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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谢步的思维真奇特

“唐宋汉代人骨与现代华北人比,也没有西北羌人近。可见,这是一个持续数千年的间歇式混合过程。”这明显是因为自身的演变,唐宋以后哪来的羌人来给你输血?唐宋以后历史记载、方志、家谱、方言变化已经很明确了,没有大规模的变化了。
O3a3c* (M134+, M117-)
山不走到我这里来,我就到它那里去。
把东周时期第二种遗存的主要部分论证复印到这里,包括人种体质,让大家看看这个叫永什么的人,是如何以偏概全,如何胡搅蛮缠,是如何把戎、狄、匈奴往他自己身上拉。
第二种遗存是指东周时期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及宁夏固原等地的类似发现。这一种遗存也是以墓葬为代表,但是各地遗存之间的共性更加明显。墓中均有殉牲,随葬品均分为车马器、工具兵器、服饰品和陶器四大类。前三类除个别为骨器外,多为青铜器以及少量铁器。

a:宁夏固原地区
这一类遗存分布在固原县、隆德县和西吉县境内,以彭堡乡于家庄和杨郎乡马庄墓地以及《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为代表。这三处发现按其组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组合见于单北槐湾、孟源和撒门M2。车马器有镂空大圆牌和弧形马面饰;工具兵器中有空首斧和大环首、柄部有纹饰的刀;装饰品中只有表面有纹饰的泡饰。第二种组合见于于家庄大部分墓和撒门M3和M1.车马器中圆牌为直背带柄或銎孔的,马面饰为凸泡状,还有车辕饰、动物形竿头饰;工具兵器中出现了双鸟回首剑、不规则孔刀和鹤嘴斧;装饰品中出现了装饰腰部的“S”形牌饰。第三种组合以马庄的大部分墓葬为代表,还有陈阳川和白杨林墓葬。车马器中的马面饰为凸管状,并流行鹰首和羊首竿头饰和大卷角羊首辕饰;工具兵器中剑首简化,铁器的成分更多;服饰品中“S”形牌饰简化,出现了长方形带扣和动物牌饰。
b:宁夏银南地区
在银川南部有两批资料发表。一批是1983年在中宁县倪丁村发现的两座墓。第二批是1987年在中卫县西台乡狼窝子坑发现的大约11座墓。按照随葬品的种类与形态,这些墓可以分为三种组合:第一种组合是倪丁村墓葬和狼窝子坑M3。车马器有双环首马衔、弧形马面饰;工具兵器有有銎战斧、有銎戈和空首斧,但是倪丁村M1出现了一把双鸟回首剑,鸟首写实,剑格与剑身之间有凹槽;服饰品只发现了扣舌在环下缘呈钩状外突的带扣。根据弧形马面饰和空首斧,这类组合相当于固原的第一类组合,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第一种组合中出现了双鸟回首剑。第二种组合是以狼窝子坑M5为代表,这座墓实际是几座墓的混合物,有双鸟回首剑,其中最晚的器物是鹤嘴斧,应属于固原的第二种组合。第三种组合有狼窝子坑M1,车马器有鹰首竿头饰,凸管状马面饰,服饰品有近“凸”字形长方牌饰,与固原第三类相同。

固原地区与银南地区车马器均占有重要的位置,流行三叉式护手剑。第一类组合的有銎战斧和戈以及空首斧反映了与商末周初北方青铜器的联系。第二类组合是短剑与鹤嘴斧最发达的时期,还有大量装饰腰部的牌饰,应当是武士阶层最辉煌的时期。第三类组合动物纹非常发达,反映在车马器的端头装饰和人佩戴的腰牌饰上,具有更加浓郁的草原文化的风格。
c:内蒙古西部
这一地区是整个第二类遗存最为发达的地区。根据各地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种类,西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组合。

第一类组合:宝亥社青铜器群、包头西园春秋墓地、水涧沟门铜器群和明安木独村墓。车马器中只有马衔,两端为双环首式,与倪丁村的相同;兵器工具有有銎戈和刀,有銎戈与银南狼窝子坑M3的相近,刀的柄端多是大圆环孔,刀柄和刀身之间的分界明显。有的刀柄上有纹饰,与固原第一种组合相似。西园的铜匙与延庆西拨子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同类器物相近;服饰品类中有带扣、连珠饰和表面有放射线纹或二、三周方点或圆点纹的铜泡。

