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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W7167N
二里头中大量的绿松石现象值得关注,不知道可有矿石来源报告?
imvivi001 发表于 2017-11-3 13:0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这本书中,有三篇涉及绿松石的论文: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牌饰的初步研究》;秦小丽《中国古代镶嵌工艺与绿松石装饰品》;叶晓红《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的工艺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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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中大量的绿松石现象值得关注,不知道可有矿石来源报告?
imvivi001 发表于 2017-11-3 13:07
秦小丽《中国古代镶嵌工艺与绿松石装饰品》:

“绿松石装饰品在中国的出现大概始于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发掘资料显示迄今发现最早的绿松石装饰品是裴李岗文化的出土物,根据陈星灿的研究,分布于河南中部地区的裴李岗文化5个遗址中发现了带孔的,呈不同形状的绿松石坠饰,这些坠饰大多出土于墓葬,一些有明确出土位置的坠饰,多在墓主人的颈肩部、头部、耳部、腹部以及牙齿部。这五个遗址共出土了约68件,其中74.07%出土于墓葬,灰坑与地层出土物各占12.96%。暗示着绿松石作为装饰品或习俗的功能性更强一些。

整个二里头文化1至4期共发现了10余件绿松石镶嵌,还有许多绿松石嵌片没有计算在内。而在2006年发现了绿松石龙形镶嵌画之后,还发现了大约1000多平方米有大量绿松石废料的绿松石制作作坊。
值得注意的是,这处绿松石作坊紧邻宫殿区,在其南的铸铜作坊一带以及宫城内的某些区域也发现有小件绿松石成品、半成品、石料和废料等,预示着有可能还存在其他的绿松石作坊。而绿松石作坊的位置表明当时的绿松石器生产可能是在王室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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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W7167N
二里头中大量的绿松石现象值得关注,不知道可有矿石来源报告?
imvivi001 发表于 2017-11-3 13:07
秦小丽《中国古代镶嵌工艺与绿松石装饰品》:

“目前已经有几处遗址比如贾湖和王城岗遗址做过产地分析。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敏等人采用显微镜、X—射线衍射和X射线荧光光谱等测试手段对贾湖遗址出土绿松石以及陕西省安康、湖北郧县和安徽马鞍山所产现代绿松石进行的岩性、物性和微量成分的分析,认为贾湖绿松石并不是来源于以上绿松石产地的。

同时也对王城岗遗址和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进行分析,其结果是这些绿松石分别来自不同的地质环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亦有交叉,具体的产地信息需要进一步研究。虽然这些遗址的附近就有绿松石矿,但是考古出土的绿松石装饰品并不是采自那里,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些绿松石的产地呢?

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绿松石饰品大多是一些小型圆角的圆形、梯形、方形和长方形的坠饰与耳饰、根据横田祯昭的看法,这些绿松石可能是从外露母岩脱落的原石块,顺着河流与砾石一起被采集、加工、研磨而成的装饰品、因此它们很难确定矿源,可能是从复数的矿源而来的,都是二次矿源的采集物。考虑到这些矿源与出土绿松石遗址的距离大都在200公里左右,这种状态下,绿松石的原石采集、制作以及消费可能属于不同的集团,它们之间应该存在着交易关系。”
宫本一夫的观点

G:综上所述,铜铃显示出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青铜器文化特征,也就是其初期阶段开始着重于制造代表身份与地位标识的器物,而这也是后来形成殷周文化的基础。再者,可以看出从陶寺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连续性,就铜铃而言,其中间的阶段应该也有制造。

另外,像铜铃这类乐器在举行祭典当中,借以区分身份阶序的情形,也是商周社会重要的政治活动;或者这些青铜器被用来表示礼仪制度。商周以青铜彝器为中心的青铜器文化特征,可说是也存在于陶寺文化的阶段。然而,既然由此已显示出礼乐的基础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寺文化中已经存在,而更重要的则是也显示出这些祭祀活动是以中原地区为基础而出现的。这一点,也表示出中原地区在文明形成上的重要地位。
宫本一夫的观点

H:另一方面,在掌握了王朝交替之下产生的祭祀与仪礼及与此相关的青铜彝器的变化之下,可以看出从青铜器的制造技术上是有连续性的变化。然而,虽然爵与斝的形态确实存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也可能是王朝内器型喜好的差异所造成的结果,那么,究竟技术上的变化和形态的基本形式变化是不是都可以从连续性的发展关系来理解呢?

