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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与夏的联系的考古学证据之一: 鸡夷与封口盉, 邹衡

本帖最后由 Ryan 于 2017-10-26 11:35 编辑

摘自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pp 147-157.

《礼记·明堂位》: “灌尊, 夏后氏以鸡夷, 殷以斝, 周以黄目。”

对于 “鸡夷”的实物和含义,历代不得其解。邹衡先生用考古学证据,论证了二里头文化中的封口盉就是《礼记》所说的“鸡夷”,是极重要的礼器之一。

封口盉在商代已经非常罕见,在周代几乎绝迹。周代以后的人没有见过夏代的陶制 “鸡夷”的实物,也不理解这个词汇的意思。因此,有关“夏后氏以鸡夷”的记载,必定出自传承有序的历史记忆。邹衡先生认为, “鸡夷”的实物的确认,是从考古学认定夏文化的一项有力证据。

邹衡先生的论证极为独到,令人信服。

夏后氏以鸡夷--考古证据,邹衡.pdf (625.45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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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之子全都是为死而生。
              --------《阙特勤碑》
看到近来大家讨论夏与二里头文化的问题,所以 贴出来,供讨论。
人类之子全都是为死而生。
              --------《阙特勤碑》
宰鸡敬神是各地汉族普遍的习俗,我外婆以前逢年过节必如此,搞得我小时候9岁就开始练习宰鸡功夫。我老婆现在依然如此,不过我的宰鸡功夫已经大不如前了,呵呵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我在上小学以前,我舅舅们就让我杀鸡了。鸡,兔子,鸽子都杀过。原来是敬神。
继续介绍井中伟、王立新的《夏商周考古学》(2016年科学出版社)中关于夏和二里头的相关观点。
井中伟和王立新的观点

A:二里头文化形成机制: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以及郾城郝家台等城址的出现,恰恰表明了当时各部族之间军事冲突的存在。而且这些城址的存在时间都很短,始建和使用年代多属所在遗址分期中的某一期,仅使用一期就废弃。与山东、长江中下游史前城址多长期沿用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恰恰表明这一时期社会的不稳定,反映了部族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战争的频繁。

登封王城岗西城这个不足1万平方米的小城内,已发现埋有人骨的奠基坑13座。坑内人数多少不一。发掘较完整的一个奠基坑(WT48H760)的夯土层内已暴露出7具完整的人骨架,显系非正常死亡。有的坑中则埋有被肢解的人头骨、肢骨或骨盆。这些死者中既有成年男女,又有儿童,很可能是在部族冲突中掳掠来的战俘。

洛阳矬里、王湾、孟津小潘沟、临汝煤山等遗址中则发现有所谓的“乱葬坑”或“灰坑墓”。如煤山M15,坑内有2具成年男性骨架,作“十"字交叉叠放在一起。孟津小潘沟M3人骨架腹以上骨架全无,断茬处也很规整,可能系腰斩致死;M5死者两肩紧缩,两手交叉于腹部,两脚交叉,M6死者侧身曲肢,两手举于头部两侧,这两”墓“的死者很可能是被活埋致死的。

类似的现象也频见于其他地区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址中。此外,各地龙山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箭镞,在工具中所占比例要高于此前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暴力冲突的加剧。
看来当时的确是一个‘乱世’,倒是与史料比较吻合~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本帖最后由 zh0000 于 2017-10-26 21:04 编辑

感觉对于所谓的鸡姨的论证很牵强,所谓相似是一个主观的判断,不同的人眼里相似度相差万里,要是遇到脑洞大的主,楞说一元硬币像只狗也有可能。要说大汶口的像鸡我勉强能接受,说夏的像鸡或者说像大汶口的,我就觉得不像。从杀鸡敬神联想到鸡夷这个只能当成联想,和苏三说中国人从那啥地来的论据的效力差不多。
本帖最后由 novazxy 于 2017-10-26 23:30 编辑

读了,不觉得这就论证了。
许宏:“...这一将古代文献、古文字与考古出土品相比照,来复原当时礼器的递嬗传播源流的尝试,一时被传为学界佳话。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推测。”

《周礼注疏》卷二十〈春官宗伯·司尊彝〉~305~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春祠。夏礿。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其再献用两山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郁齐献酌。醴齐缩酌。盎齐涚酌。凡酒脩酌。大丧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礼记注疏》卷三十一〈明堂位〉~58~
  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唐·贾公彦疏:「鸡彝者,或刻木为鸡形而画鸡于彝。」


下文不代表我的意见,只是另一种看法而已,仅供参考。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他说的哪里合理哪里不合理?为什么?

