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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中的观点

G:第九章:都邑文明的形成

对中国古代神权政治的历程作了一番回顾之后,使笔者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权力中心与祭祀中心的合一是神权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最基本特征,而最初的原生形态的文明社会,大多是神权政治即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国龙山时代的城邑与普通聚落的差别同夏商周时期都邑与普通村落的差别是一样的,即前者是神权政治的中心而后者只是接受神权政治支配的某一居民点,这种区别一直延伸到春秋时期卿大夫所支配的领地之中,《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牌饰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兹介绍王青该篇论文的第五部分“墓主身份问题”。
王青的观点

A:五:墓主身份问题

笔者此前提出当时存在祭司集团依据的主要是3座已发表的随葬铜牌饰墓,现在通过上文的梳理已经知道,二里头遗址实际已有不下10座墓出土了各种镶嵌牌饰,其中80年代以前发现的有七八座,占当时已发现的18座中型墓的将近一半(附表1),再加上1995Ⅸ区发现的2座墓、2002年发现的ⅤM3随葬龙形器墓,以及早年流失海外的5件铜牌饰(可能一墓一件),数量已相当可观,而且随着以后的发掘还会增加。

这些墓葬的面积一般都在2平方米以上,墓底多铺朱砂,多有葬具,随葬铜器、玉器、漆器和陶器较丰富。与其他三四百座墓室狭小、随葬品很少的小型墓形成鲜明对照。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些随葬各种镶嵌牌饰(及龙形器)的墓主,以及不随葬镶嵌牌饰的其他中型墓墓主,已能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高级贵族阶层。
王青的观点

B:五:墓主身份问题

仔细分析这些中型墓我们发现,除了是否随葬镶嵌牌饰是明显的区别,其他随葬品的种类也存在一些差别,一是随葬镶嵌牌饰的墓不出玉牙璋,不随葬镶嵌牌饰的墓则出玉牙璋,后者如保存较好的80ⅤM3,已被盗扰的75ⅦKM7和76ⅢKM6也是如此;二是随葬镶嵌牌饰的墓出玉璧戚而不出玉钺,不随葬镶嵌牌饰的墓出玉钺不出玉璧戚,后者如保存较好的80ⅢM2和80ⅤM3,已被盗扰的75ⅦKM7也是如此(附表1)。

按照《周礼·典端》的记载,“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尽管这是后起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但与明确属于祭祀用器的镶嵌牌饰不出一墓,应意味着二里头时期的牙璋和镶嵌牌饰在功用上是不同的。
王青的观点

C:五:墓主身份问题

玉璧戚和玉钺在形制上有一定相似,如前者都有扉牙和齿刃,后者有些也有;但差别也很明显,如前者的顶端和刃部外弧程度很大,钺身中间的圆孔也很大,整体形如玉璧(所以夏鼐先生主张称为“璧戚”),后者在这几点上都不如前者(图14)。

一般认为,三代的玉钺(及铜钺)代表的是军权,而据《吕氏春秋·仲夏纪》载,在“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的仪式上,需要“执干(按指盾牌)戚戈羽”,林沄先生根据甲骨文有“奏戚”祈雨的记录进一步推测,商代已有执干戚的乐舞(戚舞)。可见,璧戚在三代更多用于祭祀仪式上的乐舞,它与钺的功用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当时佩戴镶嵌牌饰的人有些还要手执装好柲的璧戚表演舞蹈,这在隆重的祭祀神祖仪式上是颇为相合的。同理,使用玉钺及牙璋的人因为其司职不同而不随葬镶嵌牌饰也是很自然的。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在二里头的高级贵族阶层中,那些随葬镶嵌牌饰(及龙形器)的中型墓墓主其生前司职与祭祀神祖是密切相关的。换言之,他们应是专守祭祀神祖、沟通人神活动的祭司集团。
我也是被惊着了,抄宣者,讨论者你们在抄,在论时,能不能把原文看仔细,别瞎说诬陷人家胡博好不?
我也是被惊着了,抄宣者,讨论者你们在抄,在论时,能不能把原文看仔细,别瞎说诬陷人家胡博好不?
山戎地带 发表于 2017-12-20 22:00
你没看懂我回复“爱好者”坛友的意思?
反话正说看不出来?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强的人,但是现在我看到民科所论后,我总有一种想投降的感觉!
W7167N 发表于 2017-12-14 09:03
这是我366楼的回复!
经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原来Louisa G. Fitzgerald-Huber(胡博)是说齐家的青铜器从二里头辐射来的,这个Louisa G. Fitzgerald-Huber(胡博)是疯了,你说的太对了!
W7167N 发表于 2017-12-15 07:44
这是我371楼的回复!
反话正说都看不出来,我又想投降了!
王青的观点