第二类组合有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地和伊金霍洛旗公苏壕墓葬、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墓M3和乌拉特中后旗呼鲁斯太墓葬。车马器中马面饰的形状由桃红巴拉和公苏壕的弧形马面饰变成呼鲁斯太的凸泡状马面饰,同时出现了辕饰;兵器工具类中出现了双鸟回首剑,鹤嘴斧取代了有銎戈。刀均为柄、身分界不明显的不规则小孔刀;服饰品中新出现了大量的写实的双鸟纹“S”形牌饰和简化成“云”纹的“S”形牌饰,并保留有连珠牌饰。从这些器物可以看出,这时流行用牌饰固定成腰带饰并在上面挂置器物的做法。这种装束更有利于戎马生活。其中挂置的器物有新出现的长方形和圆形鼓腹铜管。带扣的扣舌移至环的中上部,呈近90度向外突起,第二类组合的特征是进入了短剑和牌饰阶段,与固原和银南第二种组合大体同时期。

第三类组合的特点是有发达的动物装饰,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以立体动物装饰为代表,有准格尔旗玉隆太、速机沟、瓦尔吐沟和陕西神木的纳林高兔铜器群等。立体动物主要有雌雄相对的鹿、大卷角羊和狻猊造型的辕饰。这里的长喙鹤头形饰与与甘宁地区的鹰头饰分别是两地的代表性器物。墓中的兵器工具类和“S”形牌饰都比较少见,玉隆太的鹤嘴斧为铁制,整体变得更加瘦长,两端略微内折。纳林高兔的金虎和银虎的表现手法是立体与平面的结合,头部为立体,身体为浮雕。第二类,浮雕动物装饰,有西沟畔战国墓M2、阿鲁柴登、蹍坊渠和石灰沟。浮雕装饰华丽并以金银质地为主,反映了这时期社会财富聚敛的程度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等级制的发达以及上层贵族的奢靡之风。阿鲁柴登的金冠顶可能是王冠。墓葬中流行各种耳坠饰。这种重视耳坠与珠子等装饰品的做法最后可能发展为更晚的西沟畔汉代匈奴墓中见到头饰。这里的第三类组合与固原和银南的第三种组合相同。由于立体动物为代表的组合仍然有一定数量的工具兵器,与第二种组合更为接近,所以年代早于浮雕装饰的组合。
d:内蒙古东部
这一地区正式发表的资料有凉城的毛庆沟墓地、饮牛沟墓地、崞县窑子墓、乌兰察布盟兴和县沟里头墓以及和林格尔范家窑子铜器群。这些墓葬随葬品的共同特点是有短剑和腰牌饰,应当与上文的第二种组合大体同时。

毛庆沟墓地共发现79座东周时期的墓葬,分为两个阶段,早段以M58、M59、M63为代表;晚段以M11、M38为代表,以及饮牛沟M1。

早段:车马器很少,整个墓地只有M59出土了4件节约和1件中原式的单环首马衔;工具兵器中亦短剑为主,剑首呈写实的双鸟回首状,剑格为蝶翅或动物头,不见刀和鹤嘴斧,有中原的铜戈和有铤三棱镞;服饰品中有大量的双鸟牌饰和锯齿状三连珠饰,扣舌移至环的上部、向外凸起的带扣及小铜管。

晚段:兵器仍有剑,但地位不如以前的凸出,形制和质地都发生了变化。剑首为单环或“一”字形,剑格也呈“一”字形,与剑身垂直交叉,整体构成一个“干”字。短剑一般为铁制品。兵器中新出现了鹤嘴斧,也均为铁制品。

青铜短剑的早晚阶段特征明显,质地上从青铜变为铁器。形制上由繁到简。鹤嘴斧到晚段才出现。并为铁制。晚段另一个变化是具有北方文化特点的牌饰、带扣和铜管呈逐渐减少之势,只保留了变形的带扣和少量铁制双鸟纹牌饰,同时以带钩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因素在增加。