http://www.guoxue.com/?p=41184
《三礼图》鸡彝图像考辩


  鸡彝作为一种古代祭祀用的祭器。最早对于它的文献记载,见于东汉郑玄注《周礼•春官•司彝尊》,曰:“司尊彝举六彝: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凰之形。”又因《礼记•明堂位》“: 灌尊,夏后氏以鸡彝,殷以斝,周以黄目”。引起了部分学者訾议,认为新出土文物可以佐证鸡彝器型本身就是鸡的造型,并不像郑玄所述,为“刻而画之为鸡”。
  以邹衡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依据是日本牧方市大门铸造和美国洛杉矶美术博物馆各藏一件铜鸡彝,顶部干脆铸成鸡头,还有河南禹县瓦店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陶封口盉(H2 8 : 1 2 ),其盖作凤形,凤与鸡属于同一类。”邹先生还“辨明鸡彝确是封口盉无疑,其祖型乃出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红陶鬶。”这种观点且不论是否正确,但有一点值得怀疑,鸡彝与封口盉是否为同物,其祖型是否来源于前文提到两处遗址出土的红陶鬶。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鸡彝和盉、鬶在礼制文化中具有不同功用和类属。《周礼•司尊》曰“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汉•刘熙《释名疏证》曰:“《说文》云:盉,调味也。从皿和声。”宋•吕大临《考古图》曰:“右得于京兆,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径五寸二分,容三升四合,铭十有四字。按盉不见于《经》。《说文》曰:盉调味也。盖整和五味以共调也。洛阳匠获一器,形制类此。《名》曰:单□作从彛。盖为彛陪设是器已,附见于彛属。”董逌《广田书跋》曰:“孔文父? 鼎,其制尊单。臩从彞,其制鼎盉与觚皆具。盖宗彞常器也,尊鼎常荐也。其从以享者,随器以名之古人于宗器,其重如此。”从上述引文可以推出:其一、单从“彝”与“盉”的器物功用来讲,其明显存在差异。前者为祭器,用于祭祀;后者为炊饮器,用于调味;其二、彝器应该包括鼎、盉和觚。然鸡彝早在夏朝就被列为六彝之首。这就难免使人产生疑虑,鸡彝是否为邹文所讲的封口盉。《说文•鬲部》曰:“鬶,三足斧也,有柄喙。”据相关专家研究,其是生活炊具。目前出土数量,不胜枚举,从外形上来看,有三足,鸟形。“鬶”一般颈部较直,口沿呈鸟喙状。但“封口盉”大多有盖,口相对整个器型较小,器嘴颈部一般较细。如此看来,“鬶”和“盉”之间存在差异。因此,鸡彝和盉、鬶之间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历史时间上来看,鸡彝和盉、鬶之间存在一定联系,然郑文未必有贻误之处。鸡彝最早源于“灌尊,夏后氏以鸡彝”,也就是学者时常认为鸡彝出现在夏朝(本文也参用此说);鬶最早出现在河姆渡文化时期(河姆渡文化系统第二层出现陶盉和陶鬶。)盉大致与鬶同期。鸡彝被记载,是在《周礼》之中,但鸡彝被发现最早图绘模样文献应该是东汉郑玄所著《三礼注》中记载样式。东汉与夏朝时间相差近2100 多年。在这段时间中,笔者无从得知在此之前鸡彝是以什么形状。但从客观上来讲,它不会是盉或鬶的模样。能够如此断定,原因之一,动物像生造型青铜器在商朝以后才比较盛行。原因之二,夏朝是农桑社会,崇尚图腾,把鸡形绘于器壁极有可能。引宋静观点认为“夏、商、周各朝将薏苡文化的代表卣(酉壶)、彝(鬶盉)做为重礼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从甲骨文开始主要用鸟形图来描述“彝”的造型虽然有其形态学的原因,但主要是商灭夏以后既有继承先进夏文化的需要,又有排斥夏文化图腾的目的,这种对夏文化实质的敬仰和形式的贬黜造成商代对甲骨文“彝”字从内容和造形上加以歪曲和改造。周以后力图拨乱返正但木已成舟,这就产生“彝”在金文中造型繁杂的局面。后人对这些原因不甚了了,大部分人在“彝”字解释上缄默如金,许多人望文生义有不少笑话产生。”不言而喻,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商灭夏之后,对于鸡彝做了一次样式上的重新调整。只是时间距今较长,后人无从得知上述详细情况。因此,部分学者对鸡彝就产生了种种推测。
  从鸡彝、盉和鬶出土状况来看,出土像鸡型盉、鬶并不多见,倒是鸟型盉、鬶不少。如果就此把这种出土鸡身盉断定为鸡彝。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首先,郑玄著《周礼》既有“六彝”之说,其中包括鸡彝、鸟彝。显然,这两种彝器不能被视为是同一种礼器。这种观点依据是鸡形器物在汉代也还在沿用,其特征不符合文献上描述的特征。其次,鸟形盉、鬶出土地域分布来看,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一带较多,甚至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鸟形封顶盉的演化过程。同时也不难发现,这些器物都是鸟形器,与鸡彝的关系不是太大。
  因此,笔者认为不能断定封口盉即是鸡彝。


