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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玉璇玑中的惊天秘密!  2017-03-17 10:43

何为玉璇玑?璇,美玉也,玑,王者正天文之器,即用作观测天文的玉器。“玉璇玑”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典型的玉器,此类玉器有何用途,到目前为止尚无定论。璇玑一词初见于《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成了人们猜测“璇玑”功用的一种依据。





1、玉牙璧,又称“玉璇玑”,它与牙璋一起并称古代东夷民族的艺术瑰宝。牙璧最初生产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的山东半岛东部沿海地区,距今年代约有5000年。在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玉牙璧常常与著名的龙山文化黑陶一起出土,这是龙山文化向辽南地区的传播。就玉牙璧出土的地域而言,它有着十分明显的北方滨海民族特征,因此作者认为,玉牙璧起源于一种原始的渔民实用工具,它最初可能是渔民们用来织网的辅助工具,也就是一种用来切断网绳的多刃刀片。除了玉制的牙璧,原始的牙璧还曾发现有陶制品和蚌壳制品。图⑴ ⑵ ⑶ ⑷ ⑸这5件牙璧,均出土于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四平山积石冢。图⑹出土于大连市旅顺区北海王家村遗址。图⑺直径6.5㎝, 厚0.5㎝,1978年大连市长海县吴家村遗址采集,岫岩玉,青绿色。图⑻出土于旅顺郭家村遗址。



2、牙璧曾被当做的古代的天文仪器或者是织布机上的零件,但是它与玉圭一样出身于原始的工具,如果说玉圭的原型是石铲,而牙璧则是一种古老的刀具。中国最原始牙璧的出土地点带有明显的“三海特征”——即海岛、海滨和海湾。辽宁大连的旅顺口和山东的胶州湾都是古老的港口,而大连的长海县本身就是一个群岛。上述地点均出土了许多牙璧,这应该不是偶然的,从形制上看,山东胶州市三里河出土的牙璧最为古老,她可能就是中国牙璧的起源地。图⑴出土于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四平山积石冢。图⑵出土于山东省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遗址。图⑶出土于山东省临朐县城南西朱封村龙山文化遗址,淡绿色玉髓质,混有白花点。内孔呈圆形,直径5.5㎝,外径10.8㎝。图⑷出土于山东省五莲县丹土龙山文化遗址,最大齿径22.5㎝,内径17.2㎝,浅灰玉质,带绿色斑点沁。图⑸⑹⑺⑻均出土于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胶州湾出土如此多的、而且是年代最早的牙璧,可谓是中国最古老的渔港。



3、我们不知道牙璧是从何时完成从实用工具到礼器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应不晚于龙山文化的后期。当牙璧中间的穿孔越来越大,而刀刃逐渐消失时,它作为礼器的特征就越来越明显。如同牙璋一样,最初出现在山东半岛的沿海,突然之间,距今4300年前,牙璧开始出现在陕北的神木石峁遗址。在神木,既出土了龙山文化的牙璧,这与山东半岛以及辽东半岛出土的牙璧几乎完全相同,而后,在神木又出土了夏代早期的牙璧,这种牙璧开始有了夏代牙璧特有的驵牙饰。图⑴出土于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图⑵出土于山东海阳司马台龙山文化遗址,直径14.4、孔径11.4、厚1.05㎝。图⑶⑷出土于陕北榆林神木石峁遗址。图⑸出土于山东省安丘市雹泉镇老峒峪村,器表墨绿色,局部有沁斑,最大外径 11.8㎝,内径5.8㎝,厚0.6㎝。图⑹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图⑺为河南安阳殷妇好墓出土,但为龙山文化旧物。图⑻为山西下靳龙山文化遗址出土。



4、牙璧虽然出身于山东海隅,但是却随着中国古代民族的迁徙流传到全国各地。辽东半岛的牙璧,应是通过古代渔民传播的,或者,这些东北牙璧与尧时“流共工于幽州”的政治事件有关。晋中、晋南地区出现的牙璧,可能与有虞氏向西迁徙有关。陕北神木地区出现的牙璧,则应与有崇氏(夏后氏)向西北的迁徙有关。牙璧与其它古代工具一样,最初应是多用途的,龙山时代生活在山东半岛的“隅夷”,是一个亦农亦渔的民族,他们除了将牙璧用作割断网绳的刀具之外,还有可能用它来割断谷穗或者是麦穗。在中国南方的云南和贵州,苗族、侗族和瑶族人民一直在使用一种非常古老的工具来割取稻穗,这就是著名的苗族“折禾刀”。 “折禾刀”的形状,有牙有刃,与牙璧极为相似,它们最有可能是山东牙璧作为一种古老工具的嫡传。传说苗、瑶各族出身于“九黎”,原籍本在山东,这就是说,牙璧最早出现于苗族的祖先蚩尤所在的年代。传说黄帝曾将蚩尤族之恶者迁之于“有北”,而将其善者留之于邹、鲁,是为邹屠氏。《路史》载帝颛顼娶邹屠氏之女,生下大禹的祖先,但是《路史》并没有说大禹的这位祖先就是鲧。所以,有夏氏一族,也有可能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后来又生活于蚩尤族故地。图⑴出土于河北省藁城市台西村商墓,直径7.4㎝,但应为龙山时代旧物。图⑵出土于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孔径6.2㎝,中心厚度0.5㎝。图⑶出土于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图⑷⑸⑹为贵州苗族割稻穗时所使用的“折禾刀”,此物是山东牙璧作为一种工具在南方的进化,但仍旧保留着古老的东夷特征。



5、图⑴直径8厘米,1978年山东省藤州市里庄出土。图 ⑵陕西省榆林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环以及有齿玉环。藤县里庄出土的这只牙璧,显然已是纯粹的礼器,除了三牙,每两牙之间还有对称的十二个小齿,这种有侧齿的玉器后来成为夏商玉器的典型特征,它们后来纷纷出现在夏商时代的玉刀、玉圭、玉牙璋、玉戚、玉钺和玉戈上。然而在商代的墓葬中,常常出现龙山时代、红山时代以及夏代的旧物,因此,尚不能确定商代是否还在继续制作有齿类的玉器,很有可能大多数有齿类玉器反映的是同一个民族也就是夏民族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形成于夏前时期,流行于整个夏代,而在商代仅仅是保留下前朝的旧物,并没有继续做下去。在晚商至周代初期,只有与夏王朝关系极为密切的古蜀国继承了夏代玉器的特征,并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创作。位处西方的周人一直保持着与蜀人的交流,周灭商后,一些夏式玉器如牙璋、牙璧等又纷纷恢复了夏代的旧制。



6、在夏代初期,出现了一种“双角括二齿”的齿形(见图中红圈),它后来成为夏初玉器的典型特征。这种齿形最早出现在陕北的神木石峁,并且在石峁出土牙璧、牙璋、玉戚或者是玉刀上都有体现。 “双角括二齿”的造型,显然具有特殊的宗都意义,它可能与夏民族的原始图腾崇拜有关。图⑴出土于神木石峁遗址的有齿牙璧。图⑵出土于山东省沂水县刘家店子春秋莒国墓,直径8.7㎝,孔径4.9㎝,青灰色,沁有黑色和黄褐斑,这应是一件夏代的旧物。 图⑶是出土于神木石峁遗址的牙璋。图⑷出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杨家湾遗址,长12㎝,最宽2.8㎝,最厚0.5㎝。它曾被当做玉璜,但这显然是一块牙璧的残片,其形制与神木石峁出土的牙璧一模一样。图⑸出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这是一件玉刀,长22㎝,宽8.2㎝,厚0.3㎝。湖北黄陂盘龙城是一个商代早期的城址,它代表商代早期对南方长江中部地区的控制。但是盘龙城出土了很多夏代早期的玉器,这说明在夏代早期这里就是夏王朝在南方的重要都邑。古代汉水又称“夏水”,而汉口又名“夏口”,因此黄陂正是今日武汉市的前身。在龙山时代晚期,位于北方神木石峁的夏王国在江汉地区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盟友,这已经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早期夏式玉器中得到了体现。也许,夏代早期出现在盘龙城的古代方国,正是石家河人的后代。



7、夏民族在西迁陕北以前,曾经是地道的东夷,因此山东地区多有夏文化的遗存。在商代,曾有缯、杞等夏人后代的封国,或在山东,或在河南。因此,商代虽不复制作夏代的牙璧,但牙璧在商代的一些方国中仍会偶尔出现,而其中古蜀国便是继续制作夏式玉器的典型。图⑴出土于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120号商代晚期墓,直径2.92㎝,孔径0.5㎝,厚0.17~0.5㎝,淡绿色。这只牙璧是商代作品,仿夏制,可能是商代姒姓缯国的遗物。图⑵出土于河南省淮阳市冯唐乡商墓,直径4.5㎝。这是一只饰有三齿的牙璧,这种齿型出现的年代可能在龙山时代,它是四齿(两角括二齿)夏代早期牙璧的前身。图⑶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直径3.35㎝,厚0.5㎝,淡青色。这也是一种龙山文化牙璧的形制,但却是商代的仿制品。图⑷出土于殷墟妇好墓,残片。图⑸中的两件牙璧为德国私藏品。据称出土于安阳,为夏代早期型制。图⑹为山西省博物院藏品,这是一只六齿牙璧,它显然是从四齿牙璧演变而来。在夏朝,年代越靠后,玉器上装饰的细齿就越多。图⑺为四川成都金沙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遗址出土,直径3.8㎝,孔径0.2㎝,墨绿色玉。这是一只仿陕西龙山文化的作品,有四个方形的缺口。



