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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燕的观点

2:根据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的考古报告:一号坑器物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器物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该报告还发表了部分青铜器的化学组成结果,即前文中所引用的表二的数据。为方便讨论,仅将殷墟一期和二期青铜器的化学组成数据列于表三中。有关31件殷墟青铜器的化学组成结果及详细讨论已另文发表。

此次分析的31件殷墟青铜器中,属于一、二期的青铜器为24件,其中青铜容器为21件,兵器为3件戈。作为比较的13件三星堆青铜器样品中,青铜容器样品为9份,其中有6份样品分别来自3件器物的不同部位,兵器为1件戈,还有3件其他类型器物。青铜容器的数量分别占二者所分析青铜器样品的绝大多数。
赵春燕的观点

3:青铜容器是一个时代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礼制、审美意识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再现和浓缩。青铜容器的化学组成及其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

李伯谦先生在《对三星堆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并不直接与三星堆文化分布地域毗邻,但是这时期商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却明显可见。三星堆的二座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器中大型立人像、面具、人头、神树等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但青铜罍、尊、盘等少数器物从形制到花纹,都有同类商式器物的作风。”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两个不同群体,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都有自己的特点。

那么,二者青铜容器的合金配比是否也具有各自的特征呢?既然一些容器从形制到花纹都带有同类商式器物的作风,是否其合金的化学组成也有相似的倾向?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将从二者的化学组成入手进行讨论。
赵春燕的观点

4:结论

殷墟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化学组成比较研究表明:

(1)仅就此次分析的31件殷墟青铜器及13件三星堆青铜器样品的化学组成结果,可以得出殷墟青铜容器中大多数器物的锡铅比高于三星堆青铜器。说明殷墟青铜容器中锡的用量高于三星堆青铜容器,而铅的用量则低于三星堆青铜容器。这既表明二者的青铜容器合金配比不同,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也提示我们两地所拥有的锡和铅的数量有可能不同。

一般来说,加锡或加铅有两个作用,一是降低熔点,二是改变合金的性能。从降低熔点的角度看,加锡或加铅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例如:纯铜的熔点是1084.5℃,加入10%的锡,熔点降低到1011.5℃,若加入10%的铅,熔点只降低到1041.5℃。可见,同等量的锡或铅所降低的合金温度不同。也就是说,锡或铅对降低合金熔点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相同的条件下,锡能使合金的温度降得更低。从这一方面比较而言,三星堆青铜容器的合金配比似乎不如殷墟的合理,但从个别三星堆青铜容器的配比中锡可达到15%以上来看,当时三星堆的人们应该懂得或掌握了加锡可以降低合金熔点。既然如此,为何三星堆青铜容器锡的用量低于殷墟青铜容器,原因可能是锡的原料不如殷墟所掌控的充足。
赵春燕的观点

5:结论

殷墟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化学组成比较研究表明:

(2)殷墟青铜容器和三星堆青铜容器有一个共同倾向,合金整体的用锡量高于用铅量。青铜容器中锡和铅的含量决定其性能。简单来说,加锡或加铅,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合金的硬度。加锡的合金有较高的硬度和光亮的色泽。铅不能熔解于铜内,只能在铜液中均匀地分布作滴状悬浮,对铜基本没有固溶强化作用,所以,青铜合金中加入铅将降低合金的硬度。

有实验数据证明,锡铜二元合金中含锡量在11%—15%,维氏硬度约为107;含锡量在15%—18%,维氏硬度约为136;而铜锡铅三元合金中,含锡量在11%—15%、铅含量为3%—6%,维氏硬度则降为99.由此可见,三元合金器物的硬度随含锡量的增加而增加,而随着含铅量的增加而降低。殷墟青铜容器和三星堆青铜容器合金整体的用锡量高于用铅量,说明三星堆与殷墟两地的古代工匠已经分别掌握了三元合金的配比与性能之间的关系。
赵春燕的观点

6:结论

殷墟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化学组成比较研究表明:

(3)现有资料表明,殷墟青铜容器的合金类型可分为纯铜型、铜锡型、铜锡铅型、铜铅型四种类型,而三星堆青铜容器只有铜锡型和铜锡铅型。

(4)从殷墟与三星堆出土青铜容器所含微量元素的结果比较,二者的区别较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青铜容器中锌含量微乎其微,在仪器的检出限以下。而殷墟青铜容器则含锌0.079%—0.287%。还有殷墟青铜容器中铁元素含量普遍较高,三星堆青铜容器中铁元素含量却很低。其他诸如铋、镍、砷等元素的含量二者均有差异。也许说明两地的矿料来源不同。
孙华和苏荣誉著《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2003年巴蜀书社)。