这或许可以认为是技术体系连续性的表现。从二里头晚期朝二里岗下层期的变化,或可认为是虽然王朝交替了,但技术体系仍是连续的(宫本2006a)。进一步而言,也可以推想为商王朝成立之后,商王朝利用了二里头的青铜器制作集团,并让他们进行青铜彝器生产的结果。

通过王朝交替,商王朝有必要更新礼仪制度。除了爵与斝这些酒器以外,青铜礼器里又增加了鼎和甗等的炊器(宫本2006a、2006b)。可是他们在这个礼仪制度里没采用铜铃这类乐器,二里岗下层以后没有二里头式的铜铃。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2007年文物出版社),该书200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翻译者是陈星灿、乔玉、马萧林、李新伟、谢礼晔和郑红莉。

陈星灿对此书的评价:“这是继张光直先生《古代中国考古学》(耶鲁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版)之后,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一本书,是综合最新考古材料,用人类学的眼光分析中国考古材料的典范。我们也许不会同意作者的所有看法,但我们必须重视她分析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刘莉的拿手戏是聚落考古和资源控制。聚落考古涉及社会复杂化,资源控制则与王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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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莉的观点

A:中国文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她在四千年前就建立了国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最早出现国家的地区之一。然而,与其他文明的研究状况相比,中国考古学却很少对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考察中国最早国家诞生地—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从简单村落发展到复杂政治实体的过程。早期国家出现的前夜,即龙山文化兴盛时期,是我们理解国家形成过程的关键时间段。

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遗址遍布整个黄河中下游。作为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大舞台,黄河中下游地区正是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即夏、商、周王朝兴起的地方。有种种迹象表明,龙山时代已经进入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文字系统可能已经出现(Chang 1999:64-65;Postgate et al、1995:467-468);用红铜和青铜制作小工具和小饰件(Linduff et al、2000);筑造城墙,暴力和战争普遍流行(Liu 2000b;Underhill 1989,1994);墓葬形式显示出社会等级的存在(Fung 2000;Liu 1996a;Pearson 1981;Underhill 2000);区域文化分布范围扩大,相互间交往空前繁盛。最后,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日趋复杂,为三代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正因为龙山文化时处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前夜并且处于核心地区,所以它在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备受关注。不了解龙山文化的社会组织及其变化,就不可能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出现进行有意义的研究。
刘莉的观点

B:黄河流域的龙山诸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普遍衰落。在河南,代之而起的是一般认为大致属于夏代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在山东,岳石文化形成(公元前1900-前1500年)。根据孢粉资料和古代文献关于夏商时期动植物的记载,夏商时期的气候比现在暖湿(满志敏 1992:266-269)。河北阳原该时期地层中发现有亚洲象(Elephus msximus)的遗骸(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2300-前1700年和公元前2550-前1950年)(贾兰坡、卫奇 1980)。在安阳发现了亚热带的物种,如属于中商时期(公元前1400-前1250年)的麋鹿(Elaphunus davidianus)和属于中、晚商时期(公元前1250-前1046年)的水牛(Chardin and Young 1936;袁靖、唐际根 2000)。

各地区聚落数量普遍减少,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山东地区目前只发现126处岳石文化遗址(为龙山文化遗址数量的14%)。河南境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只有200多处(为龙山时期遗址数量的20%)。在陕西中部更是难觅二里头时期遗址的踪影(图2.5)。但是,与总体上的人口减少相反,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地区伊洛盆地从大约公元前1800年开始经历了明显的社会变革,聚落凝聚形成特大中心聚落,城市化进程启动,并最终形成中国最早的国家。

公元前2000年前后龙山时代末期触发社会变革的气候波动与传说中夏代以前发生在黄河中下游的大洪水正相吻合。传说中,治理洪水的英雄大禹成为夏代的第一个王。这说明后代文献中记录的口传远古历史并非都是子虚乌有(王青 1999)。
刘莉的观点

C:现在很少会有人质疑中国古代文明的土著性。由中国学者所坚持的,某些西方汉学家也表示赞同的,就是认为夏朝(公元前2100-前1600年)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最早期文明或国家的形成,以豫西伊洛河盆地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900-前1500年)是夏王朝的物化形式;二里头遗址则被视为夏的晚期都城(比如:Chang 1988:71-73;Childs-Johnson 1988,1994;杜正胜 1991;高炜等1998;李学勤 1997a;宋新潮 1991;王立新1998;赵芝荃1987;邹衡1980)。在他们看来,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及同时期的其他文化,是研究早期国家起源的关键。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是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社会。但是,中国考古学家执着地追寻夏王朝的和同时代先商政体的遗存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相伴而行的编史学和民族主义的取向而言,这一研究方向使中国学者在工作中得到更直接的社会参与感。
刘莉的观点