8、到目前为止,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中晚期遗址出土的玉器中尚未发现有牙璧,而在神木石峁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初期遗址中出土的牙璧亦不多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玉器的牙型中识别出它的的年代特征。在神木石峁,已出现了四齿型和多齿形的玉牙璧和玉戚,在二里头,六齿型和多齿型的玉器则更加普遍。黄河流域是史前玉器遭到盗掘和出卖最为惨烈的地区,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中华文明出自于黄河。与此相对比,大批精美的玉牙璧出现在欧美各国的博物馆。在日本人出版的辽宁大连四平山积石冢考古发拙报告中,一次性刊出的中国史前玉牙璧的数量达到9只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在该地区发掘到的牙璧的总数。图⑴⑵⑶⑷中的四件牙璧均为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藏品,除第一件为四齿型之外,其余均为六齿型,这些牙璧制作精美,品像完好,应为夏代早中期的作品,至于它们究竟是出土于洛阳,还是出土于陕北,除非得到实物并对其玉质作出分析后方可确定。图⑸和⑹这两件牙璧为美国哈佛大学温索浦所藏之中国古玉,其中图⑸是六联齿型牙璧,而图⑹这件多齿的异形牙璧,在国内尚未发现相似的类型。从牙型上看,图 ⑸和图⑹可能出土于中国东南方,这是极其罕见的战国越式玉牙璧,令人痛心的是,此物在中国本土的收藏可能为零。图⑺是一件五齿有领玉璧,这是夏商两种文化的结合体。直径26.4㎝,孔径5.5㎝,领高2.3㎝,白玉质。它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图⑻是一件玉戚,或称“戚璧”,两侧各饰六齿,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晚期遗址。



9、夏民族的祖先是黄帝的儿子昌意,他们亦将昌意的孙子帝颛顼奉为最显赫的祖先。帝颛顼的后代包括最早的吴人,越人,楚人和蜀人,这些都是后来的南方“蛮夷”,他们生活在长江和汉水流域。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夏人,是鲧和大禹的后代,生活在黄河流域,他们在后来建立了夏帝国。帝颛顼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古代的南方人,除了被称为“蛮夷”之外,还被称做“百越”。在夏代中期,夏王少康封其庶子无余于会稽,世守大禹之陵,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大禹的后代,即通常所说的“越国”。但是从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越南北部(交趾)至浙江省的广大地区,在古时均称为“百越”之地,尽管“百越”有着非常复杂的民族构成,它们之间或语言不通、或者习俗相异,但是既然都被称做越(粤),这或者说明他们之间有着遥远的、共同的祖先。图⑴出于河南桐柏县月河遗址春秋养国墓,这是一件在中原地区极为罕见的有齿玉玦,也被称做“越式”玉玦,它为何出现在北方,不得而知。图 ⑵图⑶是两枚石峡文化玉玦,出土于广东省韶关市马坝石峡遗址。这两枚越式玉玦上的齿形,都具有龙山时代前夏时期史前玉器的特征,而石峡文化本身,与北方龙山文化的年代相当。图 ⑵ 上的三联齿形,可参见本文第七节之图⑵ 和图⑺ ,图⑶上的犄角齿形,可参见本节的图⑻。这说明夏代的有齿玉器,最早出现在龙山时代,它们有南宗和北宗两种形式,分别代表着夏民族在南方和北方的两个分支,北方的分支即是“夏”,而南方的夏人称做“越”。图⑷也是一件越式玉玦的残片,它出土于广东深圳市大梅沙商代遗址,直径7.2㎝,孔径4㎝,厚0.1㎝。图⑸也是一件花朵饰越式玉玦,直径5.8㎝,厚0.2㎝,它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的战国墓。图⑹出土于台湾省台东县的俾南新石器晚期遗址,很明显,这是大陆越式玉玦渡海南传。图⑺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银山岭战图墓,这是一组带犄角饰的越式玉玦。图⑻是石家河文化带有犄角饰的玉牙璋(局部),它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汪家屋场。到目前为止,犄角饰玉器多见于中国南部,也许这是南方的夏(越)式玉器的普遍特征。



10、南方古老的越式玉器与中原夏式玉器以及西南蜀式玉器的渊源。蜀是夏民族祖先的老家,传说黄帝娶西陵氏女子为妻,是为黄帝正妃嫘祖,嫘祖生黄帝长子玄嚣,次子昌意,黄帝令昌意降居于若水(四川雅安荥经)。其后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为妻,生帝颛顼。《山海经》记载老颛顼死后葬于汉水之源附隅之山,其墓有四蛇卫之。颛瑞之世存续三百余年,后代的颛顼曾北迁于陕西渭水河谷,又出渭水入黄河向东迁居于山东少昊氏故地,其中的一位颛顼娶东夷蚩尤族邹屠氏之女为妻,生下大禹的祖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山东,最初的夏人生活在蚩尤族故地。帝子昌意即“崇意”也,其妻“昌仆”即今四川之松潘,松音“从”,松(崧)氏亦即崇氏。故夏民族的前身是崇族,成都古称崇州,崇州市即今日成都市的前身。崇族的一支北迁渭水,故古都西安(户县)亦名为“崇”,秦岭的西段称“终南山”,所谓“终南”,因其横在古崇国之南,亦即“崇南”也。崇、终二字古来通用,有《说文》可证。崇族迁于山东,又名为“重”,即山东重氏也。重氏的一支南下太湖,为祝融氏,由太湖祝融氏繁衍出有虞氏、吴人、楚人。留在山东的重氏,大约就是大禹的祖先有崇氏。有崇氏的名人只剩下鲧,鲧有战功,帝喾高辛氏以宗族女儿赐之,封为崇伯(重伯)。鲧于尧时因治水不力被杀,其后代被迫西迁于陕北,并定居于黄河河套平原达三百年之久,这个在北方历练了三百余年的民族,在神木石峁彻石为城,农、渔、牧并举,繁荣昌盛,赫然为北方大国,这就是的后来南下建立第一个中原帝国的夏后氏。中国南岭以及岭南的百越族,他们与北方的夏族同宗,故其文化中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成份。百越文化是古蜀国(崇)文化的南传,这一点已引起许多当代学者的关注。但春秋战国时代在江苏、浙江的越国是“东越”,为夏后氏的后代,他们与那些生活在广东、广西的远亲,也就是百越或“南越”,分离了二千年之久,相互之间早已不能用语言交流了。



11、有齿玉器在古代的巴蜀、南越和东越地区的传播。图⑴出土于云南曲靖市八塔台春秋墓,直径9.1㎝,孔径5.7㎝。这是一件商代的有领玉璧,但是却雕有南越风格的牙饰,所以它是蜀商文化与南越文化的结合体。图⑵同样出土于云南曲靖市八塔台春秋墓,直径13㎝,孔径5.8㎝。这也是蜀商文化与南越文化的结合体。上述二件器物,代表了四川盆地的古彝(夷)族人,与云、贵两地的南越族之间的渊源。图 ⑶是一块方形的玉玦,但其形状却是四角牙璧制式,此物长7㎝,宽7㎝,孔径1.3㎝,厚0.2㎝,出土于西汉时代的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图⑷是一件西汉时代的谷纹玉牙璧,出土于安微省天长市三角圩西汉墓,直径9.05㎝,孔径4.7㎝,厚4㎝。汉时的牙璧可谓凤毛麟角,汉代牙璧制作可能已失传,但凭传说中的样子去做了。图⑸出土于福建省福清市东张下湾商周时代墓葬,这可能是闽越的遗物。直径1.95㎝,孔径0.9㎝,厚0.25㎝。周边象齿轮一样的玉璧或玉环形玉器,曾在凌家滩出土过一件,但用途不明。在山西陶寺遗址曾出土过一件青铜齿轮,或许与此类器物有关。图⑹和图⑺均出土于浙江省东阳市前山战国时代的越国贵族墓,这是东越的遗物,不是南越了。图⑹是一件四片组合的有领玉臂环,它同时具有商和东越(南夏)文化的特征。图⑺是一组绿松石玉佩饰中的一件,它上而雕饰的兽形齿,具有强烈的东越文化色彩,而在夏代中晚期的牙璋上,我们也常看到类似的雕饰。古代越国的玉器极其罕见,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浙江越墓中的玉器大多与中原地区的玉礼器相同,但越人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通过对南越、闽越和东越玉器的分析,我们可以探测到这些地区的越人与中原夏民族之间的渊源:南越诸族是古代巴蜀地区的崇族向南方的迁徙,他们虽与中原的夏民族同祖同源,但是却不同宗。东越人的祖先到底是不是夏禹的后代?自古以来就充满争议。东越人一直被中原民族称之为蛮夷,这与南方的百越一样。而越人自称是大禹之后,这被怀疑是越人为了抬高自己,谎称有一个出身高贵的祖先。就连在绍兴会稽的大禹陵,也被认为是伪造的,纯属子虚乌有。然而所有的争议,将随着纯粹的越式玉器的出土而走向终结,历史将最终还原古代会稽越人与夏民族同宗的真相。



12、浙江省东阳市前山战国时代越国贵族墓(D 2M1)中出土的玉器。中国夏代有着四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人们至今难以看到夏代玉器的全貌,无论在神木石峁、偃师二里头还是在三星堆遗址,人们看到的夏代玉器极有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齿、牙、角、刺是夏代玉器的普遍特征,“夏后氏之璜”,是古代玉器中的极品,但是三千年来,人们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实。图中的这件玉璜,出土于越国贵族墓,它有两个兽首,而在首脊上饰有奇怪的齿。这是我们见到的唯一的一件越式玉璜,因为越人传承了夏后氏的传统,故所谓的“夏后氏之璜”亦可能形同于此,但比这个还精美得多。在夏代玉器如玉牙璋,玉刀、玉牙璧、玉戚中,我们常看到各种各样的牙饰、角饰,齿饰、兽首饰,这可能源于夏民族对牙和角的崇拜,而此二者均为尖锐之物。在东阳越墓中,越人对牙和角的崇拜得到了完整的诠释,这些牙和角不仅用作对各类玉器的修饰,而且,牙和角还被制成了大量单个的实体,贵族们将这样的玉饰,披挂于全身,也许这就是越人的风格,也是夏代的遗风。由此上而溯到龙山时代,那些生活在山东、广东、四川、陕西和湖北的崇族人,从他们开始,尽管那时夏后氏还没有入主中原,但是对牙和角的崇拜,早就已经在夏前期形成了。