图1 北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中的鸡彝 图2 北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中的鸡彝舟 图3 河南历史博物馆藏白陶鬶



图4 商 妇好墓封口盉(酒器) 图5 山西太原赵卿墓出土的鸟尊 图6 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碧鸡


  郑玄为《周礼》注疏,其后又编纂《三礼图》。《三礼图》在郑氏之后,被视为礼学权威书籍。参照或引用这本书籍的历代学者不在少数。汉•孔安国《尚书注疏》、刘熙《释名疏证补》、杨雄《方言笺疏》、赵岐《孟子注疏》;晋•陈寿《三国志》、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南北朝•范晔《后汉书》、萧统《文选》;唐•王经《大唐郊祀录》、魏征《隋书》;五代•刘昫《后唐书》等。至宋代以后,聂崇义对《三礼图》做了重新校正,就出现褒贬不一的观点态度。批评者认为《三礼图》存在问题。宋•欧阳修《集古录》卷一载:“右钟南古敦铭,大理评事。


  苏轼为凤翔府判官,得古器于钟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礼图》所画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为敦也。盖其铭有宝尊敦之文,遂以为敦尔右集本。”元•陈栎《定宇集》载:“前后用六幅也,又证之《三礼图》。古朝祭之服,未有衣前不攙一幅者,况经文唯曰:裳十有二幅耳。”明•唐顺之《荆川稗编》载:“聂氏《三礼图》亦谓餙以牛牺之为牛,儒者既不考,古音至其形制。为翠、为凤、为牛。曰全牛,曰画牛,曰负,曰凿,曰餙。”清后也对于《三礼图》讨论不绝于耳。郑玄著《三礼图》未见原文,故参考北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原文如下:“鸡彝,受三斗,宗庙器,盛明水。彝者,法也。


  言与诸尊为法也。臣崇义先览郑《图》形制如此。案旧《图》云:‘于六彝之间,唯鸡、鸟、虎、蜼四彝皆云刻木为之。’其图乃画鸡、凤、虎、蜼四物之形,各于背上负尊,皆立一圆器之上。其器三足,漆赤中,如火炉状。虽言容受之数,并不说所盛之物。今见祭器中有如图内形状,仍于鸡、凤腹下别作铁脚距,立在方板为别。如其然,则斝彝、黄彝二器之上,又何特画禾稼、眼目以饰尊乎?形制二三皆非典实。又案《周礼•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鸡彝、鸟彝。’后郑云:‘谓刻而画之为鸡、凤皇之形,着于尊上。’考文审象,法制甚明。今以黍寸之尺依而计之.口圆径九寸,底径七寸,其腹上下空径高一尺,足高二寸,下径八寸。其六彝所饰,各画本象。虽别其形制.容受皆同。”


  从上述引文中来看,“于六彝之间,唯鸡、鸟、虎、蜼四彝皆云刻木为之。”若文献如聂氏所论,鸡彝由木头刻制于尊,今不见实物是有立论依据。按此论在推下去,则郑玄说法也没问题。“今见祭器中有如图内形状,仍于鸡、凤腹下别作铁脚距,立在方板为别。如其然,则斝彝、黄彝二器之上,又何特画禾稼、眼目以饰尊乎?形制二三皆非典实。”那么,依聂氏所言推论。鸡、凤腹下面按上脚距的祭祀礼器极像邹文中所讲的封口盉。但这种礼器是不是鸡彝,有待考证。反过来推理,斝彝、黄彝二器分别画有禾稼、眼目。以此也可以证明鸡彝应该是“刻而画之为鸡”。聂氏引经据典,详审细究,根据郑氏的记载,得出鸡彝如图1 所示。从图得知,聂氏所认同鸡彝类似于尊,较尊比起来,形态和容积相对较小,但鸡彝与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之间关系是“别其形制,容受皆同”。如此看来,鸡彝应与另外五彝器之间,只是在彝器表面的装饰上略有不同。当然,从后代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窥探出这一点。清•姚振宗《二十五史补编》中载:“本非尽出郑手,自然多失郑意,亦不得以此,易唐前旧说也,特今聂《图》中,唯鸡彝及舟是遵据郑《图》有明文可见,其他皆无从甑别矣。”由此证明,聂氏编撰《三礼图》中所绘鸡彝与郑氏鸡彝在形制上问题不大。