毛庆沟和饮牛沟均位于蛮汗山南麓,在它北麓的崞县窑子发现了另一处墓地,年代大体与毛庆沟早段相当,但是文化面貌有很大区别。这里不见毛庆沟数量众多的短剑,骨器数量多(镞和弓弭),服饰品中带扣、牌饰和腰铃很少,而且不见中原文化的带钩,人种属北亚类型。而毛庆沟墓地则属北亚、东亚混合型,但以东亚类型为主。毛庆沟墓地和崞县窑子墓地的这些差别说明在同一地区的第二种遗存本身还有差别,还可以分为不同的族群,他们之间在人种、经济类型、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与外界的交往等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别。
e:非典型遗存
在第二种遗存中,也有一些不具备双鸟回首剑、鹤嘴斧和腰牌饰等典型器物的遗存。这类遗存数量不多,沙井文化遗存是其中一个。以甘肃省永昌市的蛤蟆墩、西岗和柴湾岗为代表。墓葬形制为竖穴墓或洞室墓,有少量动物头、蹄的殉牲。陶器流行陶杯、带耳器和少量陶鬲。金属器以装饰品为主,腰牌饰有锯齿状三连珠饰、双排三连珠饰和简化的“S”形牌饰。另一种装饰是由小铜管、铜铃、双排三连珠饰构成的鞭铃,系在腰部,垂挂在腿侧。骨器有弓弥。工具中有铜和铁刀,兵器中有一把完整的短剑,与银南的三叉护首剑相似。

沙井文化从刀等器物的形状看,可以进一步分期。年代根据碳十四结果可定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从殉牲到随葬品看,这些特点都属于第二种遗存。但是由于沙井文化分布在河西走廊东端北部的永昌盆地,就像伸向内蒙古沙漠的一个触角被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包围着。所以这里是相对封闭的地区,一方面受欧亚草原的影响比较小,缺乏双鸟回首剑与鹤嘴斧等典型器物;另一方面保留了很浓重的本地传统,主要体现在陶器上,如带耳罐和袋足鬲。
第二种遗存的分期、年代与分布

在划分的三个组合中,第一种组合具有商末周初的北方青铜器特点,第三种组合中的牌饰与匈奴的非常相似,因此这三种组合实际上反映了第二种遗存的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

早期有双环首马衔、素面或有纹饰的大环首刀、有銎戈和空首斧、铜泡和扣舌突出于环外缘的带扣。除了最西边的银南地区外,这一阶段不见短剑和鹤嘴斧。宝亥社出土的铜椭方口釜与原平和浑源等地的同类器相同,年代为春秋晚期,可能从春秋中期开始。

中期流行双鸟回首剑及其变体、鹤嘴斧、不规则形孔刀以及各种装饰或悬挂在腰部的器物,如“S”形牌饰、铜管和带扣。固原地区、银南的车马器发达,内蒙古西部地区也有少量车马器,内蒙古东部地区基本没有车马器。这一阶段中的许多遗存的发掘者都把其年代鼎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从这一阶段中出土的铜戈看,并不矛盾。本文采用这种看法。

晚期以立体动物装饰和浮雕动物装饰为代表,内蒙古西部的浮雕动物牌饰的表现手法代表了这一时期艺术的高峰,种类多,制作精致,并多由贵金属制成。其中的一些式样为汉代匈奴的前身,年代应该与之衔接,大体在战国后期。上限为战国中期,下限为战国末期到秦代。第二种遗存分布在第一种遗存的北边,从固原北上到银川附近,然后向东延伸到内蒙古的河套南北直到凉城岱海地区。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在东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实际存在南北两重文化遗存。北边的第二种遗存的起始时间与结束时间都比第一种遗存晚。
与第二种遗存有关的文献

《史记》是距离这种遗存年代最近、记录最为系统和可靠的历史文献。关于战国北方民族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匈奴列传》里,还有与固原、银南相邻的秦国和与内蒙古接近的赵国的记载。关于北方民族的文献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是从春秋中期开始。晋文公“攘戎翟,┅┅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晋文公和秦穆公的攘翟伐戎,都是与我们所说的第一种遗存相关。在攘翟伐戎之后,秦晋所面临的北方族群应当是在第一种遗存的更北边,其中的某些族群有可能是本文所说的第二种遗存,文献中对他们没有明确的记载。