1978年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遗址出土













1976年春,五莲县潮河镇丹土村一村民,在国保单位丹土遗址上耕种土地时发现了一件玉璇玑并上交,随后交到县文物管理部门,现藏于五莲县博物馆。





































来源:张明强-紫砂壶收藏顾问
没有完成的石家河玉碧而已,有些觉得好看,就不继续琢磨了,写这么多,佩服
本帖最后由 ChinaHistory 于 2018-3-3 21:35 编辑

http://www.ranhaer.com/thread-35600-3-3.html

岭南处士(43# 发表于 2018-2-23 11:22):"与复旦理论相反的Y染扩散路线,南方的多山及海洋地貌,阻挡了人类的前进步伐,所以O系人群应该沿陆路从北方南迁而来。"

    虽然北方也许有一些M95支系,但你既然是M95,搞不好就是万年南方本地人
    Lep1dus 发表于 2018-2-23 01:21

不太认同你的说法。

虽然复旦理论,中国O1、O2、O3都从南中国北上,但也只是理论假说。对于东亚Y染的扩散历程,日本人就有相反观点(见下图)。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以来,只有北方人不断南迁的记录,却没有南方人大举北进的记载。即使是北方胡人不断南下,亦并非在北方战败而南迁,而是南方拥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所以,M95虽然在南方及东南亚较高频,但东南亚M95显然不是万年土著,而是从中国大陆不断南迁而来。

最近美版问答Quora上,有外国人问:印尼人象中国人多点?还是象印度人多点?许多网友从基因、体质上给予热心回答。综合而言,印尼人基因上更接近中国人,但文化上则属印度文化。因为,南岛的第一批原居民是印度人,印度人偏属白种人;而印尼人属蒙古人种,这是基因、体质所决定,但却是更后期从中国大陆南迁而来。



与复旦理论相反的Y染扩散路线



南方的多山及海洋地貌,阻挡了人类的前进步伐,所以O系人群应该沿陆路从北方南迁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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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anhaer.com/thread-37611-1-1.html
5千年前,东北起源的小米扩散到台湾和福建两地 2018-1-26 10:27

http://www.ranhaer.com/thread-37641-1-1.html
亚洲水稻分别在三个地区独立驯化 2018-1-30 22:53

http://www.ranhaer.com/thread-37662-1-1.html
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   2018-2-4 08:55

扎赉诺尔是满洲里市所辖的一个县级行政区,位于大兴安岭山脉西坡,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西部,呼伦湖(又名达赉湖)北面,东南约800km是小南山遗址。

http://www.ranhaer.com/thread-37719-1-1.html
史前时期,玉器在东亚的传播 2018-2-18 23:00
悟性低没文化真可怕~~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64# imvivi001
呵呵,你还有脸说别人?我也没觉得你悟性有多高
探究人类学真相,为南方民族发声
http://www.hlraohe.gov.cn/tprh/ylwm/ylwm.htm

饶河地域文化之三:渔猎文明

 

乌苏里旋纹陶罐(新石器时代)
 


象征王权的“圭”叶形石器
 
沿乌苏里江向上游,在饶河县城的南端有一座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小南山遗址,它的发现把饶河人的历史推到了一万五千年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饶河的先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小南山原名团山子,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当地人在这座山上拣到一些石器和玉器,其中有件石器呈“圭”叶形,是属于远古时期的“礼器”,是“王权”的象征,部落首领的标志物。这件“圭”叶形石器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一件,可谓弥足珍贵。因此,成为我县最早的一件“国宝”级文物(文物考古界将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一级文物即俗称的国宝级)。

众多的文物遗址中,年代最久的当属饶河县小南山的船厂遗址,上世纪60年代初,省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专家杨大山先生到现场考察,采集一些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古人石制工具,还有猛犸象等古生物化石,经中科院考古所C14同位素测定,距今13000年左右。这些文物标志着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县就有古人活动。

1971年秋季,小南山发掘时,北大宿白教授等一些专家学者前来观看“认为是渔猎民族肃慎(满族祖先战国以前称肃慎,两汉时改称挹娄,南北朝时谓勿吉,隋唐时曰靺鞨,五代至明末叫女真,明末皇太极改名为满州,简称满族)的遗物,是我国领土的见证。”郭沫若夫妇也应邀来鉴赏,郭老对小南山文物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它们很古老、很重要,这里很可能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要密切注意。事隔20年,小南山古墓的发现,证实郭老当时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有远见的。

1991年7月,饶河县的边防部队在小南山的山顶上改建一座瞭望塔,一批民工挖地基,在距地表约3米深处发现一座双人合葬墓,有大小两具骨架:大者位左仰肢,小者居右屈肢,墓里发现了许多玉器和石器。这座墓出土文物总共126件。其中玉器67件,有玉环、玉块、玉簪、玉匕、玉斧等,加上过去在此山采集的10件玉器,共77件,占黑龙江省建国后新石器时期遗存中出土玉器的百分之五十三。闻讯而来的省文物领导、专家看过文物后极为兴奋,感慨之余,又浮想联翩。时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干志耿先生对其评价是“小南山是黑龙江的‘牛河梁’,是‘阿速江’畔的金字塔”。文博处长孙长庆即兴赋诗为“涛涛乌苏里,巍巍小南山;天王玉石冢,文明黑龙江”。另外,乌苏里江在古代有“阿速江”、“乌速亥乌拉(满语中称江为乌拉)”之称,据人考证“乌速亥”、“乌苏里”在满语中是“天王”之意。也是我省唯一以“天王”命名河流。为什么称“天王”之江,是否与小南山顶上墓葬有关。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和遐想。这座墓葬发现不仅证明渔猎经济亦能蕴育古代文明,也对破译乌苏里江为什么称“天王”之江有着重要作用。关于这座墓葬的年代,国内文物考古界众说纷纭。省内多数专家认为是四五千年的,出土的玉器受辽宁西北部的“红山文化”影响,我国著名文物考古专家、玉器研究专家、中科院考古所的刘国祥先生经研究,认为小南山墓葬是距今七千五百年左右,是当地所产生的文化,并无外界影响的因素。他的研究结果,令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古人云:“玉,石之美者,君子好佩玉”。这些玉器属于玉礼器,虽然有玉斧、玉凿,但是不可能用在生产之中的。在远古时代,玉器的占有多寡,往往是人的身份象征。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墓主人地位显赫、雄霸一方。

小南山遗址采集、征集玉器72件,占全省已发现玉器的45.3%,品类达到12种,是全省遗址出土玉器最多、种类最多品象最高的遗址。在已发现的212件文物中被定为国家一级品8件、二级品16件、三级品50件。小南山遗址文化分布广泛,跨越年代久远,是古人类生产、生活、葬祭的重要场所,是我省早期古代文物的重要遗址。1999年1月被省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小南山遗址发掘现场



1971年郭沫若观看饶河小南山出土的文物并听取汇报



小南山遗址全景(东侧)



小南山遗址全景(西侧)



饶河博物馆



饶河博物馆浮雕墙



小南山远古人类居住坑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环、玉珠、玉玦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斧、玉簪、玉匕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石镞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穿孔石器



石制网坠(辽金时代)



陶制网坠



赫哲图腾
http://www.cs.com.cn/ssgs/gssc/201709/t20170925_5491418.html

金沙遗址博物馆开馆十周年馆庆展呈现“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
作者:来源:雅昌艺术网2017-09-25 14:38



  开幕式现场

2017年9月24日,“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暨夏商时期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





  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汇集了全国各地区出土的夏商玉器精品250余件(组),是国内夏商时期出土玉器最大规模的首次集中展示。同期开幕的“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同期发布的学术专著《金沙玉工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云集了国内外玉文化专家,综观夏商玉器最新学术成果,揭示金沙玉器最新研究发现。





  展览现场

2017年正值金沙遗址博物馆开馆十周年,本次特展及相关学术活动旨在带领观众从金沙遗址出发,回溯古蜀文明那段精雕细琢的历史,感知成都包容开放源流四方的城市精神。



玉琮│晚商至西周 长5.7厘米、宽5.6厘米、高5.6厘米、孔径3.1厘 米、壁厚1.6厘米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透闪石软玉,紫红色,不透明。有黑色点状、白色筋条状沁斑。器呈方柱体,器身方正低矮,圆形射口较矮,上射口微倾斜,孔壁较薄,整器制作规整,器内外打磨光滑。

  盈盈大观 全国夏商时期出土玉器最大规模的首次集中展示
 
“玉魂国魄”四个字,是玉器在中华文明中独特地位的最好诠释。夏商时期的玉器,上承新石器时代“以玉事神”的传统,开创“以玉载礼”的新风尚,下启两周时期“以玉比德”之先声,以其星罗棋布的分布、融会贯通的形制和制作精湛的工艺掀起了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对后世玉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全面展示这一时期玉文化的艺术风尚与文化交流现象,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特别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山东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院、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11家文博单位举办《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为观众系统展示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与新华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山东苏埠屯商墓、湖北盘龙城遗址、河南殷墟遗址、山东前掌大墓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四川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全国夏商时期12处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玉器精华,精工细琢的诸多美玉汇集于金沙,再现了夏商时期玉文化互动交流的盛况。