这当然是一本严肃的考古学著作。孙华是邹衡的又一位高足,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苏荣誉是位青铜器研究方面的专业学者,本书中有他的一篇论文《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初步考察》。

现介绍该书第二章的第二节“来自二里头文化的王族”。
孙华的观点

1: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如前所述,既有内部营力的作用,也具有外部因素的刺激。就外部因素来说,除开三星堆文化发展过程中汲取的周邻其他文化的因素外,最令人感到诧异的莫过于三星堆文化中自始至终存在的一组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这组器物既有青铜器和玉石器,也有日用的陶容器。它们表现出的技术和艺术特征,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与传说中的夏王朝的关系,四川古史传说中的来自中原地区乃至于更东面地区的古族。地处中国西南的三星堆文化与相距较远的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这种文化上的联系,表现在许许多多方面,不能使人不发生这种联想。

从考古材料来看,三星堆文化中带有中原青铜文化的因素的东西有铜器、玉石器和陶器三类遗存;其中最能反映三星堆文化上层社会人们族属性质的是铜器。
孙华的观点

2: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大都属于商代前、后期及其以后的遗物,所有铜器几乎都集中在三星堆遗址的一、二号器物坑中。这些三星堆文化末期的青铜器的文化构成因素,也就是所谓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反映的是商代前、后期之际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往状况,以及当时三星堆王国的人们与东面的其他古国(特别是商王朝)的联系。能够反映三星堆文化早期与中原文化交往的青铜器,只有四川广汉市高骈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图2-2-1)。

高骈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仅一件,1976年出土于广汉市高骈,同时出土有玉石的斧形器两件、矛形器一件。高骈在三星堆古城北约5千米处,从该铜牌饰出土深度的情况分析,它是有可能属于一座墓葬的随葬品,其放置位置最有可能像这件铜牌饰及其他玉器那样的出土位置——铜牌饰系穿戴在死者身上的装饰。
孙华的观点

3:来自二里头文化的王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共3件,1987年出土于三星堆古城的北部偏东处的仓包包地点。出土的文物全部都是被埋在土坑内,坑内撒有朱砂,坑底埋有烧骨渣和灰烬。同时出土的器物还有玉石瑗、璧、筒、凿等物,其中石璧还按大小顺序依次壘迭在一起。这些埋葬现象与墓葬的情形类似,而不像是普通的窖藏或祭祀坑。

三件铜牌饰中,其中的两件镶嵌了绿松石的图案,应当是实用器,另一件不镶嵌绿松石,恐怕为不能使用的明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纹饰工艺有两种,其一为标本87GSZJ:36,其二为标本87GSZJ:16。从器物形态学的角度来看,两件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之间应当有着时间上的早晚差异。

三星堆文化这些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其造型和工艺都相当别致,在中国众多的青铜文化中,只有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都邑——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过类似的器物。
孙华的观点

4:来自二里头文化的王族

二里头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这类器物,数量至少有3件(注:这是2003年以前的数据),它们是:

标本81YLM4:2,1981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中心区(Ⅴ)的一座墓葬中,年代为二里头遗址第二期偏晚阶段。墓穴呈长方形,墓底有厚达8厘米的朱砂。死者骨架已经无存,铜牌饰与一件铜铃放在一起。“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略偏左”的“胸腰之间”的位置,出土时两件器物的背面都“附有麻布纹”。

标本84VIM11:7,1984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第Ⅵ区偏南的(靠近第Ⅴ区)一座墓葬中,年代为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偏早阶段。墓为头端窄而足端宽的长方形,骨架已朽,仅余牙齿。铜牌饰与一串海贝一起“置于墓主人胸前”。

标本87VIM57:4,1987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第Ⅵ区的一座墓葬中,年代为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墓为较宽大的长方形。墓内原有木质葬具,墓底垫有2-3厘米厚的朱砂。骨架已朽,仅余一颗牙齿。铜牌饰出土于墓室中部靠近墓穴东壁处,与铜铃和铜刀左右相对,大概在死者腰部的位置。
孙华的观点

5:来自二里头文化的王族

以上3件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其年代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末到第四期末,它们铜框架的纹饰工艺分为浮雕状和透雕状两种,形态特征同样为上宽下窄的板瓦形,牌饰的图案均采用在铜制框架上镶嵌绿松石的方法制成,这些都与三星堆文化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相同。所不同的只有两点:一是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均显得比三星堆的宽短,二是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纹饰比三星堆文化稍微形象一些,尤其在二里头文化较早的铜牌饰更是如此。