第二阶段是战国初年,文献中最主要的记载是赵国灭狄人建立的代国。“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战国策》中对赵国灭代之事也有记载,“襄王兼戎并代以攘诸胡”,当时人是把戎、代和胡并列,说明三者各自是独立的。三家分晋后,“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边界”。这说明从战国初年开始,秦晋由于不断的北扩,已经面对更北的族群。这里的“胡貉”在代国的北边,“与戎边界”的“戎”是应当泛指非华夏的北方诸族。

第三阶段是战国中期以后,秦昭王“杀义渠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这时期的文献反复出现“胡”的名称。在战国中后期征服了义渠和林胡与楼烦之后,秦晋开始面对更北边的胡。固原地区的第二种遗存数量众多,分布在固原地区的固原县、西吉县、彭阳县和隆德县的广大地区。战国秦长城从这一地区蜿蜒而过。这里的遗存有学者研究认为是乌氏之戎,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固原遗存都属于乌氏之戎。通过本文的分期可知,属于晚期晚段以浮雕动物装饰为代表的遗存除白杨林发现的零星墓葬在长城以内,其余均在长城以外,而且多是成片的墓地,如西吉县新营乡的陈阳川村和固原县的杨郎乡马庄村。这些遗存是在秦昭王灭义渠等西戎并建立了秦长城之后的遗存。秦国筑长城正是为了防御他们的侵袭,所以战国晚期秦长城以外的大片墓地应属于胡人遗存。
与第二种遗存有关的文献

以上三个阶段的文献揭示了秦国和赵国不断北扩,而最终面临胡的过程,以赵国为例,在春秋战国之际灭了赵国东北部的代国,然后又面对赵国西北部的林胡和楼烦。在战国后期又“北破林胡和楼烦”,筑长城以抗拒更北的胡。秦国和赵国是战国七雄中的两个,一方面它们要和其他五国竞争,另一方面还必须向北拓展以增加国力。

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冠带七国中的秦、赵、燕在面对北边的胡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筑长城的办法来拒胡。在这之前,它们征伐其北邻时没有使用过这种筑墙的办法,是什么使得它们改变了战争的对策?一定是胡的作战方式与以往北方诸族有所不同。这可能就是中国北方第一种遗存与第二种遗存主要的区别。文献告诉我们胡的作战方式是骑射,并穿着适应这一作战方式的胡服。这种装束和兵器在第二种遗存的墓葬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服饰品中有大量的带扣和腰牌饰,短剑、刀子和铜管等都挂在腰部。有一定数量的铜镞和骨镞,弓箭遗存主要是骨制弓弭。马也是骑射的重要证据。第二种遗存有殉马习俗,殉马最多的是最北边的呼鲁斯太M2葬了27个马头。第二种遗存中大多数应当属于胡,尤其是那些位于战国长城以外的遗存。正如柯斯莫(Dr Cosmo)指出的那样,中原诸国是用“墙”来抵挡胡的“马”。秦汉帝国仍然用长城来抵御匈奴,说明胡与匈奴的作战方式是相同的。

与第一种遗存相关的文献相比,与第二种遗存相关的文献数量较少,说明中原人对它们的了解远不如第一种遗存的居民。而且第二种遗存中的中原文化器物主要是铜戈,基本不见中原的青铜容器,说明两者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战争的形式进行的。
本帖最后由 city 于 2018-5-15 08:57 编辑

难说矣,唐有很强烈的西北背景(关陇集团),安史之乱就是因为唐明皇重用西北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后来平定安史之乱也是靠西北突厥,而李世民自称天可汗,这也是受突厥人公认的