  上述解释对于鸡彝就是“刻而画之为鸡”的祭器似乎看起来过于牵强。难免会遭到部分学人的批评,有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症结所在就是出土类似于像鸡体形的器物。要把这种器物与鸡彝区分开来,还是要的有相关证据支持。像生造型的器物在中国存在由来已久,地域分布也很广泛。从早期的岩画、雕刻中,不难发现这些动物的形象。先人有意识去认识、去描绘自然中存在的动物形象,在参照主观的意志,进行创作,应该是出于对某一动物的崇拜。如中国东方濒海地区发现较多的鸟形器,认为这个民族就是崇鸟。现代学人根据现出土文物对古代社会文化进行推测,得出结果是否都符合古代社会文化特点,很受质疑。笔者认为文物只能给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佐证,但不能加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这样难免会犯错误。单靠文物,会使历史研究陷入窘境。同时对一种文化现象研究很难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能够给出合理解释,还是要靠文献与出土文物的合力作用,二者缺一不可。正如鸡彝与鸡形器的关系所在。《夏小正•启蛰》云:“雉震呴。震也者,鸣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呴,相识以雷。”古人以敬天德,取雉鸣如雷鸣,作为通神中介。可以确认是先人对天的崇拜,对鸡有超越物质以外的崇信。这在其他的动植物纹饰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先人在礼器上很难见到对日、月、星等描绘,但先人总会寻找到办法,把两者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天、地、人之间一种平衡调和的关系。那就是把自然物象看作通神的中介物质。因此,鸡彝出现,并非偶然之作。它是古代先人一种神化鸡的现象,正如《周易》所言“立象以尽意”。




  先人对鸡崇信由来已久,鸡自当有许多别名。《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称为翰音;南朝宋•袁淑《鸡九锡文》:“今以君为使,持节金西蛮校尉西河太守,以扬州之会稽封君为会稽公,以前浚鸡山子为汤冰邑君。”称为会稽公;晋•葛洪《抱朴子•登涉》:“ ( 山中) 酉日称将军者,老鸡也。”清•李元《蠕范》卷七:“酉日鸡自称将军。”称为酉日将军 ;北齐•刘昼《新论•类感》:“太白晖芒,鸡必夜鸣;火精光盛,马必晨惊;鸡为兑禽,金为兵精。”称为兑禽;汉•《韩诗外传》卷二:“君独不见夫鸡乎? 首戴冠者,文也; 足傅距者,武也; 敌在前敢斗,勇也;见食相告,仁也; 守夜不失时,信也。鸡有此五德,君犹日沦而食之者何也?”称为德禽;《隋书•礼仪志二》:“明山宾议樽彝之制,春祠夏礿裸用鸡彝、鸟彝。帝曰:‘鸡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于义为疑。’”成为金禽; 汉•班固《幽通赋》:“巽羽化于宣宫兮,弥五辟而成灾。”称为巽羽; 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欧阳询《艺文类聚》有为禽兽九锡,以鸡为稽山子,以驴为庐山公者。”称为稽山子。鸡既然有如此多的美名,可见先人对于鸡的尊崇。因此,鸡彝应出自于先人对于鸡的崇拜。


  鸡彝最早缘起在《礼记•明堂位》中载:“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聋,周以黄目。”郑注:“夷读为彝”。至郑以后,就沿用郑注。后郑为礼注《三礼图》,认为有六彝之说,鸡彝也同属于六彝,并列居榜首。郑氏认为鸡彝形状是“刻而画之为鸡之形。”但也有学者认为鸡彝就是鸡形礼器。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理清思路最为重要。“鸡彝制度来源于鸡血祀神风俗,故夏民族的灌礼联系于对春季和东方太阳的崇拜、对自然生命的崇拜、对鸡和翟雉类鸟的崇拜。”既然对于天地自然精神的崇拜,这就没必要围绕在造型上下功夫。但近代考古发现却不以为然,认为郑玄孤陋寡闻。近代出土古代鸟形器较多,有些学者就围绕这个大做文章,认为郑氏荒谬至极。例如,冯亦吾认为“司服之官,所司之服冕,皆绘之以章,是服常宝物,无不绘也。汉唐诸儒,多以尊彝——如鸡彝、鸟彝、牺尊、象尊、为刻书此种禽之象于尊彝之上,后世宝物发现,证其误解。”这些出土礼器都是什么年代的呢?是否就是上述要查证的尊彝呢?还是好事者所为以混淆视听呢?我们值得进一步做研究。毕竟年代久远,容易造成对礼器的错误认识。下面不妨可以进行一次实证性的推理,这或许可以揭开其中的答案。由于篇幅,笔者只取一件典型礼器进行推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白陶鬶,形制较为特殊,可以作为范例。《说文》载:“三足釜也。有柄、喙。读若妫。从鬲,规声。”。《广雅•释器》载:“鬶,鬴也。”这种类型的器物主要的特点是有三足、柄、喙,最能引起学者兴趣是这个器型整体,具有鸟形特征。有些学者认为其与鸡彝有一定渊源。证据就在鬶的三足和喙上。但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这就是鸡彝渊源的话,那么鸟彝渊源又在何处。有些学者给出的解释是鸡、鸟属于同科。这种解释在常识上来看,甚为合理,无可争辩。但如果还原历史语境,这种结论明显存在纰漏。《周礼•春官•小宗伯》载:“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将。”;《司尊彝》载:“掌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 酢) 也。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周礼•天官•幂人》载:“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画布巾幂六彝。”如此看来,六彝是古代最重要的一种礼制形式之一。按照常理,对于重要的礼制形式,古人应该继承比较完整,中断的可能性不大。二里头惊现如此多的鸟形器白陶鬶,笔者断定,这些土陶鬶或许只有少部分作为祭祀用物,较大数量是出于生活之用,与生活紧密联系。就此能否反映出一个对鸡崇拜或信仰呢?这可能或多或少有一定联系。中国最早图腾应属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彩陶上的图腾,其中鱼纹是其常见图腾之一。人面鱼纹彩陶盆就是例证。从中也可以得出,早期图腾不是以器物造型为特征的崇拜。二里头白陶鬶也是一样,它只是当时的一种食器,应该很少充当祭祀用物。放于墓中,只是作为一种生活象征性的陪葬。又如,197 3 年山东临沂汉墓出土白陶鬶,说明汉代仍沿用。这样来讲,郑玄应该见过陶鬶。其《三礼图》中鸡彝不会混淆视听。




