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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荣誉的观点

4: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群,按照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商青铜器和非商青铜器。前者为少数,以尊数量为大,分圆形和方形二式,圆形13件(其中4件为残片),方形1件;罍也分圆形和方形,圆形6件均残破(其中1件仅可辨识),圆罍盖与钮各1件,方形1件(残);另有盘1件,残瓿1件和残器盖1件。不见商青铜器中常见的鼎、簋、斝、爵、觚、卣和壶之类的礼器。

三星堆青铜器中,非商部分比重甚大,除过去被认定的“蜀式戈”外,还有大量的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神树及其附饰、瑗、眼形与眼泡形饰、贝形饰和各种动物形饰等,总数有数百件之巨。至于大量的铃形饰,既具有商青铜器的特点,也包括非商文化的因素,比较复杂,留待以后讨论。
可以多发一些图片~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可以多发一些图片~
imvivi001 发表于 2018-1-31 00:12
兄弟,你这个提议极具挑战性,关键是不会发图片呀!
103# W7167N
你前面不是已经发出图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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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W7167N
你前面不是已经发出图片了吗
imvivi001 发表于 2018-1-31 10:08
那图片是让别人帮忙发的。
105# W7167N
原来是这样,那你再慢慢琢磨怎么发图片吧,也不是很复杂,多练几次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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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需要指出的是,切割成孔工艺是有悖于商周青铜工艺传统的。商周青铜器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功能与工艺的高度统一。这个特点既体现在青铜器功能的设计是既定的,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时代的变迁有所改变;也体现在为了实现既定功能,青铜工艺几乎以铸造独立完成,只是主要在春秋晚期以后,刻纹、嵌错、包金银和鎏金银乃至彩绘等工艺,才在铸造成形后,用于装饰器物,故而我们将此后的青铜工艺称为新兴期。

三星堆祭祀坑非商青铜器中的人面像,除其造型以及文化内涵和商青铜器不同外,铸造成形后或使用一时后,再改变其功能,也不是商青铜器的手法,而切割成孔的改变方式,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工艺也和商青铜器完全不同(后者若要达到那样的目的,应该是重新铸造新器物)。然而,器物主体的成形工艺则是地道的泥范铸造方法,与商青铜器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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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世纪30年代,四川古代青铜器大量流入古董市场,方才引起收藏家和学术界的注意。自50年代后,四川各地不断有青铜器出土,例如新繁水观音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成都市百花潭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新都县九联墩大墓出土的青铜器等等,基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这些青铜器产地的认识,即四川盆地不仅能生产所谓巴蜀式青铜器,也能生产中原式青铜器。

早年彭县竹瓦街青铜器出土后,冯汉骥对其作过深入研究,指出其中的“五件列罍,形状和花纹虽大体上同于晚殷和早周的同类器皿,但骤视之则颇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所以可视为蜀土本地所铸。其式样和花纹虽取诸于当时的中原铜器,但组合意趣不同,故而显出地方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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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冯汉骥又进而推断其时代:“这五件器上的花纹都是殷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所常见,没有西周中叶以后所盛行的窃曲纹、蟠螭纹等┅┅所以若仅从花纹看,铸器当不晚于西周初期;但在蜀土,特别是从当地冶铸发展历史看,可以晚到西周末,或春秋初。”

