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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该遗存是来源于鲁、豫、皖交界地带的岳石文化安丘堌堆类型;也有学者认为其与夏王朝有密切的关系,这种遗存在郑州的出现,可能与夏末有缗氏势力的扩张有关;即使认为南关外遗存为商人灭夏前商人遗存的学者,也认为该遗存的不同于二里岗商文化的因素是来自山东的岳石文化。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2000年科学出版社)。

这本书的第三章“中原文化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之第三节“岳石文化安邱类型”,董琦认为“岳石文化的安邱类型,则是东方文化区的岳石文化西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支地方类型”。我们可以看看岳石文化安邱类型的基本文化面貌。
董琦的观点

1:岳石文化安邱类型

岳石文化,主要是指以山东省平度岳石遗址为代表的岳石文化遗存。岳石文化的相对年代,根据山东菏泽安邱堌堆、泗水尹家城、河南鹿邑栾台、夏邑清凉山、三星堌堆等遗址的层位关系,其上限要晚于龙山文化和造律台文化,其下限则早于二里岗上层早商文化,大约相当于二里头夏文化中期至二里岗下层早商文化。

以山东为中心的岳石文化,其分布范围北部已达辽东半岛南端的某些地点,南括苏北地区,西至豫东的东部地区,总体文化面貌是一致的,但也反映出地域性的差异。关于岳石文化类型的划分,已有一些同志作过研究。其中鲁西南地区的岳石文化,邹衡先生已著文详细论述,有的学者命名为鲁西南类型,有的学者命名为安邱类型。

从目前所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鲁西南地区、豫东的东部地区和淮北的北部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面貌较为一致,似为一个类型。如果命名为鲁西南类型,受到地域上的限定,难以反映该类型分布的全貌。如果命名为安邱类型,则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本书参照安邱堌堆、夏邑清凉山、泗水尹家城岳石文化遗存的分期成将安邱类型分为早晚两期。
关于岳石文化的年代下限,最新的研究表明其可能会晚至殷墟一期前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延常研究员以《关于先商时期、早商时期山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为题,介绍了鲁西地区的发现与研究新进展。他介绍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到二里冈下层时期,山东省岳石文化的材料比较丰富,既往被分为六个地区类型。近年来,在德州乐陵县发现的尹家遗址较为特殊,该遗址发现的典型岳石文化材料较少,而以先商文化漳河型的遗存占多数,包括豆、盘等器物在内的遗物,更接近漳河型的同类器物。他认为,这可能是先商文化沿古济水东进的一个新据点。而在鲁西南地区的多处遗址,发现了二里冈上层文化二期的遗存。而城子崖遗址的新发现确认了岳石文化遗存与二里冈上层一期文化共存。这些现象说明,鲁西北与先商、早商关系密切,而鲁东南的岳石文化则一直延续,独立成体系。他认为,新发现证实,岳石文化的年代下限可能会晚至殷墟一期前后。这与传统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改观。
————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2015年年会暨考古视野中的早商文化与先商文化论坛(2015年11月29日)
董琦的观点

2:岳石文化安邱类型:安邱类型早期

以邹衡先生所分的安丘堌堆岳石文化第一组为代表:陶系以灰陶为主(57%),褐陶次之(32%)。纹饰以素面为主(约占76%),绳纹次之(约占11%—12%),方格纹再次之(约占7%),篮纹极少见,仅有一片箍状堆纹篮纹罐片。

陶器中以夹砂深腹罐(约占20%)和素面甗(约占16%)为主要炊具。未见鬲、鼎。其中素面甗,夹砂褐陶,腰较细,腰部有圆形坑窝纹附加堆纹,与尹家城岳石文化早期的A型I式甗(T162⑦:16)相似;盘形豆,盘较深,盘心下凹明显,细柄较高,与尹家城岳石文化早期的A型I式浅盘豆(H751:l)相似;另外,安邱堌堆的半月形双孔石刀,通体磨光,形体小于半圆形,与尹家城岳石文化早期的B型Ⅱ式半月形双孔石刀(H437:17)相似。由上分析,安邱类型早期的相对年代大致与尹家城岳石文化早期相当。
关于董琦楼上提到的箍状堆纹篮纹罐,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2013年辽宁人民出版社)中有提及二里头早期篮纹陶罐,兹作简要介绍。
苏秉琦:

“这里,我要讲一段20世纪70年代初在河南息县下放劳动期间搞“业余考古”的经历。1970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全体干部下放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东岳公社唐陂“五七”干校。这里属淮河流域,古遗址分布密度很大。在唐陂建校盖房期间,我们考古所的邻居民族所住地发现大量陶片,民族所有的同志在北大听过考古课,对考古感兴趣,于是找到了我和夏鼐同志,开始了我们在干校期间的“业余”考古。根据我的记忆,发现陶片的这处遗址的文化层包括相当洛阳殷周之际特征的;早于前者同郑州二里岗等商文化遗址文化内涵近似的;更早于前者的文化堆积挖到距现在地表1.5米,还不到生土,其文化特征同偃师二里头遗址下部堆积相似,出大量“哈密瓜”式的夹砂陶罐,缺乏空足(袋足)类陶器。”
苏秉琦: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处遗址现已暴露出来的最下层内,已经看到有如二里头遗址早期的篮纹“哈密瓜”形腹砂陶罐(图48),推测它的真正最底层可能还有早于二里头下层的阶段。这就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启示,看来探索“二里头文化”的渊源问题,最有希望的途径应该是沿着淮河主要支流,例如汝河(包括南北两支)走向去找。此后我们又发现的几处遗址中,有岳城“姜黄庄”附近汝河故道旁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这处遗址的灰土层中,我们采集到不少陶片,大都是陶胎极薄的细泥杯、碗类器,另有少量夹砂陶片,胎也很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器体较小。这些特征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一是山东的“大汶口一龙山文化”诸遗址;二是湖北中部地区,特别是黄冈螺蛳山的所谓屈家岭文化遗址。淮河流域古文化的渊源、特征及其发展道路诸问题,就我个人来讲,原是异常模糊不清的,正是由于70年代初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才使我感受到它们在中国考古学当中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
二里头遗址早期的篮纹“哈密瓜”形腹砂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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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琦的观点

3:岳石文化安邱类型:安邱类型晚期

以河南鹿邑栾台H71、H168为代表。

本期的陶系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黑皮灰胎陶为主。夹砂红褐陶器表磨光,并留有竹木片刮磨的条痕。陶器烧制火候不匀,常见灰黑色斑块,或内红外黑、外红内灰的现象。泥质黑皮灰陶的胎壁较厚,质较软。陶器皆轮制。器壁普遍饰有凸棱。纹饰中除素面和绳纹为主外,还有少量的篮纹、方格纹、回形纹。

本期的陶器以素面甗、盘形豆、尊形器、蘑菇状钮器盖、双腹盆、素面罐、子口罐等为主,还有少量的矮足小鼎、锥足鼎、饰戳印纹的舌状鼎足、舟形器和先商文化的鬲、橄揽形夹砂罐,及二里头文化的三足盘、附加堆纹瓮、花边罐等。其中大部分器类均可在安邱类型早期找到渊源,唯杯状平底尊形器、舟形器等为早期所不见,而在尹家城岳石文化遗存中常见。

安邱类型晚期的素面甗(栾台采:2),厚胎,袋足较粗肥,裆较宽,腰与裆饰圆形坑窝纹附加堆纹,与尹家城岳石文化晚期的A型Ⅲ式甗(T247⑦:37)相同;杯状平底尊形器(清凉山H32:6),子口微内敛,腹部微鼓,平底,底周缘外凸,腹饰凸棱一周,与尹家城岳石文化晚期的Ⅲ式平底尊(T1⑦:12)相似;盘形豆(栾台H71:4),盘极浅,绕盘心起一周凸棱,粗柄,与尹家城岳石文化晚期的B型浅盘豆(T235⑦:25)相同;双腹碗(栾台H168:1),敞口,斜腹,平底,底周缘外凸,腹饰凸棱一周,与尹家城岳石文化晚期的D型Ⅰ式碗(T229⑦:23)相同。
董琦的观点

