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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世山《西周时期的殷墟与周边:文化的传承与革新——附论有关殷遗民的若干问题》(2017年第2期《华夏考古》):

4:第三,正如上文分析,在西周早期,殷商故都发生了废弃这样一个巨变,这无疑是周公东征、强迫外迁殷遗民的结果。与此相反,相对于殷墟范围内的这个巨变,殷墟外围在整个西周时期,仍然像晚商时期一样,遗址数量仍然是稳定的,浓厚的商文化传统一直得以延续。由此推断,外围的居民点、人群及其社会结构并没有因为周人灭商而破坏,与殷商故都范围内的人群被迫迁出不同,外围则不存在被大规模迁走的情况。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文献记载的殷遗民,其主体甚至大多数人应该是原来生活在殷商故都的以家族为单元的族群。正由于殷商故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迁出,以至于使这个大型都邑完全废弃。至于殷墟以外其他地区,或许也存在商人被迫迁走的情况,恐怕从规模上来说是很有限的。所以,本文也不认可将殷遗民主体界定为殷墟以外其他地区商人乃至原所有商王朝疆域内人群的观点。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该论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李学勤的观点

6:征夷方问题

还有一个地点可以在这里提一下,在征夷方的甲骨卜辞里,还有一个“淮”地。过去,大家都将其与淮河相联系。我的想法是古文字的这个字可能不是“淮”而是“潍”,也就是现在的潍坊, ...
W7167N 发表于 2018-6-14 09:40
即由安阳——兖州——新泰——青州——潍坊,一直向东进发。
很有道理啊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1:早期被盗的王陵与贵族墓葬

殷墟地区的西周遗存虽还不够丰富,但通过上述分析,还是可窥见其大体面貌。殷墟是如何由繁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步步演变成废墟, 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的呢?

殷墟王陵位于洹河以北的西北冈,发掘于20世纪30年代。王陵虽然可以确认,但所有陵墓无一幸免,全部被盗。究竟何时被盗,发掘者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石璋如先生在讨论后冈大墓第一次被盗时称,“第一次盗掘的年代┅┅距埋葬之后很近,其上尚有标记存在,或者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不然不能挖掘的那样准确┅┅( 这种) 可能性很大”。20世纪80年代,发掘者称,在78HM1的早盗坑中“出土殷代晚期及西周陶片,未发现近代瓷片”;并指出84AWBM260即出土司母戊鼎的墓葬,早期盗掘时间“ 约在商末周初”。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2:早期被盗的王陵与贵族墓葬

详尽讨论殷墟王陵区早期被盗年代与背景的是井中伟(井中伟《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与背景》, 《考古》2010 年2期)。他判定“殷墟西北冈大墓上早盗坑的发生年代约当西周早期”。其原因“ 表面上看来这是对武庚叛乱的惩罚,更深的目的则是要‘以绝殷祀’ ”。

张敏也讨论了王陵早盗坑年代(张敏《殷墟王陵上的晚期遗迹及早期盗掘坑年代辨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 年12期)。与井文不同的是,张文指出早盗坑年代“上限不早于西周早期晚段,而以西周中期的可能最大”。“周公二次东征之后,王陵区先出现了大范围的人类活动。尔后约在西周中期(最早不过早期晚段) ,王陵区的大墓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开挖(或早期盗掘) ,时间与周公东征错位,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周公将士所为了”。“ 究竟何人所为,笔者也不能提出更好的推测,提出来与学界共同探讨。”

虽然在具体年代上判断不一,但均赞成殷墟王陵早期被盗,与周人灭殷有关。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3:早期被盗的王陵与贵族墓葬

事实上,不仅是王陵区被周人所毁,几乎所有带墓道的贵族墓葬也可能在同一时期被大肆盗毁。许多大墓被盗之时,木质椁、棺尚未腐蚀,这一点被发掘者和研究者所注意。2002 年, 安阳工作队在苗圃北地东侧、安钢大道南缘发掘一座双墓道大墓。大墓之上有一个巨型盗坑直达墓室椁盖板。发掘时清楚可见,南部椁盖板被揭开斜放在北部椁盖板之上,盗掘者钻入椁室内,把随葬品洗劫一空。