D:对于夏和先商,有关这两个王朝的起源地,古籍中曾提到三个地区,这也是考古学研究的焦点所在。第一,夏的探索主要集中在豫西晋南地区,豫西地区被认为是龙山文化过渡为二里头文化之所在。其次,与二里头约略同时的下七垣文化,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区,被认为是先商文化的发源地(比如,李伯谦 1989;邹衡 1980)。第三,河南商丘附近的豫东、鲁西地区被认为商王朝兴起的地方(张光直 1987,1995;Murowchick and Cohen,2001)。后者地处黄泛区,古代遗址深埋地下,考古调查十分不易(Jing and Rapp 1995;Jing et al 1997)。因此下面讨论早期国家发展主要着眼于另外两处考古资料较丰富的地区。

二里头文化因1959年在河南西部的偃师县发现青铜时代的二里头遗址而得名。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有关二里头是夏是商的争论不绝于耳,但是最近几年多数中国考古学家倾向于该遗址是夏的晚期都城。
刘莉的观点

E:在从黄河中游到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内曾发现200多个二里头文化遗址。多数遗址集中在豫西晋南地区,但是部分分散在陕西东部和湖北境内(图8.1)。二里头文化遗址面积的柱状图显示这些聚落有从大到小四个等级的不同(图8.2)。即(1)有一个大型中心二里头遗址(300万平方米);(2)有两个次级中心稍柴(60万平方米)和府村遗址(40万平方米);(3)有11个大型村落遗址(15万-25万平方米),可能充当二级或三级中心;(4)数量众多的小村庄遗址,面积等于或小于13万平方米(附录8.8)

上述遗址分布在几个不同的水系。多数大型遗址集中在伊洛河流域二里头附近的核心地区,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形成四个级别的聚落层级,而边远地区的中心则面积较小,形成两个级别的聚落层级。遗址的等级规模曲线呈凹形(图8.3)。这样的聚落分布模式以前从来没有在黄河流域出现过,因此标志着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政治系统的诞生。
刘莉的观点

F:二里头文化的起源:长期以来,考古学家致力于解决二里头文化的起源问题,根据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二里头文化可分为两个地方类型。河南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归入所谓二里头类型,晋南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被纳入所谓东下冯类型。陶器和墓葬资料显示,二里头类型主要是从河南中部地区的龙山文化基础上经过所谓新砦期发展起来的。

新砦期遗存在几个遗址有所发现(图8.1右上角插图),年代很可能界于龙山晚期和二里头一期之间。与此相反,晋南地区的物质文化从龙山到二里头的延续性却不显著。晋南和河南北部沁水流域最早的二里头文化陶器开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这个新的文化遗存更像是本地和周围地区物质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主体则是来自于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为晋南地区的龙山文化传统大多不见于东下冯类型,而东下冯类型与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又存在明显的共性,因此有学者认为晋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变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很可能是核心地区二里头文化向西北地区扩张的结果。因此,新砦期文化发源地的河南中部地区,是探索二里头国家起源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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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莉的观点

G:二里头文化的起源:如第六章所述,豫中地区代表多中心竞争型区域聚落形态,其特征是广泛的文化互动,尤其是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政体之间频繁的权力转移。值得注意的是,新砦期文化(图8.1)的中心位于龙山文化晚期王城岗亚群、瓦店亚群和古城寨亚群的分布区(参见6.16),这三个亚群的聚落都有三个等级,其中两个还有城,是河南中部地区最为复杂的聚落系统。面积约70万平方米的新砦遗址,代表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也坐落在古城寨亚群中。该区域看起来更像是聚落网络系统的中心所在,很可能是酝酿风暴的地方。