4:岳石文化安邱类型

由上分析,安邱类型晚期的相对年代大致与尹家城岳石文化晚期相当。

从调查和发掘的考古材料分析,豫东东部地区岳石文化遗存与西部的二里头文化遗存的交错带大致在杞县一太康一淮阳一线。杞县朱岗遗址出土的夹粗砂素面罐(H10:2、3)、碗形豆(H10:8)、弧腹素面盆(H10:10、9)、鹿台岗遗址出土的尊形器、蘑菇状钮器盖、舟形器,太康槐寺遗址出土的子母口瓮(TH:1)、方城遗址出土的盘形豆(TF:23),淮阳双冢遗址出土的戳印纹舌状鼎足(HS:19)、素面罐(HS:7)、鼎(HS:7)、大口罐(HS:13)等,均具有岳石文化的作风;在同一地区,杞县朱岗遗址出土的圆腹罐(H2:4)、捏口罐(H2:2)、深腹罐(H7:3),太康方城遗址出土的深盘豆(TF:13),淮阳双塚遗址出土的绳纹深腹罐(HS:22)、附加堆纹大口瓮(HS:26)、大口罐(HS:24),平粮台遗址出土的侧装扁足鼎(T24①)、三足盘(T27①:31)等,均具有二里头文化的作风(见图一九)。以上分析表明,中原文化区的二里头文化与东方文化区的岳石文化在豫东有过直接的接触,并相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然,自先商文化中期始,漳河类型的南下,及在豫东中部的出现,对该地区的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地区可以说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三个文化的交汇处。
董琦的观点

5:岳石文化安邱类型

岳石文化安邱类型的主要因素来源于东方文化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岳石文化安邱类型平底起建的房屋,房基用碎红烧土块铺垫的筑法,应源于龙山文化,袞州西吴寺龙山文化遗存房址中就有用碎陶片和灰褐土铺垫居住面的筑法。两者均流行圆形筒状和圆形或椭圆形锅底状窖穴,均有少量长方形窖穴。安邱类型的典型生产工具半月形双孔石刀,在袞州西吴寺龙山文化遗存中就有发现(西吴寺H4327:3)。

安邱类型陶器群的典型器形,如素面甗、素面罐、子母口罐、碗形豆、戳刺纹足鼎、双腹盆、尊形器等,均为东方文化区岳石文化的常见陶器。考虑到东方文化区的岳石文化早期年代要早于安邱类型早期,推测安邱类型是东方文化区岳石文化西向扩展中形成的一支地方类型是较为合理的。
董琦的这本书于2000年10月出版,其写作时间肯定早于此,张天恩曾对董琦的这本书大加赞赏,称其见识不凡,说董琦在2000年前就断定二里头文化的花边罐,唯有客省庄文化可寻出其渊源。
董琦:
“客省庄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与二里头文化南沙村类型的关系上。如南沙村类型的夹砂单耳圆腹罐,侈口、短颈、鼓腹、平底、单耳,腹饰绳纹,器体矮胖,具有客省庄文化晚期单把夹砂罐的遗风,唯口沿外有一周齿状附加堆纹,但是客省庄文化晚期的深腹罐,有的口沿处饰锯齿状花边,两者或许有着承袭关系。客省庄文化的泥质双耳长颈罐和南沙村类型的泥质单耳罐,均为磨光黑陶,薄胎、轮制、侈口、弧壁、平底微内凹,腹下半部饰一周凸弦纹,唯前者双耳后者单耳。另外,二里头文化流行的花边罐,双耳罐、单耳罐等器形作风,唯有客省庄文化可寻出其渊源。”
董琦所说的“二里头文化南沙村类型”,“主要是指陕西华县南沙村遗址为代表的南沙村类型遗存。其分布范围,集中在关中东区的华山周围地区。从1956年春调查发现南沙村遗址起,已经发掘的遗址有蓝天泄湖、商县紫荆、华阴横阵、华县南沙村、元君庙等。”————现在学界也称其为二里头文化东龙山类型。
董琦这本书的第四章“中原文化区虞夏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比较”中有一小分节论及“虞夏时期的人祭遗存”。虽说是一个小分节,但却有近9页之多,现抄录如下:
董琦的观点

1:虞夏时期的人祭

关于虞夏时期的人祭遗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

“奠基”用人:在古代,营建住房是先民们生活中的一种大事,从起建到完成,要举行一系列的祭祀仪式。祭祀仪式的祭品,有日常生活器皿和粮食、牲畜等,最隆重的是人祭。
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古代营建住房,至少有奠基、置础、安门、落成四种典礼仪式,而在这四种典礼仪式中,均有用人祭的事实。前人在论述龙山文化时期建筑遗迹中发现的人祭遗存时,往往归之为“奠基”用人,看来过于笼统。
营建住房过程中的诸项仪式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奠基仪式,考古于这方面的人祭遗存发现的也较多。

