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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朝前后期传世史料的平衡性看原始汉字产生于二里头而非二里岗

如果原始汉字产生于二里岗时期,那么商代前期的汉字就应该是一种远比殷墟甲骨文要原始的文字,后世传世史料中商代后期的内容应该远比商代前期要丰富。可实际上春秋战国以来传统史料中商代前期和商代后期的内容量是差不多的,可见商代前期的汉字在成熟程度上并没有明显比殷墟甲骨文落后。

原始汉字的产生时间应该是在二里头三期,准确地说是夏代晚期的孔甲在位时期,在商代前期的二里岗时期发展为成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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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也认为,因殷墟甲骨文中的爵、酉等象形文字像二里头时代的器物而不是殷墟时代的同类器,汉字应始于二里头时代。我个人更保守些,毕竟二里头出土了一些刻画符号没有与汉字有直接联系的。因此我以为汉字始于二里岗初期,所以能模画二里头时代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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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也认为,因殷墟甲骨文中的爵、酉等象形文字像二里头时代的器物而不是殷墟时代的同类器,汉字应始于二里头时代。我个人更保守些,毕竟二里头出土了一些刻画符号没有与汉字有直接联系的。因此我以为汉字始于二里岗 ...
hercules 发表于 2018-5-21 21:05
二里头陶文不属于汉字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工人是文盲,因为战国陶文也大多不是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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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与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

于省吾

甲骨文祀典中习见“自上甲六示”之贞,六示指先公中最后的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以下简称三报)示壬示癸言之。王国维谓:“疑商人以日为名手,乃成汤以后之事,其先世诸公生卒之日,至汤有天下后定祀典名号时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故先公之次乃适与十日之次同,否则不应如此巧合也。”(《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董作宾谓:“我疑心这是武丁时代重修祀典时所定。……至于成汤以前,先世忌日,似已不甚可考,武丁乃以十干之首尾名此六世。……观于甲乙丙丁壬癸的命名次第,并列十干首尾,可知如此命名,实有整齐划一之意,不然,无论此六世先公生日死日,皆不能够如此巧合。”(《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按王、董二氏均谓六世庙号为后人所追定,自来研契者并无异议。我认为,其说有得有失。

今先将庙号问题,在此略加阐明。商代先公先王之以日干为庙号,解者或以为生日,或以为死日。《史记·殷本纪》的“子微立”,《索隐》:“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谯用以为死称庙主曰甲也。”按皇甫谧说失之,谯周说是对的。《周礼·小史》的“则诏王之忌讳”,郑司农云:“先王死日为忌。”《礼记·檀弓》的“故忌日不乐”,郑注:“忌日谓死日。” 《礼记·祭义》的“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郑注:“忌日亲亡之日。”本诸上述,古代王公贵族子孙之追祀先公先王,都是按照忌日。然则卜辞祀典,对于先公先王和先妣先母皆用死日之日干为庙号,是没有疑问的。至于六示的庙号,其中上甲和三报的庙号,确为后人所追定,但其中示壬示癸的庙号,并非如此。现在分别予以阐述。

一、甲骨文祀典中的庙号,二示以前均无可考,而自二示和二示以后的先王和先妣的庙号则尚为完备,这是由于有典可稽的缘故。至于上甲和三报的庙号,由于无典可稽,故后人有意识地排定为甲乙丙丁。而上甲和三报配偶的庙号,也由于同一原因而付之阙如。所以,第四期甲骨文在祭祀三报配偶时,只概括地称之为“三匸(读报)母”(粹一二〇)。

二、示壬示癸的庙号为什么日干相次?因为所有的庙号都限于十个日干,则有的重复有的相次是难免的。重复的用不着说,相次的例如:周祭中祖己(孝已)和祖庚的日干相次,商代祖父兄三句兵之一,兄日壬和兄日癸的日干相次。这和上甲与三报的庙号为后世所拟定的迥然不同。

三、甲骨文周祭中的直系先妣,自示壬的配偶妣庚和示癸的配偶妣甲开始。但是,妣庚和妣甲的日干并不相次,很显明,她们的庙号是根据典册的记载,决非后人所追拟。因此可知,二示的庙号也有典可稽,是可以断定的。这种商代早期的典册,已被后世史官所修订。因为示壬是成汤的祖父,示癸是成汤的父亲,假如是成汤时期的典册,则应称二示为祖壬父癸,称妣庚妣甲为妣庚母甲,这是显而易见的。