永谢布启发了我,同一个地点人还是那群人,只是改了名称,改了族称。羌人其实还在
第二种遗存中文化因素的传播

在第二种遗存中,最有特点的器物应当是双鸟回首剑、鹤嘴斧、不规则孔刀子、腰牌饰、小铜管和动物形竿头饰、浮雕动物牌饰。它们不见于第一种遗存中,但是见于更北的欧亚草原。在第二种遗存中,同类器物在各地出现的年代不尽相同,如果把这些器物的年代和分布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它们呈现一种动态的分布。双鸟回首剑、鹤嘴斧、不规则孔刀子以及小铜管呈现出自西向东的分布态势:在早期只有最西边的银南地区有双鸟回首剑、不规则孔刀子以及小铜管和接近鹤嘴斧的有銎戈;在中期的固原和内蒙古出现了双鸟回首剑、鹤嘴斧、不规则小孔刀和小铜管,鹤嘴斧传到内蒙古东部已经接近中期的尾声,质地为铁制。虎噬动物牌饰和陶器呈现出自东向西的分布过程:内蒙古东部在中期早段出现了有上下边框雏形的单体虎牌饰和虎噬动物牌饰,被吞噬的动物为食草动物,开始时被吞噬的动物形体很小,突出了虎的位置;到晚期晚段这种牌饰遍及内蒙古和固原地区,被吞噬动物形体增大。早期西部的银南发现了大口单耳陶器。中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陶器以小口鼓腹罐为特征,内蒙古西部和宁夏地区仍然以大口曲腹罐为代表。从中期晚段,小口鼓腹罐向西发展;中期晚段出现在内蒙古西部,晚期在宁夏取代了大口曲腹罐。

这些器物在时空分布的差异,揭示了第二种遗存中的两次文化传播:早期到中期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剑、斧、刀从西向东传播;从中期到晚期是具有文化认同功能的动物牌饰和陶器从东向西传播。这种传播的态势很可能反映了欧亚草原各地文化的兴衰。在公元前8世纪,欧亚草原逐渐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畜牧业向全面的游牧化发展,草原出现了强大的军事联盟,最重要的是黑海沿岸的斯基泰部落,它们的强大和军事联盟的出现使得草原文化出现了高度的趋同现象。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文化,到伏尔加至乌拉尔地区的萨尔马特文化、哈萨克斯坦的萨卡文化、米努辛斯克的塔加尔文化以及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都呈现出以车马器、工具兵器和动物风格三位一体的主要文化面貌。中国北方的第二种遗存从中期开始,也呈现出相同的文化面貌。所以实用性器物从西向东的传播更大的文化环境就是斯基泰文化的向东传播。从战国中期开始的动物牌饰和陶器的向西传播是以匈奴的兴起为文化背景的。这一东一西的两次传播,使得中国北方各地的第二种遗存先后从实用器到文化认同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为匈奴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两种遗存的关系:两种遗存的区别

a:时空分布

第一种遗存最早出现在西周中晚期的关中地区,春秋中期到达陕北,春秋中晚期向东迁到滹沱河流域和桑干河流域,并继续东进,在太行山以东建立了中山国。第二种遗存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末期分布在固原、银南和内蒙古地区。这两种遗存均呈现西南至东北横亘于中国北方地带,第一种遗存在南边,第二种遗存在北边。在战国后期的第二种遗存附近,出现了秦、赵和燕国修建的长城,走向与第二种遗存的分布大体相同。

如果在陕北地区打一条南北向的横断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两种遗存在时空上的变化。陕北既与周文化的关中地区接近,又与鄂尔多斯草原相连,是从草原到中原的交通要道。这里的北方文化面貌非常复杂。在陕北从北到南有两种北方文化遗存。最北的是战国晚期的神木县纳林高兔出土的青铜器群,属于第二种遗存的内蒙古西部青铜器。立体神鹿夸张的长角显示了浓郁的草原风格。向南有春秋中期到战国的清涧县李家崖墓地,属于第一种遗存。在清涧周围还有中原文化,如春秋早期的米脂县张坪墓葬,文化性质为晋文化。《史记·秦本纪》中秦穆公面对晋的求助,提出“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的条件,张坪墓葬可能就是在黄河以西少量晋国的遗存。随葬陶器为鬲、盆、豆、罐组合。M2与其他墓不同,这个墓随葬北方文化的带扣和砾石,以及金属饰品铜环。而且这个墓随葬较多兵器,有铜戈和铜镞,可能在中原文化中参加征战的人更多的接受北方文化影响。秦昭王时期,在这一地区修建了秦长城。陕北地区由南向北分布在清涧和神木的两种北方文化,它们并不完全同时,由南向北逐渐发展,反映了北方文化随着中原文化的北扩而逐渐北退,分布越靠南,中原文化因素越多;分布越北愈加具有草原风格。
两种遗存的关系:两种遗存的区别