  夏侯氏用鸡彝,是否为郑玄所描绘的象形,还需要辩证去研究。夏朝至汉朝,未有鸡彝这种提法,只是到了东汉郑玄才使用这个词语。周•卜商《子夏易传》卷六中载:“翰音为鸡巽之象也,以其阳物巽阴而无力飞必鸣也,登于天,何可久乎。”师曠《禽经》载:“顾野王《符瑞图》曰:鸡趣王者有德,则见首翼。赤曰丹凤,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阴翥,黄曰土符,别五采而为名也。”春秋战国•韩非《韩非子》卷十一载:“郭门之外而理之衅之以鸡猳,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列禦寇《列子》卷三载:“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鸡无敢应者反走耳。”秦•吕不韦《吕氏春秋》载:“玉旂旗名交龙为旂载者,若今之鸡翘车是也。”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载:“王氏之权自凤起故于凤始受爵位,时雄鸡有角明视作威。”从文献可见,汉代以前先人对鸡进行尊崇,但后来鸡也逐渐转向生活化。比如,鸡犬相闻、鸡鸣狗盗、牝鸡司晨等新词汇出现。最后,干脆把鸡作为食材。“彝”见于周•鬼谷子《李虚中命书》卷中载“以吉德善辅,行道而不乱典彞,行令而不殺戮,惟以正道,尊严天德。”;春秋战国•孟轲《孟子》卷五载:“犹《洪范》曰:彞伦攸敘,谓常事所序也。”;荀況《荀子》卷十二载:“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帅旧典者,为之宗。”;秦朝未见对于彝的记录;汉朝对于彝器的记载也不胜枚举,比如班固《汉书》、孔安国《尚书》、司马迁《史记》等,都对彝器有所记载。从上可以窥探,鸡彝在汉朝之前,应该无此名。如此道来,鸡彝应是在东汉时才被引入著述中。


  鸡彝始于东汉郑氏注《周礼》,后被多种典籍沿用。这才使得今天能够见到相关文献对于鸡彝的记载。按郑氏著述以及据后代人的引用,鸡彝“刻而画之鸡”一说没错。相关文献可以提供证据来证明鸡彝不是鸡的造型。


  《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彝,殷以斝,周以黄目”。据此文献,夏后氏用过鸡彝。其又是何许人也。列禦寇《列子》载:“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夏桀、殷纣、鲁桓、楚穆,状貌七窍,皆同于人,而有禽兽之心。而众人守一状以求至智,未可几也。”班固《白虎通》卷三下载:“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谓曰: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夺,孝子之心也。殷人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卷九载:“庶人以言,犹以夏后氏之祔怀袍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通过上述不同时期的文献可以得出,夏后氏既有凡人特性,也有神人属性。但有一点值得重点推敲,即夏后氏用“明器”而不用“祭器”。“明器”按荀况《荀子》卷十三载:“略而不尽,? 而不功,趋舆而藏之,金革辔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 而不用。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王曰:‘诸侯皆有以填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籍谈对曰:‘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故能荐彝器。”汉•刘熙《释名疏证补》卷第八载:“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异于人也。涂车,以泥涂为车也。□灵,束草为人马,以神灵名之也。”