二里头大中心出现在伊洛河流域而不是新砦文化遗址集中分布的豫中地区,确实令人费解。根据古籍记载,夏王曾数次迁都,其中不少首都即被认定在豫中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分布区(邹衡 1980:219-251),这里的晚期龙山文化以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政治中心的频繁转移为主要特征。尽管背后的真实动机很难推测,夏王朝的某些迁都很可能是由集团之间的战争造成的,或者有些可能是比较特殊的行为比如占卜或统治者主管选择的结果(Chang 1976:22-71;Keightley 198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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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二里头城市中心区的发展:二里头位于伊洛河冲击平原的中心地区,北依黄河天险,其他三面则群山环抱。伊河和洛河流经伊洛盆地,在注入黄河前合二为一(图8.1)。中国最早的城市中心在这里出现,很可能主要是因为该地区拥有肥沃的耕地,再就是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易守难攻,便于军事上的防护,还有就是通过水路比较容易到达周围地区,可得交通运输之便。二里头最初的发展似乎不是本地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早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差不多有500年的空白。二里头文化第一期,该遗址成为一个大型聚落,很可能还是一个地区中心,尽管遗址的具体面积尚未确定。该期已发现有陶器、骨器和青铜器等多种手工业制品共存。因此二里头的发展很可能是从其他地区移民的结果,或者也许是伊洛地区众多村落人口聚集的结果(Liu 2006)。

二里头的城市化开始于第二期,在随后的第三期达到高峰。根据初步估算,二里头城市中心第三期的人口规模可达1.8万至3万人(Liu 2006)。宫殿、宗庙区(图8.4)包括至少30座规模不等的夯土建筑,其中6座曾经发掘。建于第二期的三号宫殿占地约7500平方米(长150、宽50米),院内还发现5座贵族墓葬。建于第三期的一号宫殿(面积9600平方米)和二号宫殿(面积4200平方米),皆为封闭式建筑群;每组建筑都有大型院落,院落周围环绕着廊庑(图8.5),院落也许是举行仪式之所在(Thorp 1991)。这些建筑形态各异,可能意味着执行不同的行政功能。三号宫殿区发现的贵族墓葬,也与二里头社会高度发展的社会分层相吻合。二里头宫殿在结构上比龙山时代任何大型遗址的建筑更繁复多样,它也是中国跟世界其他地区许多早期国家的同类建筑可以媲美的第一个实例(参见Flannery 1998)。
本帖最后由 W7167N 于 2017-11-8 09:26 编辑

刘莉的观点

I:二里头城市中心区的发展:宫殿区的营建显示政治集权的出现。这个过程与青铜器的迅速发展相伴而行。从第二期开始,宫殿区附近的几个铸铜作坊开始采用块范法生产青铜器,既生产日常用器,也生产礼器。那些以炊器和饮器形式出现的青铜礼器,很可能是祭祀祖先的用具,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在同时代的遗址里,二里头是发现铸造青铜礼器证据的唯一地点。二里头的青铜作坊坐落在宫殿区的南侧,自铸造青铜礼器以来,始终不曾改变位置(图8.4).还有就是二里头文化分布中心区的青铜礼器仅发现于二里头遗址,且主要出土于贵族墓葬。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可能掌握在依附于二里头中心的高级贵族的一群身份特殊的工匠手里,青铜礼器的生产和分配都是国家统治者的专利。如此这般的贵族物品生产模式,大概可以用布伦菲尔和厄尔所谓“依附手工业专门化生产”(attached craft specialization)的概念(Brumfiel and Earle 1987:5)加以描述。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非贵族用品比如陶器和骨器的生产迅速增长,生产地点分散在遗址各处,且有的远离宫殿区。日常用品的分配和消费模式目前还缺少研究,很可能这些用品在二里头大量生产是为了满足二里头城市和周围农村地区的共同需要。

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少还新增了一座宫殿(六号宫殿),此前建造的某些宫殿(如二号宫殿) 和大型房屋仍在继续使用,贵族也还在享受着奢侈豪华的埋葬。但是,衰败的迹象也很明显。人口减少,遗迹零散。二里头的社会政治地位似乎严重下降。在随后的早商文化阶段,二里头聚落继续存在,但是面积很小,人口也很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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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二里头城市中心区的发展:综上所述,二里头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礼仪中心,在它的鼎盛时期,人口可达2万人左右。对神圣贵族物品—特别是青铜礼器—的生产和分配的控制能力,是二里头统治贵族政治权力的实质所在。

置身伊洛河冲积平原的地理单元,意味着二里头城市中心的周围地区缺乏非农业资源。下述几种资源显然对二里头至关重要:建造宫庙的大量木材;制造石器的石料;制造贵族陶器(白陶)的高岭土;铸造青铜器的铜、锡、铅等。这些资源大多数位于伊洛盆地的边缘甚至更远的地方,二里头贵族为了维持其城市发展,必须为开发这些资源付出艰巨努力。近年由中国和澳大利亚伊洛河联合考古队承担的拉网式考古调查项目,发现地区聚落形态的显著变化,其结果支持这个旨在获得资源的设想。