b:物质文化

第一种遗存与第二种遗存在物质文化面貌上有很大的差异。在车马器中,第一种遗存是驾驭马的马衔和马镳,第二种遗存是装饰和保护马面的马面饰和装饰车的车辕饰、动物竿头饰等。从数量看,第二种遗存中马和车的使用更为普遍。在工具兵器方面,第一种遗存主要是花格剑、空首斧和削刀,以工具为主。第二种遗存有双鸟回首剑、鹤嘴斧和不规则孔刀,兵器占有主要的地位。装饰品中第一种遗存有装饰头部至胸部的耳环、项链、单体动物牌饰和泡饰。第二种遗存也有耳环和泡饰,但是数量最多的是装饰腰部的牌饰和带扣,与骑马征战的胡服有关。总之,第二种遗存所反映出来的特点清楚地表现了当时的胡服骑射生活,而第一种遗存则没有那么强烈的战争气息。

第一种遗存是用较多的中原青铜器和融合型铜器表明身份和地位。第二种遗存是用丰富的工具兵器和车马器以及大量的殉牲来表示地位,晚期以金银贵金属制作的动物牌饰和头饰、耳环等表示身份。这说明在意识形态方面,第一种遗存的居民在努力效仿中原文化,第二种遗存的使用者与草原游牧人的方式相同。

c:经济类型

对于这两类遗存经济类型方面的了解主要来自墓葬的殉牲情况。第一种遗存的墓葬一般没有用家畜殉牲的习俗,唯独冀北地区有殉牲,原平有少量零星的马骨发现。冀北地区的殉牲种类以狗和牛为主,殉牲墓占墓葬总数的二分之一,殉马的墓葬一般是比较富有的墓,是等级的象征。冀北地区是第一种遗存分布最北的地区,这里的自然环境使得这一地区在商周之际就有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在镇江营子的墓葬中就发现了殉牲现象,所以冀北的殉牲习俗不是第二种遗存影响的结果。第一种遗存畜牧经济不发达,游动性也比较差,应是农牧混合经济。

第二种遗存中的内蒙古东部地区以羊为主,晚期牛增多,殉牲墓为二分之一。内蒙古西部和银南以马为主,羊次之,所有墓都有殉牲。固原地区以羊为主,牛次之,殉牲墓达90%-100%。第二种遗存以马和羊为主。马的游动性很强,羊具有迅速再繁殖的能力和强韧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内蒙古西部和固原这些水源稀少的地方,应属于游牧经济,偏北的内蒙古西部和银南地区的游牧业和游动性比偏南的固原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更强。
两种遗存的关系:两种遗存的区别

d:人种

在第一种遗存中鉴定人种的只有冀北地区的白庙墓地和玉皇庙墓地。白庙墓地按其体质特征被分为白庙Ⅰ组和白庙Ⅱ组,Ⅰ组属于古华北类型,Ⅱ组属于古东北类型。玉皇庙墓地也是潘其风先生鉴定的,但发掘报告尚未发表。从一篇关于北京魏晋壁画墓的人骨研究中,我们间接得到了玉皇庙墓地的人骨鉴定资料。它的统计数据与白庙墓地Ⅰ组的人骨最为接近,都可以归为古华北类型。根据考古与文献的结合可以推测,第一种遗存的居民由于中原诸国的北拓与征伐,在战国前期基本融入了古中原人中。