D:五:墓主身份问题

再进一步分析又能发现,那些随葬各种镶嵌牌饰的墓葬,其随葬品的种类也存在较明显差别,一是铜牌饰与铜铃(及玉铃舌)同时随葬的墓,如保存较好的81ⅤM4、84ⅥM11、87ⅥM57、95ⅨC14墓等;二是随葬无铜托牌饰的墓不随葬铜铃(及玉铃舌),如保存较好的95ⅨC12墓、75ⅥKM3、84ⅥM6等(附表1);三是无铜托牌饰的出土位置往往不在墓主胸前。只有87ⅥM57除外,此墓的铜牌饰、铜铃可能与无铜托牌饰同出,对这个例外笔者尚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只能暂时搁置。

很多学者都已注意到铜牌饰与铜铃伴出的现象,02ⅤM3的镶嵌龙形器与铜铃紧靠在一起更加验证了这一点,而随葬无铜托牌饰的墓不随葬铜铃又从另外的角度加深了这一点。
王青的观点

E:五:墓主身份问题

近年朱乃诚曾以此为前提,并联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那段有关虞夏时期豢龙氏和御龙氏会驯养龙的记载,认为当时似有驯养龙的专门人才,铜铃的功用之一就可能与驯养龙的工具有关。此论可备一说,不过从本文的分析出发,既然龙形器和镶嵌牌饰都是祭祀神祖仪式上的法器,铜铃不如视为这隆重仪式上使用的演奏乐器亦即法器更加稳妥,它与璧戚(还应有漆鼓、石磬等)配合所呈现的乐舞正能渲染仪式的神秘气氛,也与中国古代素有“乐以娱神”的说法相合。

也就是说,是否拥有铜铃这种法器很可能是祭司之间身份差别的表现之一,使用铜铃的祭司可能身份更高一些。
王青的观点

F:五:墓主身份问题

进一步设想,那些有铜质依托的牌饰可能会因为工艺较复杂而成为更贵重的法器之一,那些无铜托的牌饰则因为工艺略显简单而可能属于低一等级的法器,进言之,各种镶嵌牌饰有无铜质依托也应是祭司们显示身份差别的另一个表现。而这一差别又是与有无铜铃的差别相对应的,恐怕不会事出偶然。

当然,在这些祭祀法器中,那件镶嵌绿松石的大型龙形器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法器之一,其工艺和体量上的优势已无需多言,随葬此器的02ⅤM3埋在宫城内3号基址的庭院中也格外特殊,与那些埋在城外的中型墓明显不同(图11)。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已知3号夯土基址很可能与其上叠压的2号基址一样,也属于宗庙一类建筑,杜金鹏曾据此推测,02ⅤM3墓主的生前职司应是宗庙的日常管理者和祭祖活动的参与者。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此墓以其埋于宗庙的特殊处理方式和随葬龙形器等非同一般的祭祀法器,表明墓主的身份应高于那些随葬各种小型镶嵌牌饰的墓主。
王青的观点

G:五:墓主身份问题

基于这些分析我们认为,作为当时在宗庙举行的祭祀神祖仪式的主角,祭司们的身份也应有主次和高低之分,02ⅤM3墓主那位使用仪仗性法器镶嵌龙形器的祭司很可能是这隆重仪式的主祭,而使用各种小型佩戴式法器镶嵌牌饰的祭司很可能是仪式的辅祭,其中使用铜牌饰的祭司身份比使用无铜托牌饰的祭司又要高一些,后者还可能因此不使用演奏式法器铜铃。

如此,随葬各种镶嵌牌饰、铜铃和龙形器的墓主,很可能就是通过这样的身份差异组成了整个祭司集团,他们以使用各种独具一格,能沟通人神的法器而有别于其他高级贵族,他们与其他高级贵族的身份差别还表现在使用表演式法器玉璧戚等方面(表1).

当然,无论这些高级贵族的身份有多少差异,他们都应是祭祀神祖仪式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以达到维系传统、加强统治的根本目的,而作为国君的“夏后”应是祭祀神祖仪式的最高主持者和最大受益者,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了。
所以,如果对02ⅤM3墓主进行测试,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者夏人是哪一种Y也应该几乎可以确定了!

————-至此,对本贴的回复——已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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