本次展览以“美玉天成”、“斧钺神威”、“圭璋祭礼”、“琮璧对话”、“玲珑俏雕”、“辨纹识工”六个单元,从什么是玉、到夏商玉器的常见器型、制玉工艺和装饰技巧,为观众细致解读夏商时期玉器的文化内涵和精工巧艺。



玉戈│晚商至西周(照片为局部) 长27.6厘米、宽5.6厘米、厚0.8厘米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灰白玉,器表有黄褐色沁斑。锋尖分出极小叉口,援身较长,上下边刃较直,向前锋处缓收,器身中部较厚,边刃较薄,阑部有四组齿状饰。穿孔在阑前部,整器制作精细,打磨光洁。

  玉流四极 探寻天府文化之根——古蜀文明的神奇魅力

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在神州大地上,玉的分布如满天星斗,相互交融。而夏商时期,正是玉文化频繁互动的高峰,让我们得以管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源流。

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国内出土夏商时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址之一,其中玉琮出土数量超过了全国出土数量的总和。源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源自黄河流域的玉璋、玉戈、玉钺等,还有古蜀人广泛吸收其他地区玉文化,融合创新后制作出的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玉器新品种、新造型,既是中华玉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也是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兼收并蓄、包容创新的文化见证。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表示:“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金沙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密切关系,它既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的‘大本营’之一。”

玉之滥觞并未止步于平畴千里的成都平原,而是从这一西南广大地区文化交流的“中转站”继续延生:来自中原地区的玉牙璋,被古蜀的王室贵族不断模仿、复制并创变,再经四川盆地南走向东南亚地区;有领玉璧、凹刃玉凿等有着鲜明特色的玉器,也曾在越南、泰国等广袤的区域出土,成为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据。玉文化传播四方,并达数千公里之远,可谓“玉流四极”。



组合头饰│龙山晚期至夏时期 通长23.1厘米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经复原。由骨笄 1、半圆形穿孔玉饰 1、弯头形穿孔玉饰1、扁长条形穿孔玉坠饰1、绿松石饰片60 余枚联缀黏合而成。出土时,骨笄、半圆形玉片及弯头形玉片尚连接在一起,横置于墓主颅顶上方,笄尖端斜向左下,扁长条形穿孔玉坠饰横向落于墓主颅顶。

  见微知著 蓉港合作解密古蜀文明玉器密码

数量惊人,制作精美的玉器,显示出玉器在古蜀人神巫世界中的重要作用。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玉器2000余件,是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也最富特色的一类器物。其种类丰富,色泽多样,工艺复杂,许多器物上还保留了制作加工痕迹,这为研究古蜀国的制玉工艺、手工业技术发展等创造了条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玉器在西南地区的起源、发展、演变提供了机会。

为深入研究金沙玉器制作工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又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共同组建了“金沙遗址玉器微痕工艺研究课题组”,利用高清微距拍摄玉器之制作和使用痕迹,微痕工艺观察比较等方法,特别是将古蜀玉器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乃至东亚地区相关器物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揭示出金沙玉器的造型特点、工艺技术以及来源特色。金沙玉器切、割、琢、磨的微小细节,实则是古蜀文明研究前所未有的全新成果,为解开古蜀玉器工艺之谜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金沙遗址博物馆开馆十周年之际,在这个以玉通神、兼收并蓄的古蜀王都,来自国内外40余家文博研究机构、80余位玉文化研究专家将于9月24日-9月26日齐聚一堂,在“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宽广的文化视野,引领中国玉文化研究走向深入。会议实况将在网站、微信等线上平台实时更新,以飨大众。

在中国八千年的玉文化历程中,古玉器犹如一位使者,从远古走来,串联起中华文明星光闪闪的点滴。从中原到西北,从黄河下游到长江流域,夏商玉器犹如满天星斗,凝聚了那个时代全部的精华,折射出地域交往的频繁,也反映了古蜀大地自古以来就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而历经岁月打磨的细微痕迹,则为我们揭示出那个宏大年代的精雕细琢。



嵌绿松石铜牌饰│夏时期 长14.2厘米、宽9.8厘米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长圆形,两侧为弧状束腰,近似鞋底形,两侧各有二穿孔纽。凸面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黏嵌排列成兽面纹;凹面附着有麻布纹。凸面绿松石片图案组合异常精巧,保存极好。器物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略偏左。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24日。

标题

http://www.ranhaer.com/thread-35600-3-3.html
岭南处士(43# 发表于 2018-2-23 11:22):"与复旦理论相反的Y染扩散路线,南方的多山及海洋地貌,阻挡了人类的前进步伐,所以O系人群应该沿陆路从北方南迁而来。"
...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3-3 21:32
我想问你,这种迁徙路线是如何形成北汉先与南印度ASI和Onge,然后与巴布亚人,再与菲律宾小黑人,最后与西双版纳傣族分离的遗传格局的?
O3a3c* (M134+, M117-)
http://www.cssn.cn/kgx/shdh/201710/t20171018_3672485.shtml

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    2017年10月18日 14:57 来源:中国考古网

  编著: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主编:王毅 邓聪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9月
  印刷时间:2017年9月
  ISBN:9787220102875

内容简介:本书以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发掘玉石璋工艺技术研究为基础,综合东亚地区夏商玉牙璋的研究,系统探索了金沙玉璋来龙去脉,揭示了四川盆地金沙玉器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密切的关系,又南下直接影响到中南半岛红河流域冯原文化中牙璋的产生,论证了四川盆地、红河三角洲与中原地区文化密切关系。本书以玉牙璋具体的物质研究为基础,提升到抽象的精神思想层面,探索东亚国家文明出现初期,人、技术与社会政治制度的扩散。全书包括:金沙遗址及玉器综述、金沙玉璋工艺学特色、金沙遗址祭祀遗迹出土玉石璋分析、玉璋与早期中国世界秩序雏形的浮现等。

  目录
  序 王毅  邓聪
  金沙拔萃(图版一至七)
  金沙遗址综述与研究
  金沙遗址的发掘及初步认识
  东亚视野下金沙玉璋源流
  玉璋风姿(图版八至五一)
  金沙玉璋工艺学研究
  玉器砂绳切割考
  以柔制刚(图版五二至六三)
  玉器锯片切割考
  如砌如磋(图版六四至七一)
  玉器刻画工艺考
  微痕发微(图版七二至七五)
  金沙遗址祭祀遗迹出土牙璋研究
  金沙T7903第9号遗存玉牙璋源流考
  金沙祭祀坑出土石牙璋工艺研究
  金沙玉器相关研究文选
  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综述
  金沙遗址出土牙璋的初步研究
  牙璋与初期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
  后记   
  鸣谢 
本帖最后由 baiyueren 于 2018-3-7 18:01 编辑

67# ChinaHistory
整天就知道转贴文字图片,整个一个贴吧达人。观点全是凭猜,论证过程基本无。
看你转贴了那么多玉璇玑,你不会就是之前那个玉璇玑的马甲吧?
NRY: O2a1c1a1a1a1a1a1a1a1(源自粤西云浮)
mtDNA:B4d1(源自浙北慈溪)
百越人的人类学文集 http://blog.sina.com.cn/baiyueren
转贴基本是该领域顶级专家最新论述,在你眼中等同贴吧。可想而知,认知如此低下,知识如此老化,惨不忍睹!!!
转贴基本是该领域顶级专家最新论述,在你眼中等同贴吧。可想而知,认知如此低下,知识如此老化,惨不忍睹!!!
ChinaHistory 发表于 2018-3-7 20:18
那你说说看,是哪些顶级专家,姓甚名谁?别报几个不知名的砖家、老记,惹人笑话
NRY: O2a1c1a1a1a1a1a1a1a1(源自粤西云浮)
mtDNA:B4d1(源自浙北慈溪)
百越人的人类学文集 http://blog.sina.com.cn/baiyueren
那你说说看,是哪些顶级专家,姓甚名谁?别报几个不知名的砖家、老记,惹人笑话
baiyueren 发表于 2018-3-7 22:38
不要浪费时间,stop!
http://guoxue.ifeng.com/a/20161213/50410107_0.shtml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古蜀文明发展三部曲是如何确定的?