第二种遗存的人骨鉴定结果有古华北类型、古中原类型和北亚类型。固原地区于家庄墓地的人骨为带有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接近的体质因素。非典型遗存的沙井文化的鉴定结果也是北亚人种。沙井文化鉴定结果将北亚人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年代提早到春秋时期(报告认为沙井早期的年代可以到西周早期,但是根据器物的形制似乎没有那么早),并从沙井文化中缺少欧亚草原的因素看出,北亚人的南下不一定都带来了欧亚草原的文化。南下较早的北亚人更多的是接受当地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一个地点的草原因素的多少更多的是取决于当地的社会发展程度。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具有北亚人种特征的崞县窑子和于家庄墓地都很少见到草原文化的双鸟回首剑和鹤嘴斧等器物。

其余的鉴定结果均出自内蒙古地区,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东周时期的内蒙古地区人群交往的复杂性与融合的过程:

包头西园墓地(春秋晚期):北亚类型。
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地(春秋晚期-战国初期):北亚类型。
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春秋晚期-战国初期):北亚类型。
清水河阳畔墓地(春秋晚期):北亚类型。
凉城县崞县窑子墓地(春秋晚期-战国初期):北亚类型、古华北类型。
凉城县毛庆沟墓地(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古华北类型、古中原类型。
凉城县饮牛沟墓地(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古华北类型、古中原类型。
凉城县板城墓地(春秋晚期-战国初期):北亚类型、古中原类型。
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战国初期):北亚类型、古中原类型、
和林格尔将军沟墓地(战国中晚期):古中原类型。
两种遗存的关系:两种遗存的区别

d:人种

根据目前的发现看,北亚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构成了五种组合。它们的分布以呼和浩特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第一种组合分布在呼和浩特以西,其余组合分布在呼和浩特以东的内蒙古。第一种组合是单纯的北亚类型,主要分布在甘肃、宁夏和内蒙古西部;第二种组合是北亚类型和古华北类型(崞县窑子墓地);第三种组合是古华北类型与古中原类型(毛庆沟、饮牛沟);第四种组合是北亚类型与古中原类型(板城、小双古城墓地);最后一种组合是单纯的古中原类型(将军沟墓地),年代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

从这些组合与它们的时空分布可以看出一些有意义的现象:①一种新的古代人种类型——与现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颅骨形态特征相似的一种古代群体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这一类型人群在中国境外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的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它最初出现在最西侧的甘肃走廊的东北角,从春秋中期以后开始广泛分布于宁夏和内蒙古西部,这也正是第二种遗存开始的年代。②古中原类型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东部,年代越晚数量越多。战国时期北上的中原人(板城、小双古城和毛庆沟早期)融入北方人群中,采取北方文化的埋葬方式。在战国中期前后(毛庆沟晚期、饮牛沟)和战国晚期(将军沟)的古中原类型出自南北向、没有殉牲的中原文化墓葬,中原人已经按着自己的传统习俗安葬死者。③这时期没有发现单独的古华北类型的墓葬。古华北类型的人种从内蒙古新石器时代的庙子沟遗址开始,一直是当地的土著,东周时期不见或少见单纯的土著居民的墓葬正说明这一时期当地居民已经与外来的居民融合。
人种

通过对第二种遗存的人骨分析可以了解到,这种遗存的居民以当地的古华北类型为主,同时出现了南下的北亚人种和北上的中原居民。中原人的北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见两周之际的准格尔旗西麻清墓地人骨),只不过这时期有增强的趋势。北亚人的南下则由于这些新发掘的资料将其提前到春秋时期,以前我们的了解是汉代以后北亚人种才普遍存在于这一地区。汉代以后的墓葬材料一方面是北亚人种的增多,如内蒙古的鲜卑、契丹和元代的墓葬;另一方面是古中原类型的增多,应是汉代屯田戍边的汉人。基本不见先秦时代以来北方的土著居民——古华北类型。他们应当是随着南下的北亚人和北上的中原人的增多,逐渐在人种上与之融合、在文化上与之同化了。