根据已知的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演变规律,它们的体态是从较宽段到较瘦长,两侧边是从内凹到斜直,图案的动物造型从较形象到较抽象,动物的眼睛从圆到圆、尖并存。铜牌的铸造从浮雕到透雕状。三星堆文化已经发现的3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其形态比二里头文化最晚的标本还瘦长,两侧边均相当僵直,纹饰已经抽象化和图案化,几乎看不出动物的形态。因此,三星堆文化这些铜牌饰都应当排列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铜牌饰之后,三星堆文化的这种铜牌饰只可能是从二里头文化中发展而来,而不可能相反(杜金鹏《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商代铜牌浅说》,《中国文物报》1995年4月9日)。
孙华的观点

6:来自二里头文化的王族

二里头铜牌饰与三星堆铜牌饰,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年代距离。至于这个年代距离的跨度,我们从以上6件铜牌饰的长、宽比例的演变上,可以作一个大略的推断。┅┅据此,三星堆文化这些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年代可能应当在二里岗文化的后期或更晚的二里岗文化向殷墟文化的过渡期。当然,三星堆文化这些铜牌饰,只是该文化已经发现的几件该文化晚期的例子,在该文化早期和中期应当也有这类铜牌饰流行。如果今后发现较早的这类铜牌饰。其形态和纹饰应当更接近于二里头文化,这是可以推断的。

三星堆文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用途,由于这些饰牌的出土情况不很清楚,现在已经难以判定,但二里头文化这类铜牌饰的埋藏情况则比较清楚,据此可以判明三星堆文化这类铜牌饰的功能。在二里头遗址中,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都出自墓葬,饰牌的位置在死者的胸前或腹部,有的铜牌饰后面还残存有纺织品的痕迹,它应当是当时人们悬挂在胸前或横系在腰前的一种衣服的装饰。┅┅既然居住在三星堆文化中心都邑的人们与居住在二里头文化中心都邑的人们都有一部分穿戴着用复合工艺制作的同样的复杂服饰。那么,这两个文化的能够使用这些器物的人们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这是很有可能的。
孙华的观点

7:来自二里头文化的王族

三星堆文化的玉石器极其丰富,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多样。这些不同形态的玉石器来源不一定相同,有的玉石器类似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器,如玉石琮、锥形器等;有的造型简单的玉石器来源可能比较复杂,不易判定,如玉石环形器(璧、瑗、环)等;有的玉石器则显然来源于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属于这类玉石器的有玉石斧形器、戈形器、钺形器等。下面我们就简要对这些玉石器作一考察,看看它们是否像镶嵌绿松石饰牌那样与二里头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星堆文化玉石器以斧形器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通常将有双阑者称作“璋”,将无阑长身者称作“斧”或“圭”,将无阑短身者称作“钺”(有的带扉,有的无扉),为了避免混乱,这里将宽刃的玉石器一律通称作“斧形器”。斧形器类似青铜斧,这种宽刃器物在三星堆文化的玉石器中不仅数量众多,种类多样。种种迹象表明,斧形玉石器无疑应当是三星堆文化玉石器中最重要的礼器,就如同铜尊是三星堆文化最重要的铜礼器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将专门讨论)。
赵春燕的观点
...从殷墟与三星堆出土青铜容器所含微量元素的结果比较,二者的区别较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青铜容器中锌含量微乎其微,在仪器的检出限以下。而殷墟青铜容器则含锌0.079%—0.287%。还有殷墟青铜容器中铁元素含量普遍较高,三星堆青铜容器中铁元素含量却很低。其他诸如铋、镍、砷等元素的含量二者均有差异。也许说明两地的矿料来源不同。
W7167N 发表于 2018-1-25 10:45
我很想看到这份检测报告的原文,可否提供~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本帖最后由 W7167N 于 2018-1-26 14:11 编辑
我很想看到这份检测报告的原文,可否提供~
imvivi001 发表于 2018-1-26 12:34
当然可以,只是如何提供?
正好请问一下:看有的坛友一大段一大段的写,是不是逐个逐个的打字?把一本书中的一篇论文原文除了抄写之外,如何才能全部提供出来?
我很想看到这份检测报告的原文,可否提供~
imvivi001 发表于 2018-1-26 12:34
那个“无善”的坛友说了个转换的方式,可以把甲骨文中的许多字打出来,可惜我问的人都不会!
我很想看到这份检测报告的原文,可否提供~
imvivi001 发表于 2018-1-26 12:34
刚问了一个人,他说用手机拍照的方式可以,但我看他拍照出来的不怎么清楚,是不是用拍照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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