二里头以东的巩义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聚落分布呈稳步上升趋势,表现为遗址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层级增多。但是,最显著的聚落集聚发生在二里头时期,伴随着次级中心的成长,聚落分为四个层级。位于二里头周边地区的次级中心,因为生产和开发二里头城市中心所需要的日常用品(比如,粮食、石器和建筑材料等)和贵族物品(比如,白陶)构成地区经济系统的焦点。由于二里头城市中心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关系是不平衡的,也许意味着纳贡经济的存在(参见Wright 1977:381-382)。伊洛河盆地以二里头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四个层级的聚落等级,与考古学家在世界许多其他地区古代国家的发现相仿(参见Fiannery 1998;Wright and Johnso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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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二里头向边远地区的扩张:二里头国家的形成伴随着对周边地区的殖民和迅速的领土扩张,其驱动力便是获得重要的战略资源。

二里头文化的扩张由发现许多具备二里头文化第二到第四期的典型物质遗存的遗址得以体现。这些遗址深入边远地区的山西南部、陕西南部和湖北等地。这些地区接近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铜和盐的产地。其中某些遗址为次级中心,或者根本就是二里头国家的据点。二里头和这些边远地区据点之间的直线距离从100到500公里不等(图8.8)。文化的扩展很可能是二里头国家为获得重要资源而实施移民的结果。在二里头遗址,镞的数量在第三期猛增,与二里头领土在该时期的扩张恰相吻合,说明二里头国家的领土扩张很可能是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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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二里头文化向边远地区的扩张:晋南地区的河东盐池是整个黄河中游最主要的盐产地,而中条山的铜矿也是距离伊洛河盆地最近的铜矿资源(二里头西北约150公里)。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冶炼证据在东下冯和南关两个地区中心被发现(图8.6),它们很可能是二里头国家开发铜、盐的战略据点(Liu and Chen 2001b)。

二里头文化也同样扩张到陕西南部,商州的东龙山即是证明。东龙山遗址(20万平方米)位于丹河北岸(图8.6),与洛南红岩山的铜矿邻近(霍有光 1993)。该遗址在龙山、二里头和早商时期都有人类居住。与晋南地区的文化谱系相似,东龙山的二里头文化遗迹出现在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它与此前的土著文化遗存截然不同,却与伊洛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相似。另外,该遗址还发现几件金属炼渣,说明青铜冶炼的存在(王昌富、杨亚长 1997;王力之 1999;杨亚长 2000)。东龙山很显然是二里头国家在战略重地设立的据点,目的即在于控制该地区的铜矿资源(Liu and Che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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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二里头向边远地区的扩张:同样,在靠近长江中游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的湖北盘龙城遗址(20万平方米)(图8.6),也发现了二里头时期青铜铸造的证据,其物质遗存则显示出二里头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混合特征。该遗址也位于连接资源丰富的中国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通枢纽上。铜很可能是在矿山附近冶炼的,盘龙城的贵族可能为把铜锭送往二里头大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二里头物质文化在不同方向向这些边远地区的迅速扩张,意味着二里头国家对资源丰富的边远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政治支配和殖民的措施,尽管这种支配的程度因地区差异而有很大不同。

为了获得外来物品,二里头国家还直接或间接地和更遥远的地区建立起联系。比如,二里头贵族墓葬里就发现可能是产于印度洋的海贝(Monetaia moneta or Monetaria annulus)(彭柯、朱岩石1989),某些器物及装饰母题则带有中亚文化的特征(Fitzgeraid-Hub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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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二里头向边远地区的扩张:二里头国家中心和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显示集权的政治、经济控制的发展,及伴随着城市化的人口集聚和政治、军事的扩张。二里头国家领土扩张的实质很大程度是为了获得青铜合金,而青铜礼器则被用做显示社会分层、财富、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用做祖先祭祀的媒介,用以证明贵族上层统治的合法性(Chang 1983a)。

青铜器的政治象征力可能远高于传统的玉器和陶器。这不仅仅是因为青铜器的外表更光彩夺目,还在于青铜礼器的铸造过程比生产其他类型的贵族用品需要更复杂的技术和管理技巧(Franklin 1983),也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和更大范围的区域协作(Liu 2003)。因此,这个新型的财富和二里头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宗教权威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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