  上述所讲明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死人陪葬用品;另一类是,诸侯受封所得礼器。夏后氏主要用的是礼器。原由有三:首先,相关文献记载,夏后氏“赏而不罚”。其次,夏朝使用明器和商代祭器也不能看作是同一类礼器。夏朝强调“忠”字,强调自律精神;商朝强调“敬”字,强调敬畏之心。再者,夏朝明器应该是饰以器物表面,并非造物之形。上面列举材料可以看出,不在赘述。


  上文对于出现“刻而画之鸡”进行了阐述。那么,出现器型本身像鸡的礼器该怎样解释?商朝之前,鲜有精美的像生造型礼器。在商周同一时期,各地都惊现具有华丽装饰为特征的像生造型器物,这并不是偶然。其是由不同历史时间段礼制表现方式和礼器规制产生变化而造成。笔者认为夏朝使用是以图像形式为代表的礼器机制,在它以后,就出现了转化。例如,夏侯氏用明器,殷商人用祭器,周人则两者兼之。这一明显变化,最高表现为春秋战国。其中不乏有鸡身造型礼器,却被现今的部分学者视为鸡彝,认为古代文献记载有误。其实不然,我们不能因区区几件文物,就去断定几千年来的古代文化。否者,就会贻笑大方。



个人觉得,所谓封口盉等,倒液体的容器,做成一端手握,另一端为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能说这就是为了鸡崇拜而搞的,也不是后人说鸡彝,就一定说明就是指这种器皿了。


读了,不觉得这就论证了。
许宏:“...这一将古代文献、古文字与考古出土品相比照,来复原当时礼器的递嬗传播源流的尝试,一时被传为学界佳话。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推测。”

《周礼注疏》卷二十〈春官宗伯·司尊彝 ...
novazxy 发表于 2017-10-26 23:04
所谓“灌器”指行祼礼时用来盛酒的器具,因此夏后氏以鸡彝,殷以斝——只能在墓葬中发现它所应具备的重要地位。

(1),井中伟和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鬹式盉在龙山时期虽已产生,然并不多见,尚未成为代表性器类,但至二里头文化,这类器物却大放异彩,成为该文化礼器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类。在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能否随葬盉,已成为区分墓主人身份地位高低的一个显著标志。

(2),朱光华《早商青铜器分期与区域类型研究》:郑州商城青铜容器大部分出土于墓葬,在此我们对其中资料详备的24座铜器墓的随葬组合作了详细的统计(表三)。
分析上表统计数据我们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随葬品组合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随葬组合以酒器斝、爵为核心,有75%的铜器墓随葬铜斝或陶斝。79%的铜器墓随葬有铜爵或陶爵。《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彝,殷以斝,周以黄目。”看来文献所云确实有一定根据;第二,随葬组合中食器鼎、鬲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有29%的铜器墓随葬铜鼎,46%的铜器墓随葬铜鬲或陶鬲,并且随葬的鼎皆为铜质,而无陶鼎,随葬的鬲则以陶质为多,占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认为这与夏商礼制的传承有关;第三,早、晚期随葬组合的变化主要体现于两类器物,即铜盉仅见于二里岗下层的少数墓葬,觚作为酒器组合开始于二里岗上层,但其地位远不能与斝、爵相比,仅有33%的铜器墓随葬有铜觚或陶觚。

盉为夏人之灌器,而在商文化中较为罕见,它在早商青铜器中出现同样是输入的结果,郑州商城南关外、紫荆山北两处铸铜作坊遗址中迄今未见到盉范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一点是由陈旭先生首先发现的,本文赞同陈先生的观点。

——你这个人既缺乏历史知识,又不懂考古学。随便搜一篇网文,拿来装腔作势!
井中伟和王立新的观点

B:二里头文化形成机制:由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阶段,伴随嵩山南北地区的两支考古学文化由南北对峙而走向整合,聚落形态亦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这显然是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也许正因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政治秩序,所以中心区的二里头遗址和其他众多的地区级中心才会迄今不见大规模的防御性设施。而仅在边缘地区才会发现类似郑州大师姑、新郑望京楼那样的城堡和驻马店杨庄那样的有深壕环绕的聚落。

在文化分布区之外,晋西南的东下冯文化由于内含大量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显示了该区域的人群与二里头文化的人群有着异常密切的 关系,加之文献记载中不乏夏人在晋南地区活动的记载,将这一地区看作是夏王朝的实际控制区或殖民地是完全可以的。来自嵩山周围的人群源源不断向晋南一带渗透。其动机或许就与掠夺那里丰富的盐业和铜矿资源有关。
井中伟和王立新的观点

C:1983年,在距偃师二里头遗址东北约6公里的尸乡沟又发现一座早商城址,即偃师商城。从而把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从过去主要围绕二里头、郑州商城的年代与性质展开讨论,扩展到对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三处都址的年代与性质的讨论。