四、商代的世系谱牒是一种简单的文字纪事。例如,武丁时期的兽骨刻辞(综述四九九页和所附图版贰拾,库一五〇六为摹本),记载了一个贵族十一世祖先的私名。这是一个从商代初年开始,以男子为世系的专记私名的谱牒。又如,商代晚期三句兵的铭文,分别记载了七个或六个祖父兄的忌日。这当是录自以男子为世系而又有忌日的谱牒。再从甲骨文祀典中的庙号来看,则商王室的世系谱牒,对于先祖先妣和父母的忌日,自然是男女并记,更为完备。从上面所引的传家十一世的谱牒来看,它和商王室的世系自二示至武丁为十三世大致相仿,因为人的寿命有长短,世数不会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商王室和其他贵族谱牒世系的上限,都应在夏末或商初之际。假如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文字纪事的话,那末,在祖先崇拜已经发达的历史阶段,则不会对于先公的庙号没有记载。

五、如果依照前引王、董二氏之说,二示的庙号既然为后世所追定,当然,二示配偶的庙号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二示庙号之上省掉戊己庚辛四个日干不和报丁衔接呢?为什么二示配偶的庙号妣庚妣甲不按照日干的次序拟定呢?为什么甲骨文周祭中的先妣自二示的配偶开始呢?这只能说,商代先公和先妣的庙号,自二示和二示的配偶才有典可稽而已。

依据前文五项论证的结果,还可以解决历史上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于何时?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毛主席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这一指示,对于我们研究个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着很重大的意义。

郭沫若同志说:“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卜辞通纂》考释七四页)按郭说尚须作进一步的探讨。

我国文字的萌芽,远在六千年左右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已刻划着简单的文字,到了龙山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详拙著《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夏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自夏代末期至商代武丁时期,相距不过二百余年。关于文字纪事,本来有着发生发展的过程。今专就武丁时期的卜辞来说,每版一事反复对贞,其字数在一、二百以上者习见,而且有的每段卜辞长达五、六十字,甚至九十多字。这还是由于卜辞锲刻不易,故力求简略,多作省语。不难设想,当时的史官所写的纪事之较详者,自然不限于此数。那末,商人典册,自夏代末期开始,已经有了简单的纪事,后来逐渐加详,这该是合理的推断。

《史记·殷本纪》,关于上甲和三报以前的先公还有七世,只记其名。以上十一世都属于传说时代,当时尚不能用文字纪事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和后来有典可稽的历史是判然有别的。

《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伪孔传:“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说殷改夏王命之意。”按这是说商汤之革夏命已有典册的记载,这和二示与二示配偶的庙号之有典可稽,可以交验互证。虽然二示与二示配偶生在商汤革夏命之前,但是,商汤的父母和祖父母之以“忌日”为庙号,也自然会有记载的。

既然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商人先公的二示——夏代末期,那末,就一般的推算夏商两代积年来说,则夏代末期距离现在约为三千七百年左右。这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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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沮诵神话与殷墟文字的起源
——兼说武丁之前的卜辞问题
王  宁

[摘要]本文以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文字创造者仓颉和沮诵实即商王盘庚旬和小心颂。中国文字的源头是殷墟甲骨文,而殷墟文字乃创始于盘庚、小辛,成熟并广泛应用于武丁时期。在占卜后的甲骨上刻署卜辞乃自武丁始,武丁以前的甲骨卜辞是不存在的。
[关键词]仓颉,沮诵,盘庚旬,小辛颂,殷墟文字

凡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者,无不要涉及文字的起源问题。就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成熟的文字是殷墟的甲骨文,而且都是武丁(包括)以后的东西,虽然有许多学者在努力寻找武丁以前的卜辞,但是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结果。
我国古有仓颉、沮诵造文字、书契的传说,今人多以神话视之,不以其为真实,但笔者认为,此传说中实隐含着我国文字起源的历史真相,尤其与殷墟甲骨文的产生大有关系,仔细予以考察,对解释中国文字的起源特别是殷墟文字的起源是大有帮助的,而且对探究武丁以前的卜辞问题可以提供一个理论上的参考。