他还特别关注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问题,并“以蟠龙盖饕餮纹罍为例,蟠龙盖器形很复杂,但是完全看不出合范的痕迹,是出于一次铸成—浑铸,其浑铸铸法尚不能断定。罍身的外范为四合范,每范上花纹大致相同,合范留下的铸缝非常清晰。内范(内型)是一整块,故器内完全无铸缝痕迹。底范亦是一整块。耳由两合范组成,有清晰铸缝可见,耳内中空处尚保存范土。大概耳、环等是分铸后插入器范中的”。冯汉骥的铸造工艺分析支持了他的对器物时代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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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的产地,李学勤也认为,这些罍从铜质和铸造工艺(如多施垫片)来看,应为当地所制,不是由中原输入的。而今,随着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的出土,以及早年该遗址调查材料的公布,我们知道三星堆还有铸铜遗物和遗迹,四川青铜器本地铸造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现在,对中原和周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技术研究,已经积累了许多重要素材,商代后期的中心地区——安阳青铜工艺的特色也大体明了,有条件开展比较研究,给四川出土的青铜器以科学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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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自二里头文化迈入青铜时代后,迅即以泥范大量铸造青铜礼器为青铜工业特点。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器,基本上是浑铸成形的。发展到二里岗时期,随着青铜礼器的大型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分铸铸接技术被用于铸造大型和复杂青铜礼器,如郑州出土的二里岗时期大方鼎和江西新干出土的同期方鼎和甗等,发展到殷墟前期,以妇好墓青铜器为代表,分铸法被广泛得到应用。

但是,发展到殷墟末期和西周初期,风格为之一变。强调浑铸成形,并持续到西周中期。西周末期,分铸似乎又普遍了起来,冯汉骥曾列举了上岭村虢国墓地的材料。一直到春秋晚期,分铸臻于兴盛。但这时的兴盛具有工业化的色彩,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提供给我们最有力的证据。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很多是分铸成形的,认为他们是春秋时期的产物。恰恰相反,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部件之间没有批量生产的因子,也不具备任何互换性,即非工业化特征,而更接近于殷墟前期,类似妇好墓青铜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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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商周青铜器铸造中,铜芯撑的使用,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这一技术用于中国青铜器,大概是50年代滥觞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后来李济和万家保在台湾用钴源检测了28件殷墟早年出土的青铜器,结果是安阳青铜器中使用铜芯撑的器物不多。近年的研究表明,周边商青铜器较多使用了铜芯撑,如安徽阜南和北京平谷和江西新干的青铜器。当然,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也十分普遍。如果说,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的年代的确是商代的话,其所具有的大量铜芯撑也是当时周边特点的间接说明。

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的制作,有两种工艺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或者是最早的。一种是铸铆的方式连接部件,另一是切割孔技术。其来源和流向都是值得注意的。
冈村秀典《三星堆文化的谱系》,该论文出自西江清高主编《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2002年巴蜀书社)。
冈村秀典的观点

1: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面具和人头像与现今所知的殷周青铜器完全异质,显示了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但是,如果说三星堆文化与其周边的包括所谓中原地区的黄河中游的文化相孤立的话是绝对不行的。

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非常类似的文物,或者说与之相关联的文物,很多都可以在中原或长江中、下游地区找到。通过这些文物,既可以逐渐清楚地了解三星堆和周边地区交流的情况,而且从类型学的角度,似乎也能判断出三星堆遗址的年代。这里,笔者想就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各种各样文物的源流的探索,更明确地了解其文化的起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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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原文物的谱系。中原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考古学上划分了二里头文化期、二里岗文化期、殷墟期、西周期等,其中二里头文化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夏代,而二里岗文化期和殷墟期则大致与商代相当。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鞋底形透雕牌饰上有左右对称的兽面纹变形的唐草状纹样,透雕部分残留有镶嵌的绿松石。与此相似的青铜器,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中出土了3件(图1).从墓主的胸和腰部出土来看,本来可能是一种装身具。三星堆的透雕牌饰,其兽面纹的眼和鼻的表现比二里头文化退化,应该是比二里头文化晚出的器物。但是,它是从二里头直接传过来的输入品,还是由三星堆模仿二里头的仿制品,二者都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冈村秀典所说的“鞋底形透雕牌饰”就是我们常说的铜牌饰)
冈村秀典的观点

3:三星堆遗址的鸭子河出土的青铜虎形牌饰,透雕部分也镶嵌绿松石,其相似物出于陕西西安老牛坡M41(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老牛坡是位于西安东郊的从二里岗到殷墟的遗址,是商王朝控制西部的基地。M41属于殷墟时期相对而言较大的墓。这种虎形牌饰与鞋底形透雕牌饰可能有相同的用途,但时代上比后者要晚。