周人大肆盗掘了王陵,具体时间,应在周公二次东征之时。本人同意井文提出的盗掘时间,但不太认可其所举出的陶器的论据。而张文正确地分析了王陵区盗坑出土陶器的年代,但忽视了大型盗坑形成及回填的复杂性,而错误地得出了王陵区的大墓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开挖(或早期盗掘),其“时间与周公东征错位”的结论。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4:早期被盗的王陵与贵族墓葬

盗掘之举不仅仅是为了墓葬中珍贵的随葬品,更主要的是“以绝殷祀”,是国家灭亡的象征。既然出于泄愤、恫吓、断绝殷祀的目的,盗掘之后,周人便不会组织人力进行回填。发掘者注意到,有些盗坑内有淤积土,是雨水冲刷的结果。这说明盗掘后,盗洞没有立即被回填,而是任由风雨侵蚀;而且有些晚期器物如铁器、瓷片出于盗洞深度9米以下的部位。合理的解释就是个别盗洞到铁器和瓷片坠落到洞底之时,还没有被填满。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5:早期被盗的王陵与贵族墓葬

综合分析,以上充分说明殷墟王陵在早盗坑之前,已进人被毁灭的进程中。殷墟王陵废弃,实际上应经历了两个过程:

周人灭殷之初,设“三监”,让纣子武庚继续“俾守商祀”,以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但这并不表明殷都没有受到损毁。《逸周书·世俘》:“ 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 辛亥,俘殷王鼎。”周王极力宣扬的“ 以承天命” 的背后,肯定伴随着大肆抢夺。考古发掘证实,在山西北赵晋侯墓、三门峡虢国墓地,甚至是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均发现典型殷墟晚期的玉器。有学者认为( 陕西)戴家湾出土铜器中大部分的年代属商末周初。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6:早期被盗的王陵与贵族墓葬

近有学者进一步推测,其中的一部分青铜器当系“ 班赐宗彝,分殷之器物” 的结果(司马迁:《史记· 周本纪》。原句为“ 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也有学者认为“分殷之器物” 应是篇名, 为《尚书》佚篇之《分器》。考古发掘所见西周墓葬出土的殷墟时期玉器、铜器应是不争之事实。)。除了抢夺宝物之外,可能还伴随着焚烧建筑等行为( 见下文) 。在王陵之上挖坑、筑墓、埋夭折的婴儿,破坏性虽然不是很大,但从心理上来说,也是对殷人的打击。

周公二次东征之时,可能动用了军队的力量,彻底毁坏了殷墟王陵及王陵区之外的绝大多数贵族墓。并大批迁移“ 殷顽民”,至此,殷墟开始沦为一般性聚邑。盗挖的王陵并未人为有意回填,而是靠自然之力,可能晚至汉唐之时,所有盗掘坑才全部填满。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7:被焚毁的夯土建筑遗存

周人对殷王陵及贵族大墓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以摧毁殷人最后的心理防线。从殷墟考古发掘材料分析,这不是周人采取的唯一措施。

2003—2004年考古发掘的小屯西地M1之上,“ 第一时期的盗坑中出土大量建筑倒塌的红烧土堆积,有集束芦苇为骨的墙体残块、带夯窝的夯土块、房顶残件和大量的白灰墙皮等”,发掘者推测,“均为商代建筑残件┅┅可能为M1的墓上建筑或晚于M1的建筑倒塌堆积,在盗掘此墓时间,这些倒塌物尚积存于墓口之上,后滑落进盗坑中"。小屯西地M1的年代,据发掘者判断,为殷墟四期偏晚阶段。

在殷墟发现大量建筑形成的红烧土堆积,并非个例:┅┅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建筑基址都是因大火而毁焚的,而这些基址的年代都属于殷墟四期晚段。笔者认为上述建筑遗存均被烧毁于殷墟四期晚段,这应不是巧合。这些火灾应不是自然灾害,极有可能是人为纵火造成的。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8:弃置在水井与窖穴内的青铜礼器

