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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朝鲜半岛青铜文化之关系:来自韩国学者的观点

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在中国召开的学术会议,经常看到有韩国学者,相关的论文集中也有韩国学者的著述。但是,这些年来,在中国举办的众多考古学研讨会上,鲜见韩国学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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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凌河

“最近在渤海沿岸北部大凌河流域出土了大量殷末周初的青铜器,其中还有‘箕侯’、‘孤竹’等字样的铭文,从而成为证实中国史书所载箕子朝鲜之存在的珍贵资料。┅┅中国文物乃至精神文化、政治文化和礼教,当是在这种迁居过程中一同传播的。对于相当于这时期的箕子和箕子的历史或许可以被否认,而考古学的事实却是不容也不能否认的真实凭据。”
——————李亨求《中韩青铜文化之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这本书收录了中外学者的50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各个方面。其中有两位韩国学者的2篇论文。
李亨求《中韩青铜文化之关系》,该论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李亨求的观点

1:前言

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青铜器发明可以说是人类最大的一次文化革命。在东北亚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中国渤海沿岸发现了较早期的青铜器。特别是其中有大量能够阐明朝鲜半岛青铜文化起源的资料。
在渤海沿岸北部,特别是大凌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发现的殷末周初的青铜器,不仅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而且对于朝鲜民族文化形成过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韩国青铜文化起源不在西伯利亚,而是在渤海沿岸或中国中原地区。为了阐明韩国青铜文化,笔者在本文中将以殷周时期的铜镜、青铜器的动物纹、青铜器的成分分析等为例,来着重论证韩国青铜文化和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韩国学界忌讳谈及半岛青铜器与中国的联系吗?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韩国学界忌讳谈及半岛青铜器与中国的联系吗?
imvivi001 发表于 2018-1-6 21:21
严肃的韩国学者,应该说大有人在!
李亨求的观点

2:大凌河流域的初期青铜文化

渤海沿岸早期青铜器的代表性遗址是夏家店下层遗址。夏家店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发现于1960年,遗址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称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下层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两者均属青铜时代。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相当于中原的夏殷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渤海沿岸北部,其范围北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南到河北省北部,南接医巫闾山,西连内蒙古东南界。

夏家店下层文化可以再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初期部分具有龙山文化因素,其时期也大致与龙山文化相合。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初期的赤峰蜘蛛山遗址,据碳十四年代测定为3965±90年(公元前2015±90年),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然而,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初期尚未发现青铜器,青铜器的出现是在该文化的中期和后期部分。
李亨求的观点

3:大凌河流域的初期青铜文化

发现铜器的遗址共有14处,出土物大体为镞、刀、耳环、指针、针、杖、矛、斧和小型青铜陶范,另外还有些金耳环和卜骨。这些青铜器中数量最大的是耳环和指环,其次为镞和刀。耳环和指环成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

时期较早的遗址有唐山大城山、赤峰夏家店和四分地东山嘴、宁城小榆树林子、与城灵仙寺村、敖汉旗大甸子等遗址。在唐山大城山遗址的灰坑内发现的两个牌饰为红铜制品,在其他遗址中尚未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初期青铜器大都是与卜骨一同出土的。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域内卜骨出土最早的是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
李亨求的观点

4:大凌河流域的初期青铜文化

内蒙古赤峰四分地东山嘴遗址灰坑和敖汉旗大甸子墓出土了小型青铜器陶范,表明当地曾制造过青铜器。在大甸子遗址出土的铜杖的顶部,当年的铸造痕迹依稀可辨。这两处尚未发现青铜容器,只是发现了属于较早时期的小型青铜容器。然而,当时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使用了内管和外管组合法,表明已具备了可以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水准。

夏家店下层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890年,大甸子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经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1735±135年和1695±130年,大约为公元前1700年左右。

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后期的遗址大都发现于渤海沿岸西部之京津地区,出土均有青铜耳环、指环及大量小刀。唐山古冶遗址出土有青铜刀、指环和针,大厂县大坨头遗址出土有铜镞,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出土青铜镞、刀、耳环,北京昌平县雪山村墓出土有铜耳环和金耳环,房山县刘李店墓出土有铜耳环、指环,董家村遗址出土有铜镞。这些遗址的年代较晚,大约相当于殷商时期。
李亨求的观点