2016年12月13日 15:31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李璞



金沙遗址

2001年的2月8日,金沙遗址在成都市区基建施工过程中被偶然发现。它的出现,用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的话说,是偶然也是必然。“三星堆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仍然是考古学家以及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压力和问题。而金沙遗址的出现,在解决三星堆的来龙去脉问题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沙遗址是一个类似于三星堆性质的祭祀遗址。”金沙遗址的发现,将古蜀文明考古学意义的三部曲(宝墩、三星堆、金沙)确定了下来。

对于一座在原址上建立的遗址类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有一点打破常规,遗址从2001年发现到后来博物馆的建成,仅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王毅作为一名金沙遗址的发掘者,一名遗址的保护者,同样还是博物馆的规划者、建设者,见证了金沙建设的全部过程。在他看来,博物馆建设,一定得以有效的保护为前提。



金沙遗址博物馆

在他看来,金沙遗址博物馆在成都人心目中是有地位的,相当于是“文化会客厅”。“我们花这么大的精力建一座遗址博物馆,就已经考虑到博物馆与这座城市的互动关系。金沙遗址博物馆立志为成都提供一个更具广阔视野的文化消费、文化欣赏、文化感受平台。从其他不同文化和文明中吸营养,通过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创造力。因此,博物馆每年都要举办与其他不同区域的远古文化交流展。”博物馆将每年的重要展览安排在了春节“金沙太阳节”期间,观众在享票价半价优惠的同时,为成都市民奉献文化大餐。如今,“金沙太阳节”同成都大庙会、成都灯会成为了成都市并驾齐驱的三大春节期间的文化品牌。除此之外,从2009年推出的“金沙讲坛”也一直为老百姓免费开放。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

“考古学家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王毅回忆起自己是如何走向考古这条道路时如是谈到。“考古学家对待文物时需要极其的细心和仔细,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仅仅有责任也是不行的,还得有一种文化传承、传播的使命”,并将自己的工作总结为“痛苦并快乐着”。

对于文博机构的创新与发展,王毅指出了国内存在的问题及与国外的差距。并指出保护、展示和传承我们的文化遗产,应该要调动社会的广泛力量。“目前,纯国有博物馆的体系已经不能支撑我们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的健康发展。保护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体系的建设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迎来一个新时代。我们要多做这方面的努力,让更多的社会企业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虽然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我依然觉得未来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作为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馆长,同时还是成都博物院院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毅,日常工作是很繁忙的,在专访的2个半小时里,他将时间交给了雅昌艺术网,向我们介绍了金沙遗址在考古学上的意义,讲述了博物馆的建设及规划,以及自己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太阳神鸟金饰金沙遗址博物馆出土

        金沙遗址的出现,解决了三星堆的来龙去脉问题

雅昌艺术网:我们知道金沙遗址是2001年2月8日在一次成都市区基建施工过程中偶然发现的,它的发现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以及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

王毅:从金沙遗址被发现后,曾有无数的记者、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可以说每每提及这个问题都会让我进入一种深深的回忆和回味之中,但似乎每一次的感觉又都不尽同。提起古蜀文明,我们更多的是基于文献记载,那些传说让人产生很多的想象。古蜀大地的祖先有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和开明,也就是史学家们谈到的“古蜀五祖”。《华阳国志》所记载的古蜀世袭制其实跟中华文化有很多联系,但我们对这些观点一直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唐代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描绘从秦岭到四川可谓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从这些文献当中,你会发现古蜀文明是很孤独的,甚至是蛮荒的。

直到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大量的玉器、金器、青铜器显示出了高度的文明,即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也为之震惊,一个大家闻所未闻的伟大文明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随即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三星堆跟“古蜀五祖”之间的关系。文献中所记载的古蜀是一个“不晓文字,未知礼乐”的贫瘠蛮荒之地,怎么会出现如此之高的文明,难道它真是一种诸如异地、西亚或地中海文明之类的外来文明吗?三星堆的出现,不仅没有解决之前的学术疑点,反而提出了更多的学术问题。

在当时,很多学者都不敢出书讨论三星堆,因为大家都弄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为此我们做过比较大的活动,在三星堆发现后的第十年,也就是1995年。当时我们基本确定了它是有城墙的,于是我们围绕着成都平原的城市起源做了一些探索。首先调查了新津的宝墩遗址,并最终确认了它比三星堆要早一个时间阶段。紧接着,鱼凫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双河古城遗址和崇州紫竹古城遗址等一大批遗址被发现。

但三星堆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仍然是考古学家以及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压力和问题。而金沙遗址的出现,在解决三星堆的来龙去脉问题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金沙遗址的发现是偶然也是必然。

三星堆被发现后,我们对成都市所有的基建项目采取了严格的掌控,因为我们一直深信成都的地下将有特别重要的发现,此前曾发掘到方池街遗址、十二桥遗址,甚至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时期的遗址。



大金面具金沙遗址博物馆出土

金沙遗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类似于三星堆性质的祭祀遗址。古蜀王朝信奉“万物有灵”,祭祀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以及国家管理体系中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们既尊重祭祀对象,同样对祭祀仪式也格外虔诚。祭祀过程完成后,就会把金器、玉器、象牙等祭祀品埋起来。可以说,他们将自己的财富、智慧、文化艺术的结晶都献给了祭祀对象。因此,祭祀遗址是了解远古文明的一个重要渠道。

金沙遗址出土遗物跟三星堆祭祀坑的出土物有着非常多的内在联系:首先,两者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具有相似性,存在着一种传承关系;其次,金沙遗址在所属年代上要晚于三星堆遗址;第三,金沙遗址更具王者之气。如果大量的象牙象征的是财富,那么金面具的出土则增添了金沙遗址的王者气势,颇具文化内涵。

以宝墩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早于三星堆,它有内城圈、外城圈。后来证明宝墩是一座2.8平方公里的城市,规模并不比三星堆小。基于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可以发现三星堆作为都邑消失后其实就到了金沙。可以说,三星堆是从宝墩到金沙发展历程中的最高峰和新的制高点,我们在金沙遗址也会发现其中的一些变化。金沙遗址的祭祀品虽数量众多,但体量都偏小型化。

金沙遗址的发现,就把古蜀文明考古学意义的三部曲确定了下来——宝墩、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的发展历程基本通过三个遗址完整地呈现了出来,和同时期黄河中下游或者长江中、下游的文明体系相比,古蜀文明独树一帜,它已经成为长江上游的一个文明起源中心,这是我们过去完全不知道的。距今四千多年的古蜀自成体系,但又并非孤立存在,它仍然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基础上构建的一个文明体系。因为在这里,我们也曾发现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文化特质,由此可见古蜀文化的开放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四川盆地这样一个闭塞的地方,能够在中华文化整体文明发展的背景下,出现各区域之间的地域文化交融和互动,这是完全没想象到的。成都平原的文明向来既自成体系,又保持一种开放状态,这样它才会释放出强大的创造和创新能力。



金沙遗址博物馆
所有的博物馆建设,一定得基于有效的保护

雅昌艺术网:博物馆是在金沙遗址的原址上建立的一座遗址类博物馆,也是展示商周时期四川地区古蜀文化的专题类博物馆。此前去西安考察,参观咸阳汉景帝阳陵的时候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的站在遗址之上,那种感觉既亲切又激动。这种遗址类的博物馆,在修建之时,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和整体规划?

王毅:汉景帝阳陵博物馆只是众多陪葬坑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可以完全想象阳陵的气势。在金沙又是另外一番感觉,它的专业性更强一些,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神秘的。与阳陵不同,金沙遗址更多的是一种没有边界的未知状态。对于考古学家,他们可能不会在乎未来的结果,而是更重视考古过程中的责任和使命。考古学科的建设,从发掘、研究、保护到展示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整个过程如果从一个遗址到博物馆的建成,在国外一般需要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金沙遗址博物馆有一点打破常规,遗址从2001年发现到后来博物馆的建成,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博物馆的管理者分工明细,有时候很难参与到博物馆的建设中。荣幸的是,我既是一名金沙遗址的发掘者,也是一名遗址的保护者,同样还是博物馆的规划者、建设者,很荣幸能见证考古学科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要保护金沙首先得需要一个区域。金沙周边原是高楼林立,道路狭窄,现在周边的楼宇普遍降低了高度。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站在发掘区(老百姓还未拆迁的房顶上),发现墓地以及经勘探发现遗址已经被历史上的洪水冲击过的北边区域,秉着“遗址保护区就要不折不扣地保护起来,已经破坏的区域可以建为博物馆”的理念,我觉得在墓地及北边区域建博物馆比较合理。

我当时也是以一种虔诚的心态来做博物馆,成都政府、百姓以及相关部门对金沙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今天,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完全超出我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设想,没想到金沙遗址博物馆这么快就成为了国家一级博物馆,成为了成都最受老百姓欢迎的博物馆之一。成都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从2300年延长到3200年,成为了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如果仅仅从某个人或某一个阶段的立场出发,缺乏一种长期发展的眼光和对遗迹文化的责任感,就会容易错过展示、保护遗址的机会;如果没有强烈的责任心,一个伟大的文化再现会与你失之交臂,这将成为个人一生的遗憾,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金沙遗址博物馆是我们的文脉,我们一直以虔诚的心态使我们祖先的文化享受尊严和尊重,我们城市的居民始终是这个遗址的保护者和博物馆建设的支持者,我只是努力帮助大家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我个人的愿望,所以金沙遗址博物馆建成后的文化功能就顺理成章了。

雅昌艺术网:之前看过一篇题为《古遗址保护不要和旅游开发挂钩》的评论文章,谈到了“考古界倾向于保护文化,博物馆则从成本、投入、效益这些现实利益出发。”在您看来,该如何平衡金沙遗址的保护工作和博物馆的现实问题?

王毅:总体来讲,如果仅从考古学家的身份出发,更多地是倾向于文化保护,而博物馆则倾向于所谓的综合效益的考虑。但文化遗产从发掘、研究、保护、展示利用是一体的,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工作性有着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在微观环境中,每个人的工作职责都是分开的,如果从考古学家马上转型为文保专家或博物馆馆长,其实对一个人的压力还是蛮大的。从我个人经历可以感受到,考古学的梦想不仅仅是研究,研究对象虽说是静止的,但不意味着考古学家和研究对象以及背后的文化历史不能产生对话关系。我们的研究、利用、展示的前提一定是基于保护的目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一个古文化遗存,首先得以一种虔诚的心去保护他们,我们既要做学术研究,又要注重文化遗迹的保护。当金沙遗址已经证明了是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的遗迹时,我们立即终止考古发掘。目前,金沙遗址90%以上没有发掘,就是基于保护的目的。

但我们也不能放弃利用和展示,我们不能把观众拒之祖国古老文明之外,不能将人类共有的文化财产视为己有。所以说,文保专家、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者其实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当然,我们也与传统的旅游开发不完全一样,我们所有的旅游开发均是基于有效的保护。在中国,很多的文化遗产在展示体系方面不是按照旅游体系来构建的,比如故宫博物馆是不会参与旅游评级的,但金沙却是四星级旅游区。由此可见,金沙一方面要保护遗迹,同时我们也要按旅游AAAA景区的方式去达标,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说,金沙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一定是有条件和受约束的,它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旅游景点的旅游开发。

                 雅昌艺术网:博物馆在“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这块,有哪些成果?