面对汹涌而至的周王大军,殷人,特别是上层统治者及拥护统治的贵族,其恐慌与无措是可想而知的。牧野之战瞬间使商王朝统治土崩瓦解。武王灭商后,虽有文献记载设“三监” 治理殷地。但其后三监之乱与周公二次东征,彻底地毁灭了殷都,使之成为废墟。面对越来越近的周人大军,殷人又是如何行动的呢?近几年来,在殷墟
刘家庄北地的发掘,似乎揭示了殷人仓皇出逃的场景。

刘家庄北地发掘始于2006 年,这里因发掘到殷墟时期重要的道路系统及制陶作坊区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大量的遗迹现象中,有2座铜器窖藏坑和2眼出土青铜器的水井格外引人注目。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9:弃置在水井与窖穴内的青铜礼器

┅┅最后,青铜器多被有意损毁。窖藏坑与水井内出土的青铜器有被故意打碎的迹象。H326分裆斝斝柱埋藏前就残断,并置于提梁卣腹内。J31内, 除铜爵基本完整外,其他均为残片。殷墟时期,多在“ 碎器葬”的墓葬内发现有打碎的青铜器,但一般打碎的器物也都放置在墓葬内。因为铜料来之不易,铸造铜器也并非易事,因而殷墟遗址内很少在墓葬之外见到铜器的残件,损坏的器物可以作为铜料重新回炉,这可能是其中的原因所在。打碎不便带走的器物,是战争中战败一方经常采取的方法。

笔者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殷人在大军逼近之时,迫不得已,把不便携带的青铜器掩藏或打碎弃置于储存粮食的窖穴与水井内。殷人匆忙逃窜的景象犹在眼前! 周王大军进人殷都,烧毁建筑,抢夺财物应是不争事实。H2498青铜器之上匆忙掩盖的草本植物,也很快因整个建筑起火、倒塌而点燃,发掘之时,薄薄一层草木灰覆盖在青铜器之上,清晰可见。再往上就是大块的被烧毁的建筑残块。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10:灭殷后仍在继续生产的铸铜作坊

灭殷之前的周人就已经有了自己的青铜铸造业,但“从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先周时期周人的青铜礼器铸作水平并不高,而且青铜器发现的数量也很少。一旦进人西周,无论质量还是数量突然大幅度提高。这不能不归功能于大量曾经效力商王朝的工匠改献其艺于周王朝”。有学者指出,周王朝统治者通过“对工匠自由的限制及其职业的世袭,使得青铜礼的生产技术具有相当大的封闭性”。确切地说,这种行为正是当初殷王室采用的办法。通过王室直接控制和家族式技术传承与生产,统治者牢牢地控制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外传,从而有效维护建立在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礼制社会的有效运行。

周人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疾灭殷。即使是控制了当时的生产工匠,但新建铸铜作坊,马上投人生产并不能一蹴而就。铜器铸造牵扯到诸多环节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而青铜礼器的需求却迫在眉睫。加上“ 殷顽民” 势力仍很强大,统治基础尚不稳固,还无暇顾及新建铸铜作坊。而充分利分殷墟生产技术、设备与人员是解决燃眉之急最有效的方法。表面上看,周人设三监,利用武庚以守殷祀,当然这是稳固统治之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殷墟手工业作坊进行生产,以解决当务之需也是重要内因。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11:灭殷后仍在继续生产的铸铜作坊

武王灭殷后二年而崩,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从而引起王室内部争斗。管、蔡与武庚叛乱,周公二次东征,进行分封与迁移。“ 分鲁以大路┅┅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 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 分康叔┅┅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学界一般认为,这些所谓的殷民六族或七族,多是手工业者。据此可知,在周公东征之前,这些手工业者仍然在殷墟从事生产活动。而迁往洛邑成周的所谓殷顽民很多也是手工业家族。从洛阳北窑铸铜作坊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所谓的殷遗民其实很多就是从事铸铜生产的工匠或管理者。