5:大凌河流域青铜文化的遗址和遗物

在渤海沿岸青铜文化中,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迄今为止,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为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并无直接的上下继承关系。然而,笔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空白期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时期,殷末周初的青铜器之流入正是在这一过渡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渤海沿岸北部地区发现了许多青铜文化遗址,其中有代表性的如辽宁省喀左县北洞及山湾子、小转山子、小波汰沟,朝阳县木头城子和太庙,义县稍户营子等遗址,主要分布在大凌河流域。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为殷末周初的礼器,其中三足或四足青铜鼎及罍、尊、盂等主要用于祭祀的祭器占大多数。

最近在渤海沿岸北部大凌河流域出土了大量殷末周初的青铜器,其中还有“箕侯”、“孤竹”等字样的铭文,从而成为证实中国史书所载箕子朝鲜之存在的珍贵资料。
李亨求的观点

6:大凌河流域青铜文化的遗址和遗物

在辽宁省喀左县(大城子)以南15公里处的大凌河南岸有一座称为孤山的小山。就在这座小山的丘陵上发现了两处相距3.5米的青铜器窖藏坑。

北洞第1号窖藏坑是1973年一位当地农民在翻土时于地表下面0.3米处发现的,出土6件殷代青铜器,计瓿1件、罍5件。5件铜罍的形态和纹样大都相似,肩部的六个圆形波状纹是殷代常见的涡状纹。其中第2号铜罍的口颈内发现了“父丁口冉口亚”的1行6字铭文。

北洞第2号窖藏坑是在同年春天清理第1号窖藏坑时于距第1号窖藏坑3.5米处之50厘米地表下发现的。呈长方形的窖藏坑内排列着3排计6件青铜器,上面盖有石板。这6件青铜器分别为方鼎1件、圆鼎2件及罍、簋、带嘴钵形器各1件,属于殷末周初时代。其中最令人注意的还是那件方鼎。该方鼎高52厘米,口径30.6厘米×40.7厘米,足长19.6厘米,重31公斤,是一件精美而又典型的殷代方鼎。方鼎的腹部内壁和腹底中央刻有铭文,其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腹部内壁上“丁亥口商(赏)又(右)正口口贝在穆朋二百口(扬)口商(赏)用作母己尊口”的4行24字。另外腹底刻有“【上己下其】(箕)侯亚口”的4字铭文。此外,圆鼎(父辛鼎)的腹部内壁也刻有“口父辛”的铭文。
————(打不出的字用“口”代替)
李亨求的观点

7:大凌河流域青铜文化的遗址和遗物

1974年,在辽宁省喀左县县城(大城子)东南25公里处之大凌河沿岸的山湾子村岱地上发现了一个窖藏坑。此处与上述发现殷代窖藏坑的北洞孤山相距不过7公里,而且出土的青铜器也属于殷末周初时代。山湾子窖藏坑一共出土了方鼎、鬲、盂、尊、卣、盘状器各1件和甗、罍各3件及簋10件,计22件青铜器。

在山湾子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除了个别为殷代青铜器以外大都是周初青铜器。其中有的磨损痕迹历历,显然用过很长时间,有的留有制造时修补砂孔的痕迹,有的还是在殷末周初青铜器中极为罕见者。

从这些青铜器的种类、形态、纹样、制作技术、制作年代及铭文的多样性来看,可以推测这些青铜器是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制造的,只是由于某种契机才使它们同归一处。

在这些铭文中,可视作氏族名称的有“叔尹”、“戌”、“伯 矩”、“鱼”、“舟”、“车”、“亚”、“戈”、“蔡”、“康”、“尹”、“倗万”、“口伯”等10余种。这表明在同一窖藏坑内埋藏的是许多氏族的礼器。
李亨求的观点

8:大凌河流域青铜文化的遗址和遗物

近年,在喀左县县城西南坤都营子小波汰沟窖藏坑内也出土了鼎、方罍、簋等9件殷代青铜器。这里出土的刻有“圉”字铭的铜簋与在北京琉璃河出土物铭文是一致的。另外,在朝阳地区的木头城子、大庙等地仍在陆续出土殷末周初青铜器。

1979年,在大凌河中游支流之牤牛河上游的辽宁省义县稍户营子村医巫闾山西麓发现的圆形窖藏坑内出土了鼎、簋、俎形器等各1件和2件甗计5件殷末周初青铜礼器。这些青铜器虽然没有铭文,其形态和纹样仍表现出殷末周初的特征。稍户营子窖藏坑所处之医巫闾山是迄今发现的殷末周初青铜器出土地点中最接近辽河的地点。这说明了使用典型的殷末周初时代青铜器的集团曾在渡越辽河前夕到达过大凌河流域医巫闾山。