王毅:对很多人来讲,一家博物馆建成以后,将文物送入展厅以得到保护和展示就已经是取得了成果。但对于金沙遗址博物馆而言,文化和遗址保护是首要任务。首先,文物保护是一项持久的项目,而且我们还有一些项目才刚刚启动。此后,我们会在遗址上建一个棚子,将出土文物放入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环境进行展示,这仅仅是我们完成文化遗产保护很少的一部分内容。博物馆环境的变化对文物是有影响的,比如出土玉器在展厅内是不允许用灯光直接照射的,出土的象牙我们也尝试着将它密封在有机硅中,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问题。虽然金沙遗址博物馆已经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仍然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这也是大多数遗址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一直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前提下,来进行充分、有效的利用。



永恒之城——古罗马的辉煌展



九连墩的故事——湖北九连墩楚墓精品文物特展

           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市的“文化会客厅”

雅昌艺术网:金沙遗址博物馆从开馆之初就积极的与其他各地的博物馆开展交流活动,引进了“殷墟宝藏”、“良渚文明展”、“马王堆汉墓文物珍品展”、“九连墩的故事——湖北九连墩楚墓精品文物特展”等展览。去年引进的“永恒之城——古罗马的辉煌展”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在交流展览的安排和规划上,博物馆是如何考虑的?

王毅:金沙遗址博物馆在成都人心目中是有地位的,相当于是“文化会客厅”。我们花这么大的精力建一座遗址博物馆,就已经考虑到博物馆与这座城市的互动关系。金沙遗址博物馆近几年做了很多展览,“殷墟宝藏”与金沙遗址属同一时代,所以很有必要来做这样一场展览。又比如“良渚文明展”中的玉琮,象征着良渚文明和金沙文明两者的文化对话。

从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几件宝物中,我们不难发现古蜀文化的开放性与融合性。延续这一远古思考,金沙遗址博物馆立志为成都提供一个更具广阔视野的文化消费、文化欣赏、文化感受平台。从其他不同文化和文明中吸营养,通过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创造力。因此,博物馆每年都要举办与其他不同区域的远古文化交流展。像“永恒之城——古罗马的辉煌展”以及“与神共舞:非洲雕刻艺术”,明年可能是有关埃及的展览,后年可能就是玛雅展。



2015“金沙太阳节”现场

每年的重要展览我们都会安排在“金沙太阳节”期间。“金沙太阳节”已然成为博物馆在春节期间奉献给百姓的一台文化大餐。遗憾的是,金沙遗址博物馆是一个收费的博物馆,本来属于这座城市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应该全免费的,但为了更好的保护遗址,我们还是设置了一个门槛,所以博物馆有80块钱的门票。在春节期间,我们将门票从80元降到40元的同时,也为成都市民奉上艺术盛宴。如今,“金沙太阳节”同成都大庙会、成都灯会成为了成都市并驾齐驱的三大文化品牌。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金沙太阳节”是不盈利的,这是金沙的责任和使命,是金沙与成都的百姓,与成都这座城市特别的内在亲缘关系,它是成都的文化之根、文化之魂,我们不可以以效益为目标。



“金沙讲坛”视频截图

          雅昌艺术网:金沙遗址博物馆收门票,但“金沙讲坛”是不收门票的?

王毅:对。我个人认为“金沙讲坛”也是在延续成都的文化气质,从2009年推出至今,讲坛一直是为老百姓免费开放的,这也体现出金沙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所有文化的创造力一方面来自于继承,另一方面则是在开放和包容中所产生的创新。金沙最能代表成都的文化气质——古老、现代、时尚,金沙也在不遗余力地邀请更多的文化人来到“金沙讲坛”。讲坛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仅是几百人在讲坛现场的这种感受,还可以从电视、平面媒体、互联网等渠道进行立体传播,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金沙文化的张力。迄今为止,“金沙讲坛”的探索是比较成功的。虽然它的地点和内容在不断的变化,品牌影响力却在不断的加大,已然成为一个向公众传播城市文化的特别通道。

金沙本身也在做其他方面的尝试,这些都是与金沙的文化符号连接在一起的。像音乐剧《金沙》、4D电影《梦回金沙》、动画电影《梦回金沙城》、弦乐四重奏《金沙找魂》等等。无论是从微观上,还是涉及到具体内容的延伸,博物馆都是以高雅、正能量在传播金沙文化,所传递的正是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有情、有义和文化情感。

有时候考古学家也是浪漫的,不仅要做研究,还得将所做的研究传递出去,这也是考古学家应具有的使命。在今天,考古学家必须站在一个文化传播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同样,也应该意识到各种问题。从文化的发展高度而言,三星堆无疑是古蜀文明辉煌的制高点。了解三星堆文化是了解金沙文化的基础,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金沙文化的传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站在新时代的今天以及古蜀文明的高度上来看,我们做的还不够深入和完善。



十节玉琮

               考古学家应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雅昌艺术网:近几年一些文物大展屡屡掀起全民观看热潮,像首都博物馆展出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展出期间被预约的满满当当。加之影视对古装的选择、网络的传播都引发了越来越多人对古代器物的关注。博物馆如何利用这样的社会发展背景来引导观众,或者结合这些热潮,博物馆有做哪些新的宣传、推广的点?

王毅:今天是一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对考古的认识也插上了更多想象的翅膀,尝试着进入考古学家的内心世界,这其实是蛮令人鼓舞的一件事。但考古的过程是非常辛苦、枯燥的,同样也是神圣和虔诚的,对于许多考古学家来说,他们一生都在默默无闻的耕耘。甚至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一个遗址,因为遗址的保护容易阻碍别人利益的实现,没人知道我经历过多少威胁。这和小说、电视剧中关于考古、盗墓充满娱乐性的想象是截然不同的。考古学家不是盗墓者,这其中的虔诚和清苦是很多人无法忍受的。但通过文学形式看待过去的历史文化,或者唤起大众成为文化的参与者,这种方式是值得推广的。在今天,我们有必要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审视文化,以一种祖先曾经拥有过的创造力来创造新的世界。

雅昌艺术网:你之前也说过,“考古学家就是古代劳动者的翻译者和代言人,守护古人留下东西的同时把价值传递出去”。

王毅:我想说的是,考古学家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接触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陶罐、一块陶片,这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考古学家对待它们需要极其的细心和仔细,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仅仅有责任也是不行的,还得有一种文化传承、传播的使命。因为世界文化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文化,忘记属于这个民族的自豪,当然,这种使命感不是一种狭隘的民粹主义。我们在传承辉煌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领悟到传统文化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此,考古学者不是文明、文化的简单翻译者或代言人,也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者,考古学家的使命要多得很,核心还是以保护文化遗产为己任,坚守自己的价值观。

雅昌艺术网:您不仅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馆长,还是成都博物院院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想了解一下您平时的工作是怎么分配的?

王毅:一般我都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吧!选择考古这一行一方面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到郭沫若先生守得住寂寞做考古学家的影响。遍访名山大川、文物古迹是起初学习考古的兴趣点,真正接触到实际工作才发现跟最初的想法截然不同。你要追求一个目标,就需要耐心和耐得住寂寞。在所发现的问题中不断地求证,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现在基本每年都有课题,都有新发现,发掘遗迹,做研究、保护、展示的系列工作。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可以说是痛苦并快乐着。

雅昌艺术网:国内文博机构与国外相比存在着哪些差距,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改进的方面?

王毅:个人认为文化遗产、博物馆所面临的工作压力其实蛮大的,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取得非常辉煌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的保护程度相比,还是存在距离的。然我们的博物馆硬件条件不错,资金也比较宽裕,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在管理水平、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学术研究水平上,都存在着差距。在国外,不仅大城市很注重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的文化遗产保护也足以让我们震惊。文化遗产保护及文化展示是一个国家实力水平、文化境界的标杆。令人欣慰自豪的是,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非常重视文物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并主张将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结合发展。所以,在未来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中,我们要有好的人才培养机制,释放文化遗产保护的吸引力,激发文化学者的创造力。

此外,保护、展示和传承我们的文化遗产,应该要调动社会的广泛力量。在国外,文化遗产保护力量中的非国有成分很多,但国内却并没有将这一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非国有博物馆在受资金、场地制约的情况下,可以鼓励企业拿出部分资金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的基金会。目前,国内并没有将这种力量释放出来,纯国有博物馆的体系已经不能支撑我们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的健康发展。保护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体系的建设是全社会努力结果,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迎来一个新时代。我们要多做这方面的努力,让更多的社会企业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虽然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我依然觉得未来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原标题:【馆长说】王毅:金沙遗址的发现是偶然,也是必然
http://sc.ifeng.com/a/20170925/6025073_0.shtml

越南冯原文化玉作坊研究方法探索

2017年09月25日 15:22  来源:凤凰网四川综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邓聪(主讲)

越南社会科学院考古学院阮金容

邓聪先生首先对东亚玉器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简要概括,并对海防市长睛遗址发掘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

长睛遗址位于Ang Rong 山脉的东面,遗址的西面是青峰水泥厂,两者之间有一条属于长睛采石企业的柏油路。1969年越南考古学院发现该遗址,估计面积有数万平米。从1969至1986年间,考古学院先后两次在那里发掘,面积约265平方米。1996年8月,邓前往河内考古学院与何文晋教授、阮金容博士议订越港双方合作第三次发掘长晴遗址。