先民们在动土建筑时,首先要举行宗教仪式祭祀地神,祈求地神的保护,这是奠基仪式最重要的意义(宋镇豪先生则认为,“史前时期住房的奠基主要包括了正其位、奠其居两种仪式”。见《中国上古时代的建筑营造仪式》,《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地神,在古希腊传说中称为“地母”(Gais)。中国古代,地神称为“后土”。据考证,“后土”为女性(丁山:《中国宗教与神话考》),与“地母”的说法相合。《礼记·郊特性》云:“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社”,指的就是地神。
董琦的观点

2:虞夏时期的人祭

“奠基”用人:奠基用人,可分为人头祭、成人祭、小孩祭三种。
人头祭,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在第一号房子的居住面下,发现一件盖着透空器盖的陶罐,可能是房屋奠基时举行某种祭祀而遗留下来的”。在房址“南壁下白灰层中,发现一个人头骨,旁边还有一个破碎的粗陶罐”。半坡遗址第1号长方形大房子,作为部落集会议事或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场所,地位重要,在建造时可能举行了以人头奠基的祭祀仪式。
龙山文化时期,陕西岐山双庵遗址的ⅠF4,“在房内东壁有一人头骨”,应是建房奠基时的祭品。

成人祭,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即其例。该遗址F20“室内东北角的地基内发现三具相压的人骨架,无墓圹,是在筑地基时埋入的。┅┅三具人骨架自额骨以上皆被去掉,东西两具下颌上翻,可能均非正常死亡,┅┅经鉴定皆为男性,年龄25—35岁。无随葬品”。成人祭杀头的习俗,在商代大量存在。殷墟的丙组宫殿基址建筑用成人祭,均杀头,被砍的地方,有的在鼻部,有的在眉际,有的留有下颚,有的脊椎骨上还带有鄂骨和颈骨。
董琦的观点

3:虞夏时期的人祭

小孩祭,以龙山文化时期后冈二期文化最盛行。如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的儿童墓葬,大都是在建房过程中埋入的。如F25东墙基中埋一幼童(M18);F19建房时先垫房基土,接着埋两个幼童(M16、20),然后在其上筑墙,在筑墙过程中又埋入一幼童(M19);F23房基垫土下埋有四个幼童(M6、7、8、9),然后再筑墙。殷代宫殿营建时的奠基仪式,亦习用小孩祭。如小屯北地中间乙组21座宫殿基址,有7座举行奠基仪式,挖了13个基坑,用狗15,用儿童4人。一般是在基坑挖成后,未打夯之前,在基坑底下再挖一个小坑,内埋1狗或1个小孩。

龙山文化时期的房屋建筑仪式中,除了大量的奠基用人牲外,也发现了置础用人牲。如安阳后冈遗址F9下层居住面时期的室外撑檐柱(柱12),带泥圈的柱洞下压着一幼童(M11)。另外,河南汤阴白营遗址F36室内柱洞(柱洞2)中也发现有蚌壳和小孩罐葬(M4)。上述2幼童应是作为置础用人牲而埋人柱洞内的。
董琦的观点

4:虞夏时期的人祭

二里头文化时期,建筑用人祭的习俗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典礼仪式。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台基上面的“M55的墓穴十分狭窄,宽仅32厘米,死者两手贴紧胯骨,左右上肢骨脱位,好像被捆绑着的样子”。此墓应是奠基用人牲。在殿堂南面西起第二檐柱外面的M60,填土经过夯打,葬式是仰身直肢,足高头低,似与置础仪式有关。在宫殿大门之内,殿堂之前的庭院之中,发现“H80口部有三座墓葬,一座是躬身屈肢葬,两座是俯身葬。H108内有具俯身葬的人骨架和一具兽骨”。这些祭祀坑可能为宫殿的落成典礼仪式所用。

综上所述,营建房屋时用人祭的习俗起源于原始社会,龙山文化时期已在奠基和置础时用人祭,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典礼仪式。前者的人祭规模远不如后者。前者一般在小型居址建筑时用人祭,后者则在大型宫殿基址建筑时用人祭。两者使用人祭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者仅仅是原始宗教习俗的体现,后者则是政治权力的体现,人祭也就被蒙上了阶级社会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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