在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城东南处今属辽宁省喀左县海岛营子小转山子(又名马厂沟)山棱线上的窖藏坑,曾出土了16件青铜器。1955年有一个农民在翻地时偶然发现了这些出土物,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次在万里长城以东地区发现的殷末周初青铜器。此处距喀左县城(大城子)有20公里,距山湾子窖藏坑则只有4公里。小转山子窖藏坑内出土的青铜器有鼎、盂、壶、尊、盘各1件,甗、卣、罍各2件,簋4件及青铜残片等计19件,其中刻有铭文的为5件。这些青铜器中也刻有在山湾子窖藏坑出土礼器中同样出现的“渔”、“蔡”、“匽侯”、“史伐”、“戈”等各氏族的族徽,其中几个族徽与山湾子出土物铭文完全一致。
李亨求的观点

9:从铜镜看中韩青铜器之关系

已发现的殷周时代的铜镜有:殷代5件,殷末周初2件,周代11件。总结其形状、装饰有如下特征。

从形状上看,直径大约6厘米—12.5厘米,圆形铜板,镜面为铮亮的平面或凹凸面,镜背中心带纽。殷周铜镜在形状上基本一致,但镜背花纹有所差异。

在花纹装饰上,殷代从公元前14世纪—前13世纪,已使用几何花纹,无花纹的铜镜,则出现于西周时期。尤其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几何花纹铜镜已在公元前14世纪—前13世纪的殷墟出现。因为殷墟1005号墓和妇好墓出土几何花纹单纽铜镜。这与在渤海沿岸常见的几何花纹多纽铜镜的几何花纹的构图比较相似。另外,公元前12世纪—前11世纪在“齐家期”制作的七角星几何纹单纽铜镜的星纹和几何形花纹,也是在渤海沿岸地区几何形花纹多纽铜镜中常见的纹饰。这对探索渤海沿岸铜镜几何花纹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李亨求的观点

10:从铜镜看中韩青铜器之关系

与殷代及西周的诸铜镜不同,在虢国墓出土的西周末或东周初的动物纹双纽铜镜,在镜背铸有2个动物花纹带钩,其式样较独特。以带钩装饰青铜器,在殷代随处可见。在公元前14世纪—前13世纪的妇好墓中出土了许多大小不同的单纽铜泡,在殷墟M20、M40、M202等墓还发现了绿松石镶嵌的数百个七角、八角星花纹铜纽,在殷墟M20出土了绿松石镶嵌的几个铜制七角星花纹单纽车马装饰。其中重要的是在殷墟M202中发现的用绿松石镶嵌的双纽青铜马面具。这些青铜器的年代,比起江上波夫及韩国学者作为主要证据的“西伯利亚—绥远式”铜镜及马面,提前了近500年—700年以上。

渤海沿岸的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宁省建平县、朝阳县、本溪市、沈阳市、宽甸县,吉林省桦甸县、集安县等地发现了铜镜28件。其制作的时期,大致为公元前9世纪—前4世纪。铜镜的形状分为单纽和双牛及多纽。在渤海沿岸北部宁城县南山根遗址出土的素面铜镜,其形状与中国西周时期的素面单纽铜镜相一致,且大小相差无几,尤其是镜背中心的带钩如出一辙。

渤海沿岸北部地区辽宁省朝阳县十二台营子石椁墓中出土的几何纹多纽铜镜,与在南山根石椁墓中出土的素面单纽铜镜不同,前者是在镜面铸出花纹装饰,镜背刻印几何形花纹,带钩增至3个—4个,以三角形、四角形、“川”字形排列,带有装饰的特征。尤其是,在十二台营子出土的铜镜中,所见的“Z”字形花纹,一般指钜齿形纹或雷纹,这样的花纹早在殷周青铜器中经常看到。
李亨求的观点

11:从铜镜看中韩青铜器之关系

但是,在辽宁省沈阳市郑家洼子遗迹中出土的铜镜,与十二台营子的铜镜不同,其镜面光滑,背面各有“Z”字形几何花纹,减少了两个带钩。此外,郑家洼子的铜镜,也不同虢国墓出土的动物纹双纽铜镜,双纽在背面缘边并列起来。这样的配置方式,是渤海沿岸地区,包括韩国在内的双纽铜镜的共有的重要特征。1932年在平壤市附近出土了“Z”字形几何花纹双纽铜镜。