长睛遗址是越南北部冯原文化时期最重要的玉作坊遗址,时代约为距今3300~3400年。本作坊聚落的范围有数万平方米,很可能是专业的玉器制作遗址。越南考古工作者过去在河北省白寺(Bai Tu)及永富省红沱(Hong Da)也发见过青铜器时代玉石饰物作坊的遗址。最近几年,考古学院研究员Bui Van Liem在广宁省Dau Ram,再发现了和长睛软玉饰物作坊很相近似的遗址。然而,迄今越南冯原文化的软玉作坊中,仍以长睛遗址的规模最大,出土玉石工具最为丰富,可说是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专业玉作坊聚落。1996年长睛遗址第五层仍出土不少玉石制作工具及玉料等,显示此地在纪元前二千年的前段,制玉作坊的传统就已在越北开枝散叶,结出丰盛的果实。越南考古学者相信,可能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越北的下龙文化(Van Hoa Ha Long)、梅坡文化(Van Hao Mai Pha)、河江文化(Van Hoa Ha Giang)等,已出现了玉石工具,但这阶段迄今从发未发现过制作玉器的作坊遗址。因此,长睛第五层所显示玉作坊的遗迹,是迄今越南所确认最古老的玉作坊。1996长睛遗址发掘出土玉石制作工具、玉料及半制成品等,还有相关的石砌火炉遗迹和特殊灰坑等,为冯原文化玉器制作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从长睛玉作坊玉器制作的内涵分析,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制玉的体系。

第一体系:大型玉石礼器制作。如大型玉戈等。包括对向锯切割大型玉片、刻划几何型纹饰、牙状凸起制作等技术。迄今此遗址尚未经大面积的揭露,相关的大型玉礼器出土资料较少,所见一些玉戈可能长达30-40厘米。

第二体系:环状饰物制作。环状饰物是长睛玉作坊最大宗的产品。以方型或圆型玉料,经连续锯切割薄切成轮片状素材,由片状素材再连续加工成环状饰物,一些芯更改作成璧形饰或串珠。另外也有就芯进行减薄或分割成素材,改作为管珠的毛坯等。

第三体系:玉工具及管珠等制作。这个体系是通过施沟锯切割技术从玉核上连续生产横长玉片的素材,再加工作为玉锛、凿、锥、尖状器及管珠等。
http://news.gmw.cn/2016-08/26/content_21647038.htm

川陕考古研究院探寻南方丝绸之路走向
2016-08-26 04:14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文明互鉴·中国考古走出去】      作者:光明日报记者 李晓东 危兆盖

今年7月,一部凝聚十年心血的考古报告《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始于2006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在越南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可谓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的田野考古,具有中国考古走出去的破冰意义。









从上到下依次为出土的陶釜、玉器、陶豆、玉器。资料图片

20世纪80年代,一批关注东南亚考古的中国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越南北部青铜至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与四川地区同时期或稍早时期的考古文化面貌存在着某些相似性或一致性,越南北部的永福省和富寿省还陆续出土了几件形式与三星堆文化同类器极其相似的玉器(牙璋)。有关古蜀国与位于现越南北部的古文郎国的交流和来往,在中越两国的史籍中均有或多或少的记载和暗喻。因此,了解四川盆地与越南北部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三星堆文化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对中国考古工作者极具吸引力。

作为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的发起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本次发掘是中越两国之间的首次联合考古发掘。它对于研究越南北部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以及其与中国华南、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和交流、了解三星堆文化的辐射范围、去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此次考古证实,在张骞凿空西域、开通北方丝绸之路以前,南方丝绸之路一直是通往东南亚、西亚的唯一通道,该通道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也就是越南的冯原文化时期。

  赴越考古 跨国合作

1992年,高大伦参加一次在香港举行的东亚古玉研讨会时,越南学者表示可和中国学者共同研究并且欢迎中国考古机构到越南调查发掘,高大伦怦然心动。2004年,高大伦参加了中越边境学术考察,第一次在越南博物馆见到与三星堆文物相似的玉牙璋实物,当即与越方商讨合作考古的可能。为壮大野外考古实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一同参与。

2006年,由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成的考古队前往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中方考古队到越南后,越方积极配合,在圈定大范围后,考古队可自己选点。经过前期的选点和勘探,最后考古队选定在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作为发掘地点,先后共布了4个探方。

在越南发掘期间,中国考古队的工作得到了越南国家博物馆的首肯。时任考古队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回忆,洛阳铲在越南考古工地发挥了很大作用,令越南同行大感兴趣,这也是首次在越使用洛阳铲进行考古勘探工作。我们的考古从调查、发掘,到修复、整理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也在越南的考古工地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展示。

高大伦说,在越南前后工作近三个月,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亲手发掘出了与三星堆同时期的,与三星堆文化有一定联系的一批遗物遗迹,收获远超预期。至此,川陕两家考古院在越南的考古发掘为中国考古走出国门开了个好头。此次考古犹如蝴蝶扇动的翅膀,其后,国内机构陆续开启去俄罗斯、肯尼亚、老挝等地的考古工作,中国考古逐步走向世界。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要出去,文化也要出去,甚至在有些地方,文化还应该先行。与别的国家打交道,首先要了解别人的文化,考古是途径之一。”高大伦建议,考古走出去国家应该通盘考虑,上升到国家战略和国家行为方面来,这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担当。他希望高校培养更多的对外考古人才。

  为重构南方丝绸之路提供新线索

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考古涉及的冯原文化在越南可谓知名度极高,大致为铜石并用时代至铁器时代。

冯原文化因1959年冯原遗址的发掘而命名,迄今为止,已调查发现100余处冯原文化时期的遗址,其中70余处经过正式发掘。中国学者对越南文化的研究较晚,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与越南的关系等。

当年中国考古队对义立遗址中的义立寺南部的区域进行发掘,发现各类遗迹78处,其中冯原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77处,并出土大量的石器、玉器、角器及陶器残片。

川陕联合考古队的研究表明,义立遗址遗存的年代在冯原文化的中期偏早阶段,其绝对年代当在距今3500至3700年之间。澜沧江流域、广西的部分遗址与义立遗址有接近的地方。

川陕联合考古队认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对周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越南冯原文化亦受到其深刻影响。冯原文化发现的玉戈、玉璋、T字形玉环、玉璧等与长江上游地区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时期的同类器物,无论是器形、制造工艺、纹饰等均极为相似。

此次考古也论证了从四川至越南的文化通道,较为快捷的是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平原经五尺道至大理。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道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抵达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缅甸八莫,跨入外域。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东线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的红河道,和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牁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

报告认为,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广一些,就会发现在从四川成都至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越南,沿线的遗址中有很多的相似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中尤以刻画纹陶器最有代表性。从四川的凉山州安宁河流域,到云南的新光,再到云南的保山市,最后到广西的感驮岩和越南的冯原文化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在中国的商周时期,从长江上游至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些交流活动增进了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

此次考古发掘为重构“南方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线索。高大伦说,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将能够清晰呈现从三星堆到越南的宏大历史背景,为新时期“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宝贵依据。《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26日 09版)
http://www.jinshasitemuseum.com/meiti/201709/1566.html

2000多件制作精巧的玉器来自哪?揭秘金沙密码  上传时间:2017-09-29 新闻来源:四川日报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在布置得幽暗神秘的展厅,3000多年前古蜀先民制作的各种精美玉器,总能和太阳神鸟一样,令游客久久驻足。色泽温润、造型别致的玉璋、玉戈、玉钺……成为古蜀文明灿烂成就的直接见证。

和神秘的三星堆青铜面具一样,金沙玉器来自哪里?所为何用?为何如此大量被集中埋葬?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对象。2017年9月24日,《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暨“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举行。金沙玉器上镌刻的古蜀文明密码,被学者层层揭开。

      金沙最精美玉璋与中原玉器同宗同源

2001年,金沙遗址的出土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在超过5平方公里的遗址区内,出土金器、石器、铜器、漆木器、象牙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数量巨大,内涵丰富。在300多件玉璋中,其中一件最精美的墨色玉璋,最为吸引眼球。

玉璋,一种呈扁平长方体、夏商时期统治者的威严礼仪用具。在金沙遗址第4展厅,可以清楚看到这件编号为955的玉璋呈现半透明墨色,相比同时展出的其它玉璋,它的质地纯净细腻。凑近看,可见玉璋柄部主干处的扉牙精雕细刻,龙形兽伏卧张口,气势十足。

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教授邓聪看来,这件玉璋格外“鹤立鸡群”。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邓聪一直从事夏商时期的玉器研究。在金沙出土的300多件玉璋中,他认为“955”实在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根据近年对四川出土玉器的研究,可知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夏商玉器,原材料大多来自于汶川一带。跨越数千年,这些玉器变得五颜六色。但“955”在3000多年以后,墨色依旧,“从原料来看,它极可能并非来自四川。”邓聪说,“955”之所以被称为金沙玉器中最精美的玉璋,还在于玉璋柄部装饰的扉牙,被做成了龙头的造型。这种龙头的构筑非常复杂,而金沙遗址出土的300多件玉璋中,只有“955”的扉牙精致而独特。在对金沙数百件玉璋的研究中,邓聪发现很多玉璋的形态可以明显看出相互之间的影响,“如果‘955’这件玉璋是金沙生产的,那在金沙遗址应该还有它的‘兄弟姐妹’。但是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它的形态独一无二。”

这件气质独特的玉璋来自哪里呢?邓聪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答案。以金沙遗址为中心,他发现长江中下游、岭南等地出土的玉璋,和“955”的形态毫无关系。但是目光向北,在河南郑州望京楼遗址出土的玉璋中,却找到相似者。邓聪说,在望京楼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800年~3500年,相当于夏、商王朝时期)的出土玉璋中,明显可以看到与金沙墨色玉璋相似的龙形扉牙,它们在形制、工艺方面十分相似,“鉴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比金沙要早,所以金沙的这件玉璋形制,应该就是受到望京楼玉璋文化的影响,二者一脉相承。”

