五行学说。尽管有人说是起源于战国时期,我看不像,应该是很早就有了。有可能二里头的夏时期就有了(毕竟二里头的‘西方文化因素’也不老少)

当然,我倾向于赞同作者的观点,即二里头未必是大禹之夏,有可能是帝启之夏,甚至有可能是少康中兴之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中兴一词,显示这件事对当时的中国人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 另外,如果二里头不是夏,那这个“广域王权”又会是什么???

还有,当年帝启灭有扈氏,看来只是置换上层,因为我们知道:
“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本帖最后由 novazxy 于 2017-10-23 07:37 编辑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启曰(甘誓):“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 ...
imvivi001 发表于 2017-10-23 05:20
传说夏朝早期,淮河流域的有穷后羿势力入侵,导致夏朝国祚中断近一个世纪,直到少康复国。”

这里看来也不能排除少康复国的本质历史来源是二里头历史的可能,即把二里头国家政权历史作为少康中兴与之前西北夏传说历史进行拼接。不过还是缺乏证据啊,不好说就是或者就不是。

“传世文献中关于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的说法都把这个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放在洛阳盆地。” 既然整个夏历史都有借用的因素,真实的历史地理位置怕也不见得就是真实发生的地理位置了吧。所以也不好说就是或者就不是。

还是像我说的,周人在追溯历史的时候,无论从自身来源还是西北盟友认同方面应该是更追溯西北夏来源的历史而非与商更相关的二里头来源历史吧。周人真的能这样矛盾的一边举夏西北文化反商,一边又追溯夏历史为中原历史文化吗?

另外一个考量是关于商灭的夏桀,无论夏的前面历史都是从那里拼凑出来的,夏桀作为被商所灭的直接对象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听到有说法夏桀被灭后族人逃难到蜀国和当地文化碰撞产生带有独特西来风格的三星堆文化,这种说法有可能吗,或者完全不可能?若是能分辨被商所灭夏桀的国家文化性质,或许对理解这个复杂的夏有所帮助。


最后你说, 如果二里头不是夏,那这个“广域王权”又会是什么?我觉得逻辑上来说不能因为历史上没能给“广域王权”找到对应的历史,所以就一定得把这个“广域王权”就能对应上“夏”吧,许宏对此有深入的讨论了。


大方向我认为还是西北夏文化影响居多,具体二里头有多大成分被借用到了夏的体系里面,还不好说,还得需要更多证据和讨论。
...最后你说, 如果二里头不是夏,那这个“广域王权”又会是什么?我觉得逻辑上来说不能因为历史上没能给“广域王权”找到对应的历史,所以就一定得把这个“广域王权”就能对应上“夏”吧,徐宏对此有深入的讨论了
novazxy 发表于 2017-10-23 06:22
马上要去office了,无暇进行深入探讨,请你转述一下徐宏是怎么论证二里头与中国人长期以来认为的那个“夏”的关系的...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本帖最后由 novazxy 于 2017-10-24 02:27 编辑
马上要去office了,无暇进行深入探讨,请你转述一下徐宏是怎么论证二里头与中国人长期以来认为的那个“夏”的关系的...
imvivi001 发表于 2017-10-23 07:31
我主要参考的是知乎来源的信息

1. 综合性看法
3.8K赞 的一个答案,很完整客观供参考,不能复制转载,只能点进去看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790193/answer/32491136]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790193/answer/32491136

2.集中外多家之言,有参考价值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436405/answer/152404374?utm_source=wechat_session&utm_medium=social#showWechatShareTip

3. 转述了考古人许宏看法
作者:林屋公子
链接:[url=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436405/answer/152857356]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436405/answer/152857356[/url]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很简单,因为考古无法证实夏朝存在,当然不代表夏朝绝对不存在。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的定性为“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主张没有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不需要广泛列举谁认为存在、谁认为不存在,长篇大论意义不大。这其实是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谁的观点都要经过逻辑验证。我尝试用最简洁的句子说清楚:
1、文献记载中的夏朝。我们所知的夏朝事迹,是文献记载的夏朝,即是周人心中的夏朝,而不是夏人、商人心中的夏朝。既然只是周人心中的夏朝,就不等于夏朝真实存在过。我们不能说周以前夏朝不存在,但是至少可以说存疑。正如顾颉刚先生说的“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2、甲骨文中有关的字。“夏”字的存在尚未得到共识不论,而如“杞”“后”“姒”这些字,即使是广泛认可存在的,是否能代表与夏朝有关系是存疑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靠周人的记载去佐证他们,而不能就卜辞本身得出结论。如我们熟知的“司(姒)母戊鼎”(或释为“后母戊鼎”),其含义不管是宗教的祭祀、是政治的掌管,明显都与夏朝无关。而“杞”是何族属当然也尚存在疑问。
3、二里头的问题。二里头作为没有文字流传下来的文明,当然也不能证明二里头就是夏朝。尽管二里头文化与文献中的夏朝在时间、空间存在一定重合(其实存在不小争议,自59年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后近20年被主流观点认为是商都,70年代后期邹衡提出夏都说才逐步取代商都说,但今天仍有不少考古学家提倡商都说),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 “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城市主干道网、车辙、官营手工作坊区、青铜礼器群等等),但欠缺的仍然是“夏”这个族徽标记。
4、综上,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二里头是当时中国领先的文明,如果参照殷墟为“商朝”的标准,或许可以称之为“朝”,但族属还是无法确定。其实我们不需要计较夏朝是否存在,也不需要揣测外国人包藏祸心。这二里头文化以及更早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毫无疑问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就像许宏先生说的一样“肇始于二里头文化,以祖先崇拜为内核,重王权而把宗教置于适当位置的中原礼乐文明……在严酷的社会竞争和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体”。
5、至于周人为何要命名“夏朝”,这里画蛇添足谈一点看法。夏本身有“大”的意思(《尔雅》),所以周人在周初自称为“夏”(《尚书·康诰》《尚书·君奭》),无非是夸耀自己强大,并据此构建出来一个“夏朝”。而又因为“夏”“下”通用(《天问》夏民即下民),故作为西周人心中最古的天神——“敷下土方”的社神大禹,便顺理成章和夏朝联系起来,成了夏朝的建立者。顾颉刚先生不否认夏朝存在,但也认为夏朝和大禹关系是后起的。
(最后一段缺了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夏即西的意思)
本帖最后由 novazxy 于 2017-10-24 14:21 编辑