不久即有学者根据文献上有“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认为偃师商城是汤都西毫。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其性质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然而对其年代都肯定它是二里岗期城址。偃师商城的发现,证明这里才是《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殷汤所都”,于是二里头遗址西毫说受到了很大冲击,绝大多数坚持者转而指认新发现的偃师商城是西毫,承认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的国都,即文献所载“斟鄩”故址。

至此,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主体是夏文化的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
关于东下冯,不少学者认为,晋西南也是探索夏文化必须重视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记载上夏人主要活动地也包括了晋西南地区,并且素有“夏墟”和“大夏”之称。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山西工作队。1974年开始选择夏县东下冯遗址进行发掘。1977年在登封召开的夏文化讨论会上,东下冯考古队提出晋西南二里头时期文化与河南西部的二里头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建议称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后来在发掘简报和报告中正式命名为“东下冯类型”。这一提法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东下冯遗存与豫西典型二里头文化相比,有着质的区别,建议另命名为“东下冯文化”。

我们看看井中伟和王立新的观点。
井中伟和王立新的观点

D:东下冯文化发现的平面呈“回”字形的里外双重围沟的聚落与窑洞式建筑,二里头文化不见。而二里头文化的夯土、平台式与长廊式建筑基址则不见于东下冯文化。

东下冯文化发现的窑洞墓不见于二里头文化,墓葬中极少见有酒器随葬。

东下冯文化的陶器群中褐陶所占比例较高,仅次于灰陶。自早到晚均以绳纹为主,而篮纹、方格纹很少。炊器为罐、鼎与鬲、甗、斝等空三足器并重,而后者在二里头文化中少见。

在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共见的器类中,同类器的形制或比例有一定差异。如东下冯文化的深腹罐和深(浅)腹盆多卷沿凹底,而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则多折沿圜底;东下冯文化单耳罐多,二里头文化少;蛋形瓮在东下冯文化中习见,而二里头文化几乎没有;三足盘、刻槽盆、觚、鬹、盉等二里头文化典型器类在东下冯文化中几乎不见;东下冯文化的豆多碗形豆,少见二里头式的细高柄浅盘豆;东下冯文化带绳纹的盆形钵和三足瓮也不见于二里头文化(图2-18)。

以上特征表明,东下冯文化的形成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较大影响,但自始至终保持自身的独特文化面貌。
井中伟和王立新的观点

E:东下冯文化的源流与性质:东下冯文化是继承了龙山时代三里桥文化的较多因素,并吸收了陶寺文化和晋中龙山文化的少量因素而成长起来的。有学者指出:“东下冯类型”不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而是由三里桥文化经过其后裔发展起来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杨晶:《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随着夏商王朝更迭,商人势力接踵而来,分布范围基本覆盖了东下冯文化的分布区,并且在此建立了两个军事功能突出的早商城池——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

关于东下冯文化的性质,存在着两种观点:
(1),视其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的学者,或认为其可能是夏族的发祥地域内早期原生的夏文化;或认为是夏人向西北方扩张而产生的;更有学者认为是夏杼率领夏人越过黄河来到晋南之后所创造的文化,是夏文化的一部分。
(2),视其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的学者,认为这支文化可能是唐人(唐虞族或有唐氏)的遗存。通过对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关系的比较及文化渊源的分析,不难看出,两者应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人文化,东下冯文化似不属于夏人的文化,可能为夏代唐人的遗存。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似乎为联盟的关系(于孟洲:《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比较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春秋》2004年第1期)。
井中伟和王立新的观点

F:东下冯文化的源流和性质:《左传·定公四年》记成王封叔虞于唐,“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昭公元年又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灭唐,而封于大叔焉,故参为晋星。”显然,此“夏墟”当指“大夏之墟”。而许多学者将此“夏墟”理解为夏都所在,与殷墟一般,实则不然。可见,晋西南虽有“夏墟”之名,却并非夏人的原居地。在夏、商两代,居于此地的土著“大夏”之人应是唐人,他们臣服于夏商,说明本身既非夏又非商。在夏代,唐人既然是臣服于夏王朝的部族,那么在文化上受到豫西夏文化的强烈影响并与之保持密切的交流是很自然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夏人曾于晋西南一带活动,甚至控制或占领此地都是可能的。如文献记载商汤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其中“鸣条”,诸家考证都在晋西南。《战国策》述及夏桀王国的四至时云“左河济,右太华,羊肠在其北,伊阙在其南”。其中的“羊肠”,一说即在霍山一带。从考古学文化上看,此地的东下冯文化中确实含有大量二里头文化的因素,所以将晋西南理解为夏人的重要活动地区甚至是殖民地性质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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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恩《晋国已发现的西周国族初析》(2010年第1期《考古与文物》)。