先秦以来的三分式格局(中原——北方土著——欧亚草原)变成了二分式格局(中原——草原),长城成为二分世界的界线。在先秦时代的三分式格局中,北方土著起到了中原与草原的缓冲带的作用。这个重大的转变就是在东周时代的第二种遗存中开始的:从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北亚人,到战国时期很少见到单纯的当地土著——古华北类型,最后是汉代以后这一地区基本不见古华北类型。虽然考古发现带有偶然性,但它可以反映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末期大约550年的时间里人种融合的速度与强度,它必定伴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动荡。
两种遗存的关系:两种遗存的区别

e:与周邻文化关系:与中原联系

第一种遗存与中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考古中的物质表现是有大量的中原青铜器和与中原青铜器相融合的器物。此外第一种遗存还与中原有贸易往来。第一种遗存中的削刀发展成燕国最早的刀币——尖首刀。军都山墓地刀的分期是由细长、刀尖上翘向宽短、刀身平直发展。在宽短、直刃削刀的基础上形成了最早的燕国尖首刀币。白庙墓地刀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个发展演变。这说明燕国居民是熟悉北方白狄所使用的刀。

第二种遗存的中原文化器物比较少,主要是作战用的铜戈,双方的交往主要是以战争的形式进行的。尽管如此,双方仍然有经济往来。西安北郊北康村战国晚期的秦墓中出土了铸造第二种遗存的动物牌饰的模具,林嘉琳教授认为这是秦人为草原游牧人生产的器物,是秦国外贸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蒙古西部晚期的西沟畔战国墓中出土的虎豕咬斗纹金牌饰的背面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的汉字,银虎头(节约)的背面也有这样内容的汉字,很可能这些北方式的金属器是中原的工匠专门为北方游牧民族制作的。

与草原联系

在第一种遗存中,最明显的草原影响是中山国王陵中出土的有翼神兽。有错金银双翼神兽、方壶四隅的双翼爬兽;还有错金银四龙四铜方案的翼龙。据考证,中国的有翼神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有联系。它在中国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大体同步或略晚。中山国遗存中能够吸收西方的有翼神兽不是偶然的,它与中山国传统中固有的喜好动物形容器有关,并且有翼神兽多与当地文化的容器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两种遗存的关系:两种遗存的区别

与草原联系

第二种遗存中的欧亚草原因素更为普遍,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实用的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方面的影响,如上文的双鸟回首剑、鹤嘴斧、不规则孔刀以及有柄铜镜等;第二种影响是动物纹的影响,如内蒙古西部晚期晚段出现的新的动物种类,如怪兽、大卷角羊、天鹅等。神木县纳林高兔的怪兽,整体为鹿形,钩喙鹰首,角用夸张的表现手法,角上又生出许多鸟头。这是斯基泰艺术中格里芬的变种。这种造型的动物还见于内蒙古西沟畔的金饰片上的浮雕纹饰。这种鹰首鹿见于阿尔泰的巴泽雷克二号石冢出土的文身图案和伊赛克王墓的银带扣上,构图方法出现了两个猛兽相斗的画面和对称构图法。野兽相搏的动物主题最早是亚述创造的,这种形象被斯基泰和波斯艺术广泛采用。在黑海北部草原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7世纪。到巴泽雷克时期的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在阿尔泰地区。在叶尼塞河流域的塔加尔文化只有卷曲动物纹和鹰首形象,基本不见野兽搏斗的纹饰。它在中国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的出现是公元前3世纪。

第二种遗存与欧亚草原以斯基泰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铁器时代同步。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斯基泰文化不断东传,但是它在蒙古草原的中部停止了东进的脚步,与蒙古东部的石板墓文化对峙。在中国北方,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基本没有到太行山以东。因此,蒙古石板墓和冀北地区东周遗存与斯基泰文化影响的东缘相接壤。

从以上分析的两种遗存中的草原影响可以看出,每一种遗存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时都是有选择的。第一种遗存的居民定居化程度高,社会发展分化的明显,因此青铜容器发达,在吸收时选择了易于接受的动物造型装饰已有的青铜容器;第二种遗存的居民游牧经济发达,社会分化程度不高,只有一些正在形成的武士贵族。青铜容器不易携带,又没有把它作为身份和等级象征的需要。所以第二种遗存的使用者一方面吸收实用的器具,如工具兵器和镜子;另一方面吸收草原动物风格来装饰自己的实用器具上(如车马器的竿头饰)以及装饰在自身的服饰品上(如动物纹带扣、牌饰),反映了在文化风格方面与欧亚草原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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