三星堆遗址的居住区出土的陶器中,袋状三足盉和高柄豆是中原二里头文化前半期的典型器物。其与中原的器物相比,更大型而粗糙,但肯定是从中原二里头文化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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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星堆二号坑所出青铜神鸟的类似物发现于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青铜斝的装饰上(图2)。除了三星堆神鸟的尾毛长而下垂这一点外,与贺家村所出物完全相像。但是,从三星堆神鸟的鸟冠更具有装饰性而且喙部长而尖的特征看,是比贺家村晚的器物。贺家村的斝是殷墟初期的器形,但其鸟形装饰在一般的青铜斝上没有,而且从纹饰看也属于地方变体。

如果是西周,在周王朝的中心出现这样的地方类型的青铜器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其年代上大致限定于殷墟时期。恐怕在殷墟初期,河南北部的殷文化传入陕西周人的地区而制作出贺家村的青铜斝,然后那种鸟形作风便向四川的三星堆传播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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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黄金杖和虎形牌饰,二号坑出土的黄金鱼形饰,以及一、二号坑出土的黄金贴面青铜人头像都反映了很高的金箔加工技术。从这里,有人认为能看出三星堆文化的先进性,但是,中原存在比之更早的黄金制品,比如在被认为是商王都的河南郑州商城遗址的祭祀坑(二里岗上层)出土有饕餮纹和龙纹形状的金箔片,原来可能是贴于器表的装饰。进入殷墟期,除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有金箔外,北京和山西与北方民族的交界地带有耳饰和手镯等金制品出土。三星堆的器物是以贴金作为装饰,这种工艺的采用可以说同中原是基本一致的。

代表三星堆文化的文物除青铜器外,还应有玉器。三星堆遗址1920年以来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包括出土大量青铜器的一、二号坑中的大量各种类型的玉器。下面就玉璋、戈、瑗、琮来看看其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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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小型跪立铜人像双手捧着玉璋,同样二号坑出土的祭祀画像玉璋上有璋立于山间的图案,可以推测其用途是用于祭祀。玉璋起源于山东龙山文化,发达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之后在中原逐渐衰退而向周边地区大大扩散,其分布范围北至陕西北部,向南越过长江中游到达广东、香港和越南(《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三星堆的玉璋中,既有上端分叉很开的属二里头文化的形式,也有上部像戈一样逐渐变窄的经过三星堆派生的独特的形式。首先,从前一种形式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璋相对较宽,接近下端的两侧有发达的似鸡冠或齿牙状的细小锯齿纹,此部分亦刻有很细的平行线(图3)。三星堆一号坑的大璋和遗址内真武村出土的玉璋,单面的底部刻有3-5条一组的平行线和斜格纹。同时,一号坑的玉璋两侧边上齿牙的夸张形态都残留二里头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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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此相对,二号坑的玉璋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更早的特征,但是其两侧边上齿牙的完全形式化、底部中间圆孔的消失以及上端呈方头状的特征,反映出其制作年代应再往后推移。照这种变化,再来看看后一种上端似戈形的三星堆独特的器形。一号坑的玉璋,其两侧边上的齿牙和其间平行线的刻纹有二里头文化的特征,属于比较初期的作品。

按照上述的玉璋的型式看,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向三星堆传播,出现了一号坑中与二里头相近型式的大璋和颇具地方特色的戈形玉璋,然后细部的特征逐渐形式化,出现了二号坑出土的各种式样的玉璋。

下面看一下玉戈。戈是一种带柄的双面刃剑状武器,玉戈非实战用而作为仪仗用器是从中原二里头文化开始的。其形态根据时代而变化。与三星堆一号坑及二号坑的玉戈相近的例子是殷墟期河南安阳殷墟M5(妇好墓)中的玉戈(图4)。前端呈尖三角状、直刃,刃部很宽,刃的援部有装饰。另一方面,二号坑的玉戈全部细长,刃部曲成两段,上部更窄且有凸棱。与此相似物在中原没有发现,应是三星堆模仿中原玉戈尔独立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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