张天恩认为晋南一带曾为尧都唐地的说法,几乎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张天恩该文考察了两个唐尧之后的封国:黎国和唐国,认为黎城县西关村墓地应是唐之后裔——黎国。与黎国和唐国相关的两个历史事件就是西伯戡黎和周公诛唐。
张天恩的观点

A:关于这一事件,最早见于《尚书》,“西伯既戡黎”为其一章。西伯是指周文王。戡,注家释为胜。黎,则为商代小方国。《说文》释其地望云:“黎,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史记·周本纪》载文王受命,也就是决虞、芮之讼的第三年,曾“败耆国”。《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几’。”《正义》“即黎国也。”据各家注释可知,《尚书》的黎国,就是《周本纪》之耆国,《殷本纪》作“饥国”,居地在上党黎城县。上党为现在长治之古称,又曾名潞州,今黎城县仍隶属长治地区。

因上党地处流经商都安阳附近的漳河上游,且相距不过百余公里。故文王胜黎后引起了殷商大臣祖伊的惊恐,而奔告殷王帝辛。若当时之黎确处黎城的话,说明周人进入晋南的时间早到灭商前数年。戡黎自然是一种冒险之举,但周文王肯放胆一试的目的,明显是出于灭商的战略需要而对殷商统治集团反应的试探。另外,商纣当时正对东夷用兵,可能无力顾及西方之事。

但毕竟有距离迫近的问题,所以过去研究者对此多有怀疑,认为灭商以前周人不太可能将其势力扩张到殷都附近。但想一想周武王伐纣前两年曾有声势浩大的盟津观兵之举,也未见殷纣王有什么反应,戡黎不被关注也不是匪夷所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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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恩的观点

B:历史上有些事情可能确有令今人难解的地方。近年,黎城县西关村近百座西周墓的发现却提醒了我们,关于此问题可能还需要仔细考量。西关村墓地并未全面发掘,但据清理的部分墓葬分析,其年代为西周中晚期。现保存有三座带墓道的大型墓,中型墓M8出土的青铜壶铸有铭文,表明作器者是“楷侯”。“楷”,有关研究认为与“饥”、“耆”、“黎”古音相通,楷侯实即“黎侯”、“耆侯”。可见黎城在西周时期确有一黎侯国,地望与国别既吻合,可见戡黎之事发生于此亦非虚谬。

墓葬年代在西周中晚期,当然与商后期之黎的年代不符。其首先是因为发掘墓葬过少,未能清楚反映时间范围,也可能是因为水库淹没的缘故。但我们都知道,周代的封国往往是建于原有国族的旧地,故西关村的西周之黎应当就是在商代黎国故地上所封之诸侯。

关于西周之黎建于何时,文献是有明确记载的。《吕氏春秋·慎大览》云:“武王胜殷,——封帝尧之后于黎”。这就是说,在武王灭商之后,黎即被封。西关村的发现可以说明黎国的地位相对较高,被封为诸侯。《史记·卫世家》记载卫顷侯为了让周夷王将卫国改命为侯,曾厚赂周夷王的记载就能表明其中的差别。又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纪》云:“帝尧陶唐氏,祁姓也”,知西周黎国应为祁姓,希望能得到西关村后续考古发掘的证实。

依据这些记载,我们就可以相信,周王朝将帝尧后裔封于此地,可能是考虑其原居晋地,更熟悉情况。
张天恩的观点

C:自1979年以来,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持续十余年的考古发掘几乎找到了西周时期所有晋侯夫妇的墓葬,基本确定了晋国都邑的所在。

但自口公簋面世后,朱凤瀚、李伯谦等均开始怀疑叔虞初封之唐,可能非天马-曲村遗址,而是另有其地。根据笔者对遗址文化遗存的分析,晋之始封地在这里的可能性确是非常之小。

叔虞之封在成王时期,文献记载中是比较清楚的。《史记·晋世家》载:“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封叔虞于唐。”这说明叔虞之封还是比较早的,最大的可能是在东征结束,封康叔于卫,东土大事粗定以后。受封的一个重要契机,则是晋地之唐国发生了动乱,周公率军平乱并顺势灭之。《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是在周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周王朝经营东土时形势严重,根本无暇它顾,但当缓过手来,准备向其它地区扩张之际,唐乱恰恰给予了周公这个政治家一个可乘之机。周王朝对晋南的经略,遂得大举,其时当成王八年及以后。

唐之地望,《史记·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邹衡师于此有过详细论证,说“霍山以南,绛山以北,汾水以东,浍水以西方圆百数里的范围内,很有可能就是《晋世家》所谓”方百里“。不过这个范围较大,要寻找还是不很容易。

曲村的考古满足不了始封年代的要求,我们认为桥北也不是唐墟,那就需要对其它含有西周早期遗存的大型遗址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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