经过灭殷之后近十年的经营,周王朝统治渐趋稳固,也需要完全自主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周初的叛乱可以说提供了契机和决心。从殷墟遗址内的西周遗存分布来看,周公的所谓迁顽民和分封殷民还是有选择性的,即其对象主要是殷墟的手工业生产者。
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六)》,2016年科学出版社):

12:关于“殷遗民”问题

周公二次东征以后,迁徙、分封了大批殷遗民,这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在成周和宗周均发现典型殷遗民文化遗存。特别是洛阳成周,有大量的殷遗民墓葬被发现。

有学者指出,“殷遗民” 应有五大部分:“一是朝歌以北今河南北部至河北中部的邶地殷遗民由武庚在霍叔的监视下管理;二是朝歌以南今河南中、南部的鄘、卫地区殷遗民,处于管叔、蔡叔的控制之下;三在今河南商丘地区的微子之宋的殷遗,有当地的原居民,也有从北部王畿区迁来的殷人;四是商人原来在边境地区建立的重镇区, 其中以与东夷接壤的山东地区最为典型;五是东北地区的殷人及箕子朝鲜殷遗。”

“殷遗民” 遗存考古发掘主要集中于洛阳、关中宗周京畿区域以及分封的鲁、齐、卫、燕等地。其中又以洛阳地区的资料最为全面、丰富。这方面的材料很多,不再一一罗列(见宫长为、徐义华:《商代史·卷十一· 殷遗与殷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继续抄徐基的《夏时期岳石文化的铜器试探》,该论文出自王宇信等编《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200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抄徐基的论文前,还得扯几句。从何毓灵、井中伟、牛世山等学者对殷墟的研究看,司马迁下面的这段话当为信史!

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宋镇豪估计商初人口约为400—450万人,至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左右。而商周战争按《逸周书·世俘》所说,被杀被俘者为四亿八万七千余人,即人数为48.7万多人,约为780万的晚商全国总人口数的1/16,“国家倾覆,战争残酷和民人遭殃可以想见。”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上、下册,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殷商王朝每每向各地进行可任人力的人口清查统计,如“登人于庞”(《英藏》151)、“登人于皿”(《契》90)、“在北工登人”(《粹》1217)等。或照登记人口征集兵员,登人之数,据有关甲骨文资料统计,登人3000者有44例,登人5000者有13例,登人万以上者有三例。此外又有登某地射、肇某地射、令射、告射等,大抵为简选武士,言人数300的有27例。可知各地的可任人力数以300和3000为常见,当然这些兵员武士未必尽出单个居民共同体,很可能是地方基层组织的群体小邑聚可出人员数之合。

前举甲骨文“十邑鬲千”,丁壮千人即分别来自十邑之汇集。另据殷墟墓葬发掘资料,1971-1972年后冈发现的49座平民墓,内11座随葬兵器,比率为4.45:1.殷墟西区墓地,在943座墓中有174座出兵器,比率为5.42:1。两数之约为4.94:1,意味着约略每5人中出兵员1人。

甲骨文中登人300和3000为最多,则各地方族落组织或基层地缘组织内包括老弱妇孺的总人口数当分别为1500人和15000人左右,均之衡之,晚商地方组织的平均人口数约为8200人上下,与前举甲骨文“以人八千在驭”的人口资料相合,可见这一推测不谓无据。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上、下册,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甲、金文中地方族落组织或基层地缘组织总数超过700个以上,按8200余人的平均人口规模数计之,这部分的总人口数约略580万人左右。再合上述方国人口180万和下节所估商王邑人口数万至十余万人,则晚商人口总数约略近780万人。较之商初400-450万人的人口总数,大概净增率为73.33%-95%。

《逸周书·世俘》云:“武王克商,遂征四方,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则史料的几个数字值得注意,一是或灭或降国族数为751个,与甲、金文中方国、方伯、诸侯包括地方族落或基层地缘组织名共约872个,比较接近;二是被杀被俘者为四亿八万七千余人,按《尚书·洛诰》:“公其以予亿万年”。传云:“十万为亿”,是人数为48.7万多人,约为上估780万的晚商全国总人口数的1/16,国家倾覆,战争残酷和民人遭殃可以想见。这则史料应该说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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