在渤海沿岸东北地区的吉林省桦甸县岩石墓出土的铜镜,具有三角花纹形式相对称的斜线几何花纹,这些花纹与殷代铜镜的树叶纹或齐家文化铜镜七角星几何花纹相似。

此外,镜背带有两个纽,也与虢国墓或者郑家洼子土圹墓中出土的铜镜相近似,而不同于有三、四个纽的十二台营子的铜镜。特别是,桦甸县铜镜的几何花纹呈斜线三角纹,这样的花纹,也出现在韩国忠清南都牙山郡南城里石棺墓、大田市槐亭洞石棺墓、礼山郡东西里石棺墓中出土的几何花纹双纽铜镜中。

从中原式铜镜和卡拉苏克铜镜的形式、花纹及时间上来看,不应断定韩国的铜镜起源于西伯利亚而应该说渤海沿岸几何花纹铜镜的起源,只能在殷代铜镜中发现。
李亨求的观点

12:从青铜遗物的兽形饰看中韩青铜器之关系

兽形饰多见于渤海沿岸及韩国青铜器,韩国学术界认为它属于“斯基泰—西伯利亚”系统,但是据新的考古资料可以确定殷代已经非常流行兽形饰,特别是妇好墓的青铜器和玉器上刻着各种各样的兽形饰。

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装饰纹样,以动物的花纹为主要特征。安阳殷墟的动物纹饰,为其发达的最高峰。笔者认为,这些动物纹饰,首先在殷周流行,后从中原地方(安阳殷墟)传播到中国北部。一是传播到内蒙古西部、蒙古,以至西伯利亚;一是经河北传播到渤海沿岸、松花江流域以及朝鲜半岛。

除了殷墟外,在渤海沿岸北部的河北省、辽宁省一带的殷代或殷末周初的青铜器遗物中,也能够发现动物纹样。在河北省青龙县抄道沟出土的鹿首铜弯刀、羊首曲柄短剑,在北京市昌平县白浮村出土的周初的马首柄短剑、鹰头柄短剑,还有在辽宁省朝阳县魏营子出土的羊首铜饰。
李亨求的观点

13:从青铜遗物的兽形饰看中韩青铜器之关系

在渤海沿岸,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出土的车马狩猎纹骨板,引人注目。被推定为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遗物的骨板,刻有两匹马牵引的双头马车,马车前部画有两匹马驹。马车以平面画线,其形态相似于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马车的前面画有两头大鹿。在其旁画有弯弓欲射的人物画像。在这里所见到的马、马车及狩猎人物像,反映了该地方的社会生活。

此外,被推定为西周及至春秋时代遗物的“虎纹玉佩”,两虎相斗。出土于大凌河流域辽宁省凌源县三官甸子墓的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的青铜马形雕像,马的形态健壮,而青铜虎形雕像,以低矮的姿势形成汉代虎形带钩。这些动物的健壮形态和相关姿势,早已出现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制雕刻品里。因此可以确认,它和具有韩国青铜文化特征的动物纹样有密切关系。
李亨求的观点

14:从青铜器的成分分析看中韩青铜器之关系

由于韩国的青铜器与中国不同,含有锌,许多人主张其起源应归结于西伯利亚系统的青铜器。

对此,笔者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应该指出,被看成“斯基泰—西伯利亚”系统青铜器的“绥远青铜器”,并不含锌,而在殷周青铜器中,锌是继锡后第四个被检出的少量成分。还有,含有锌的青铜器,除了崔相俊分析的例子外,再没有其他例子。这些都与“西伯利亚起源说”见解不同。

根据有关对青铜遗物的成分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有关韩国青铜遗物的所谓“锌青铜说”和“西伯利亚起源说”,是站不住脚的。现在韩国青铜遗物的系统,应确认为符合于“铜锡铅合金说”和“中国起源说”。崔炷等提出的韩国细形铜剑的基本构造为“铜75%,锡15%,铅10%”的铜锡铅合金的主张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些结果,不仅和笔者过去的研究一致,也和中国冶金学者李仲达、华觉明、张宏礼等分析的殷周青铜器253件的成分构造和比率一致。他们说,《周礼》考工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其中“六齐”意为“铜六锡一”,说的是“含有14.3%锡的锡青铜”。这也就是说崔炷等分析的细形短剑3件,与殷、周青铜器成分构造上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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