中国文字起源于何时,学界多有争论,有学者把一些原始遗址(如半坡、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和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画的一些符号称为原始的文字,实际山这是混淆了符号与文字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文字属于符号,但是符号不等于文字。李先登认为:
“符号的性质是记事,它记录的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符号尚未与语言结合,并不代表语言中的一个个具体的词,没有固定的读音与词义。符号使用的范围很狭小,并不是社会交际的工具。别人从其形式看,是不能了解其意义的;只有符号使用者本人才能明瞭其意义。况且同一种符号可以代表内容不相同的事物。而文字则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有固定的形、音、义,是全社会使用的交际工具,文字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某些文字的形体虽然吸收、借鉴了某些符号的形体,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容混淆。”[1]
所以,那些原始符号虽然可能表示一定的含义,但都不能称为文字。也有人认为这些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滥觞,实际上并非如此。姜可瑜认为: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确知距今约3500年的殷墟甲骨文已是达到相当成熟阶段的文字字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至少需要几千年的演进,也有的认为,这需要八千到一万年的时间。然而,当我们粗略考察了从仰韶文化直到商代后期文化即殷墟文化相连接的这期间的许多环节之后,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那就是除了找到一些零星的、幼稚的、简单的、原始的刻划符号或‘文字’外,根本找不到可与洋洋大观的殷墟文字相比次的链条。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这个链条。”[2]
所以,,那些原始符号与殷墟文字并无直接的渊源,真正的文字仍然要从商代甲骨文算起。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而且都是盘庚以后即殷墟时期的东西,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就是由殷墟甲骨文演变而来的,源流十分明晰,故殷墟甲骨文才是中国文字的真正源头。


我国古有仓(或作苍)颉、沮诵造文字书契之神话传说,其中隐含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真相,颇值得一说。今择其要者录于下:
1、《世本·作篇》:“沮诵、苍颉作书。”宋衷注:“沮诵、苍颉,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矣。”
2、又曰:“苍颉造文字。”宋衷注云:“苍颉,黄帝之史。”
3、《韩非子·五蠹》:“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4、《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专者,壹也。”
5、《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6、《春秋纬元命苞》:“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玉函山房辑佚书》辑)
7、《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守,等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黄氏逸书考》辑)
首先,说沮诵、仓颉二人为黄帝之史官的说法不可信。此说首见于后汉宋衷的《世本注》,而《世本》本文中并无此语,亦无前说可资参证,故此实宋衷之臆断。实际上,黄帝者,皇帝也,皇天上帝之谓,郭沫若的研究已揭示了其秘密,“他在对卜辞的考释中,很自信地断言:‘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在《释支干》中,他根据星象和读音判断,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和黄帝轩辕也均为一人,同属于狮子星座之神,坚信此说‘道破二三千年来潜伏未启之疑案。’”[3]可知黄帝即见于卜辞的商民族的先人高祖夒(俊、喾、舜),实乃商民族之上帝,其存在与否尚属疑问,故其有史官之说难以凭信,不过是宋衷妄唱之、后人妄和之而已。
那么,仓颉、沮诵乃是何人?笔者认为姜可瑜的一段话很给人以启发:
“汉字的产生不是等距离地、比肩式地、稳步渐进地运动的过程,而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急剧地、大量地产生出来的,这个时期就是殷墟时期,亦即商代后期。”[4]
事实也正是如此,前面已经说过,今所见的殷墟卜辞都是盘庚以后的东西,那么,则仓颉、沮诵之千古谜团亦豁然得解:仓颉即盘庚旬,沮诵即小辛颂。
“仓颉”当是“商旬”二字之音变,仓、商二字古音邻纽双声、同阳部叠韵,音近而假。《尔雅·释鸟》:“仓庚,商庚”,仓庚一名商庚,实乃仓、商音近而转故也。颉、旬二字古音见匣旁纽双声、质真对转叠韵,声亦甚相近,二字亦一声之转。盘庚名旬,事见《竹书纪年》:“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故其亦可称“商旬”,犹大乙名汤可称之为“商汤”,帝辛名受(纣)而可称之为“商受(纣)”之类矣。其另一证为仓颉姓“侯冈”,姓氏之说乃后人附会不可信,而“侯冈”则颇有可说者,其分明是“后庚”之音变。后、侯音同,庚、冈双声叠韵,古音最近。盘庚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称“父庚”,在祖丁时期的卜辞中称“且(祖)庚”,可知盘庚亦可单称为“庚”,以其曾为商王,故称之曰“后庚”(《尔雅·释诂》:“后,君也”),后来音变为“侯冈”,那么《河图玉版》中“仓颉为帝”的说法当属可信;仓颉又称“史皇氏”亦甚确当,皇亦王也——这些说法见于纬书,可见纬书有些内容也是有古史料作为依据的,并非尽为虚言也。
沮诵当作祖诵,即盘庚之弟小辛颂,乃继盘庚而王者。小辛名颂亦见《竹书纪年》:“小辛颂即位,居殷”(《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小辛在祖庚以后的卜辞中称之为“二且(祖)辛”,可知商人亦称之为祖,故又曰祖颂。祖、沮双声叠韵,音近可互假,如《大戴礼记·帝系》:“季连产付祖氏”,《史记·楚世家》中“付祖”作“附沮”,是其证。诵、颂古音同而通用,如《诗·烝民》:“吉甫作诵”,《广韵》、《文选·曹子建〈与吴季重书〉》李善注引并作颂,亦是其证。故沮诵即祖颂,亦即商王小辛——古代典籍言创制文字者多盛言仓颉而少言沮诵,唯有《世本》保存了这一古老的资料,是十分宝贵的。
既知仓颉即商旬即盘庚,沮诵即祖颂即小辛,可知仓颉、沮诵创制文字书契之说确系商人之古传,乃实有其事,并非后人所妄造。由此也可以推断,商人的文字实肇始自盘庚与小辛兄弟时期,在此之前无有也。