回到金沙,邓聪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部分玉器中,有的可以清楚看出外来文化在此扎根后,形态呈现出由繁到简的细微变化。但最精致的“955”和它在各地的“亲戚”们,却似乎一直拒绝改变,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可以推测的结论,就是这种造型,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

邓聪说,在望京楼遗址中,并非到处都散布着玉璋,而是只在最中心的宫廷区才有出土。“玉璋本来就是夏商时期宫廷礼仪文化的物质使者,同时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王权的象征。”那么,金沙遗址的这件“955”玉璋,极可能就是古蜀的王族接受了玉璋在礼制或宗教上的象征意义,于是从遥远的北方“进口”,或引进原料和技术,最后在金沙发扬光大,成了“王者”的象征。
http://www.chnmuseum.cn/tabid/18 ... id/111/Default.aspx

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08-05   李政   中国文物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在论述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长期起到积极作用的文化因素时,谈到玉器的社会功能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对玉情有独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传统一大特征,赋予它人格化、社会化种种性质,给予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殊地位,恐怕要追溯到近万年前。在阜新查海、敖汉旗兴隆洼所发现的七八千年前的玉器,已是用经过认真选择的真玉加工而成的。”苏先生进一步指出,“对玉独有所钟这一文化现象,最初可能出现于北部、东部几个文化大区之内,后来随方国间文化的交流、夷夏共同体的逐步形成,传统美德得到共识,体现美德的玉器遂成为中华民族所共同珍视,成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

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在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中国最古老的玉种——岫岩玉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奠基之功逐渐明晰。近日,在“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数十位研究玉器的学者专家用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岫岩玉堪称“中华第一玉”。

                  岫岩闪石玉的确认,为史前文化中玉料来源提供了新线索和依据

岫玉就是低质的蛇纹石玉的这一错误观念,随着北京大学岫岩玉研究课题的深入,首先从宝石学特征的角度就予以纠正。王时麒教授明确指出,岫岩玉包括蛇纹石玉和透闪石玉,前者是人们常说的岫玉,属于玉质硬度相对较低的玉石,而后者也就是所谓的“软玉”,具有与新疆和田玉一样优良的品质。尤其是透闪石河磨玉更是岫岩玉中的上品。岫岩闪石玉的确认,为岫岩玉古代开发利用的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更为探索兴隆洼、查海、红山、新乐、小珠山等史前文化中上百件玉器透闪石玉料的来源提供了新线索。

北京大学赵朝洪教授负责的课题组,对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史前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标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与测量,包括微量元素、同位素的成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闪石玉的颜色、色泽、质地与岫岩闪石玉非常接近。由此得知,岫岩玉开发利用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辽宁小孤山一带的先民已经开发利用了岫岩玉。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掌握了辨识和加工岫岩玉的技术,制作了玦、管、匕形器等多种玉器,铸就了中国玉文化史上早期的辉煌;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古代先民的治玉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制作了形式更加多样,内涵更为丰富的玉器,出现了玉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而对红山玉器的研究更为这一结论增添了依据。郭大顺先生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经对部分典型红山文化玉器作矿物学鉴定得知,红山文化玉器选料63%是岫岩的透闪石软玉。近年对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作全面观察还得知,红山文化玉器中重要玉器的选料,如堪称“中华第一龙”的“C形龙”、玉人、“玉猪龙”等,又以透闪石中的河磨玉为主,这类玉器一般玉质较纯,有以红褐色为主的皮壳,有原岩面的保留。对比各地出土和收集的红山文化玉器,这一认识得到进一步认证。

专家们指出,已有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八千年的中华玉文化历史,所用玉料自始至终是以透闪石玉为主导。而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则用无可争议的事实说明:岫岩透闪石玉是我国开发和利用最早的玉料,从而奠定了岫岩透闪石玉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先导地位。

为了更好地认识岫岩玉的悠久历史及其在中华玉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逐步解决一些认识上仍有的困惑。专家建议,有必要对对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玉矿特别是透闪石玉矿作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对岫岩玉矿所在和紧邻地区的玉器标本作科学鉴定,这是探讨岫岩玉矿早期开发史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必将会对进一步考察岫岩玉与红山玉的关系,以及与东北其他地区和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玉器的关系,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同时进一步加强同俄罗斯西伯利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有关玉器研究方面的交流与探讨。

                     岫岩透闪石玉的传播,使玉成为连绵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一大特征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东北地区是中国玉文化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而在东北除辽西以外的其他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诸多考古学文化中均发现有岫岩玉的踪迹,彰显出岫岩玉在中国玉文化形成和传播中的影响力。

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认为,玉文化的形成有三个条件,玉器的象征性意义的创造、玉器加工技术的开发和软玉矿源的存在。早在兴隆洼文化时,玉器就不再是普通的工具或佩饰,而是被赋予了特定的性质和特殊的社会功能,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有了象征性意义。而我国玉文化形成阶段,又较大的倚重了辽东岫岩软玉为原料。他根据自己的考查,估计中国在新石器时代从北至黑龙江、南抵长江沿海数千公里范围,都有可能使用了岫岩透闪石玉。“最少在距今7000-8000年阶段,内蒙古东南以至东北三省,均已使用岫岩透闪石玉,形成中国北部早期透闪石玉器流通网络的雏形。”

王时麒通过对各地出土玉器的调查与分析,粗略地勾画出一幅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岫岩玉传播图,以今辽宁岫岩为起点,向北、西、南三个方向辐射。向北至今吉林和黑龙江;向西至今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再折向南至今河北、山西、河南和陕北;向南经辽东半岛和渤海的庙岛群岛至今山东地区,再向南传播到江淮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更远的广东地区,涉及了整个中国东部广大地区,形成了一幅壮观的岫岩玉石之路。

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邱立诚的介绍,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考古学上的实证。在广东海丰县田墘出土的两件新石器时代玉琮,其玉质为岫岩透闪石玉,泛淡黄绿色。南岭未见玉矿及史前制作场,而玉器出土于滨海区,玉琮形态与良渚文化同类器相仿。他由此推测,可能是岫岩玉南下。他认为:“岫岩玉自北而南的分布体现了透闪石玉文化在东亚的延伸,对探寻中国古代观念的形成至为重要。”

考古发现在殷墟妇好墓、山西晋侯墓地、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玉器乃至宫廷玉器中,岫岩玉被作为重要玉料之一延续使用,足见岫岩玉在众多玉石角色中处于主角地位,波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由于岫岩玉在史书中的记载较少,自汉代以后,对玉器的鉴赏以和田玉为佳。但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在中华玉文化8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于前4000年间,中国玉文化对岫岩玉开发利用最早。在距今4000-2000年间,岫岩玉与和田玉并驾齐驱,为中华玉文化的纵深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岫岩玉还对东亚玉文化产生影响。殷志强研究员认为岫岩玉对早期东亚的影响体现在玉料、玉器、用玉制度及用玉观念的输出等方面。

                       玉器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仍需探索

以往的学术研究多是将某一大类器物的研究归为文物学的范畴。 近年来,随着大量玉器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加快,对玉文化的研究进入了加速度阶段。一方面,玉文化的研究应以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已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玉器的出土状态、摆放位置所蕴含的信息反映玉器的功能和用途。丧失了这一最初信息的文物更多的具有鉴赏价值。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中也越来越重视对文物出土状态等细节和资料的提取。对玉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正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所说,“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玉器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玉器,就无法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研究中华文化更离不开对中国玉文化的研究。”

对玉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探索也正在学界进行中,从宏观的研究线路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对玉文化的研究线路要向相关学科回归是王仁湘研究员的观点,玉器研究不是考古学家和考古学能够独立完成的事。研究玉质与产地,要回归到矿物学。其他研究要回归到艺术、技术、文化等领域,但考古人对于整合各领域的研究,负有主导职责。张敏则对考古学的传统方法(如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等是否适用于玉器的研究进行思考,呼吁将玉器研究的理论方法提升到学术层面迫在眉睫。栾丰实认为,可以根据玉器研究的具体内容决定研究方法,形制的研究可以用类型学的方法,技术生产过程研究可以借助实验考古学的思路,而对社会层面的研究需要相关领域学者的参与。这三个方面应组成玉文化研究的一个有机体。

对玉器考古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学者们也提出了建议:玉料的矿源研究近些年随有很大进展,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应当尽快建立起产地玉料的数据库,将出土古代玉器的矿源研究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研究史上玉料与玉器输出的路线,了解玉料玉器的贸易过程。以岫岩玉为例,矿源地除了输出原料,有没有早期玉器作坊,有没有玉器输出,这些问题都需进一步探究。玉器的造型及纹饰主题,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学者最后呼吁,玉是贯通中国文化近万年之久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文化象征。研究是为了传承,品玉藏玉,也要正确引导,让玉文化优秀的内涵得以传承是每一位研究玉、爱玉、信玉之人的责任。
信息太多,难以消化。
个人认为饕餮纹最初绝不是李泽厚说的牛,也不是有人说的是老虎(满语“task”—“饕餮”)。我个人认为是一种狒狒类的动物,山魈??在东夷里可能是水神???应该在东夷里地位较高,象征着风调雨顺,象征着权力和勇敢。
也许“饕餮”这个词真的是满语“tak tik”(含义是果断、坚决、强壮、整洁)?可能最初不是贪吃的吃货的意思,而是代表着男性的权力和意志。
如果良渚饕餮纹真的和红山玉猪龙展开图是同一起源,那么也许当时的东夷族群的势力范围可能真的很大,深入到中原腹地??
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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