二里头为何是最早中国 许宏:中国的王朝文明由此开端
http://www.todayonhistory.com/lishi/201707/65241.html

姓夏还是姓商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自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其究竟属夏王朝抑或商王朝都邑的讨论持续不断,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议题,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之长、讨论之热烈,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景观。
  徐旭生在踏查“夏墟”时发现二里头,却依据古典文献记述,推断其“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这是“二里头商都说”的最早提出,成为此后十几年学界基本“共识”。
  20世纪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教授邹衡首倡“二里头夏都说”,引发两种主要观点的激烈交锋。随后,“夏都说”逐渐取代“商都说”,成为学界新“共识”和主流观点。
  2015年10月,在考古学界一向以严谨著称的许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重提“二里头商都说”,随后发表论文《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坦承自己延续多年的思考。
  “现在看来,二里头文化最新的高精度系列测年偏晚偏短,其主体或已进入商代纪年,”许宏说,“关于‘二里头商都说’的思考,不过是在新的时点上,对既有重要假说之一所代表的可能性的提示而已。显然,其中所显现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相关讨论研究都还仅限于推论和假说的范畴,二里头都邑性质的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在像殷墟甲骨文那样带有自证性的、当时的、丰富的文书材料出现之前,无法对一个考古遗址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定性研究。
  “没有文书资料出土,二里头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许宏说,“这一历史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它的价值不在于最早也不在于最大,而是处于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转折点上,”许宏说,“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

评论:


作者:jinning li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401547/answer/122810049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看到澎湃新闻的访谈了,那个说的更加详细,实际上等于含蓄的表示了对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否定,商之前,中国是满天星斗,各文化都在种田,还没打起来。然后就是青铜基本上是西来无疑。
要说夏算个朝代吗?差不多等于朱元璋登基了 追封三代为皇帝那种。
这个呢就是中国式的政治正确了,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不能说,死拉硬拽要弄成信史,其实没必要啊,就像早些年北京人啊元谋人蓝田人啊都写在中学课本里面,恨不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本地土生土长,要是谁敢说一句非洲起源就要红了眼珠子骂人的。最后不得已说一句200万年前那一拨出非洲的到了中国,也不肯承认还有第二波。今天呢?坚持中国独立起源的就剩几个老顽固了。再抱着化石不放也没用,DNA是铁证。
我觉得秦汉之前,都是上古,中国没有成型,还在捏橡皮泥。就是土生啦外来啦都没必要感情用事,商周可能都是非土生,汉字汉语还没个定型呢!
以下是访谈,转载自澎湃网:
访谈︱许宏:秦汉之前的中国对外来文化比后来的时代还要开放
许宏:我的思考很明显是考古学本位的。文献话语系统和考古话语系统的契合点只能是甲骨文,在此之前试图对这两大系统进行整合的,都是推论和假说,都不是实证性研究。自我评价这些年来我们在二里头的工作,我说对解决它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在二里头都邑的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上面,我们团队的业绩是当仁不让的。可以说它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或者说最早的中国,但从狭义的史学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确认了它的王朝归属问题呢?没有。与其说解决了什么问题,不如说是提出了更多问题,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复杂化。我跟刘莉老师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这篇文章本来是用英文写的,发在英国的《古物》(Antiquity)杂志上。其中有句话说,“四十多年来,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几乎了无进展”,在学术上其实没有问题,这就是实情嘛。译成中文的时候,有审稿者提出要考虑国内读者的接受度,最后处理成了“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之类的表述。
18# novazxy
如果周人要刻意伪造夏的西来历史,那他们体会到他们自己主动封的夏禹后裔杞人的感受了吗?
如果周人要刻意伪造夏的西来历史,那他们体会到周王室的老亲家舜帝后裔老妫家的感受了吗?
如果周人要刻意伪造夏的西来历史,那他们体会到当时可能已经流传于各族贵族之中的《竹书纪年》的感受了吗?
如果周人要刻意伪造夏的西来历史,那发生在周王与殷商遗族之间的《尚书·多士》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周人要刻意伪造夏的西来历史,那他们干嘛不干脆直接声称“自窜于诸夏之中”,而如此光明磊落地声称“自窜于戎狄之中”呢?




当然,我不反对因为商王朝旷日持久的对西部大扫荡,不单造成晋南豫西一带成为“无人区”,也同时会顺理成章地逼迫大量原居于这里的“夏人”大量西迁,于是“自窜于戎狄”之中,而先周或周人直系先祖,只不过是这些流离失所寓居他乡的移民之一吧~~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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