笔者认为,在盘庚、小辛时期,他们得到了一套完整的造字理论和方法,因此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出大量的、较为成熟的文字。惟其造字的理论和方法从何得来尚属疑问。
郭沫若在《释支干》一书中认为,商人之先民即与古巴比伦有交通,并输入了巴比伦得天文星历知识[5],若事确然,那么,文字理论的来源似亦可得而解。因两河流域得早期居民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已经发明了成熟的象形文字,商民族既能输入古巴比伦的天文星历知识,则未必不能输入其文字也。唯星历之输入当在商代早期(相当于夏代的先商时期),而文字之输入则在盘庚时期。
笔者的推想是,在盘庚时期商人输入了古巴比伦的文字及创制文字的理论和方法,商人巫史集团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利用传入的古巴比伦文字作为参考,再利用其造字理论,在短时期内就创造出了丰富成熟的殷墟文字系统。若果真如此,那么殷墟文字从创造到完成就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看看西夏、契丹、女真的文字,他们也是在有其它文字作为参考的基础上创制的,从创制完成到推广使用,不过数年或十数年的时间。即使是殷墟文字首发其端比较艰难,也只需要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就足够了,根本用不着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化时间。
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确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时期为最早,迄今为止,还未找出确切属于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辞”[6]。寻找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辞,是目前卜辞研究界在一直追寻探讨的重要课题,而笔者认为盘庚到小乙时期的卜辞恐难发现。因为文字既肇始于盘庚、小辛,而据《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史记》(非司马迁书),盘庚在位18年,小辛在位21年,小乙在位20年,三王在位的年数共为59年,这段时间正是殷墟文字由产生到成熟定型的过渡阶段,这时文字并没有被广泛应用,更没有用来刻署甲骨卜辞。真正将文字广泛使用并用来在占卜后的甲骨上刻署卜辞的当是肇始于武丁。我们看看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字,其中有些字的写法还不止一种,盖其时文字系统创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有些字仍尚未完全定型。因此,目前即使发现了武丁以前的卜甲和卜骨,上面也不可能有卜辞,因为武丁以前尚无此行为,盘庚以前的甲骨就更可毋论了。
总之,仓颉即盘庚旬,沮诵即小辛颂,此二千多年来的谜团一旦解破,则为我国文字(汉字)产生于殷墟时期之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如果按此线索作深入的考察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庶几可得解决。

注释:
[1]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 《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2][4]姜可瑜《殷墟文字形成假说》 《文史哲》1992年第2期
[3]吴定宇《开辟研究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天地——论郭沫若对上古历史文化的穷本究源》 《郭沫若学刊》1999年第3期
[5]详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 科学出版社1982年
[6]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328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原刊于《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
傻逼太多,懒得理会。
仓颉、沮诵神话与殷墟文字的起源
——兼说武丁之前的卜辞问题
王  宁

[摘要]本文以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文字创造者仓颉和沮诵实即商王盘庚旬和小心颂。中国文字的源头是殷墟甲骨文,而殷墟文字乃创始于盘庚、小辛 ...
roxsan 发表于 2018-6-9 22:13
这位作者应该回去复习阿拜多斯U-J墓标签文字、乌鲁克象形文字、印度河印章文字,补充一下文字学常识。
我来自火星,一颗美丽的星球!
二里头陶文不属于汉字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工人是文盲,因为战国陶文也大多不是汉字。
欧元区 发表于 2018-5-22 11:55
我怎么看到陶文大多是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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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看到陶文大多是汉字?
hercules 发表于 2018-6-12 22:30
不会吧?应该是我记错了。
我来自火星,一颗美丽的星球!
不会吧?应该是我记错了。
欧元区 发表于 2018-6-13 11:20
还是因为幸存者偏差,因为我看的古文字的文章比较多。如果有战国刻画符号的文章,可以共享一下?
O3a3c* (M134+, M117-)
还是因为幸存者偏差,因为我看的古文字的文章比较多。如果有战国刻画符号的文章,可以共享一下?
hercules 发表于 2018-6-13 18:01
确实是以汉字为主,《古陶字录》中未识字只收400余。

看来二里头刻画符号与汉字无关的确是个奇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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