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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重新讲述“长城内外”

本书雄辩地向我们证明:人类学视角的提问能给予民族史研究以何等重要的刺激与想象力;与此同时,人类学的提问一旦进入无法进行“田野作业”的历史研究领域,传统的考据史学方法,对提问者来说又会变得何等的不可或缺!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王明珂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一版

  274页,35.00元

插图一:欧亚大陆植被分布示意图  (据塞诺尔主编《剑桥内陆亚洲史》相关图幅重绘)

插图二:长城之外牧民分布示意图  (据塞诺尔主编《剑桥内陆亚洲史》相关图幅重绘)

  蒙古草原的历史,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里,往往由历代游牧民与汉地农耕社会之间围绕着“长城内外”这根轴线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所组成。如果想把这样的一般印象推进到一个更为深入的认知层面,则至少可以由两种不尽相同的观照主题分别切入讨论。一是自东向西拉长我们考察的地域背景。这时候便不难发现,蒙古草原其实位于横贯内陆欧亚(the Central Eurasia)、绵延七千多公里的一条草原带的东端(插图一)。它西接阿尔泰山南坡和天山北坡草原,由此向西是吉尔吉斯草原(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哈萨克斯坦草原),再往西又连接着南俄草原。把蒙古草原游牧人群的历史与文化置于这样一条广阔的草原带、乃至整个草原带与其南部所有各类定居人群相互关系的宏大框架之中来予以分析和理解,那就会与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沿长城一线南北人群间的互动产生大不一样的认识效果。另外一种可能,乃是透过带有原创性格的细化研究,在以“长城内外”为轴线来讲述的古老故事中去发掘尚未被人们充分辨析出来的新意义。近二十年来,先后出现了三部很鲜明地从后一种观照主题出发着手其学术追问的著作。这就是T. 巴费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诸帝国与中国》(1989年)、N.迪科斯摩的《古代中国及其外敌们:游牧政权在东亚史上的兴起》(2002年),以及不久前在海峡两岸同时发行的王明珂这部《游牧者的抉择》。

  与在它之前出版的那两本书相比,王著的学术取径更接近于《危险的边疆》。这可能与两书的作者同样具有人类学训练的背景密切相关。实际上也很容易看得出巴费尔德对本书的影响。王著第一章介绍西方人类学有关游牧社会研究的基本话题以及游牧经济和游牧社会的一般性特质。当它讲到对应于不同生态环境的各种不同游牧类型时,很像就是在对巴氏另一本书《游牧部落的选择》(The Nomadic Alternative, 1993)进行概括、补充和发挥。巴费尔德在这本书里,分别以牛、骆驼、山羊、牦牛、马作为标志性牲畜,按照游牧人群对东非热带草原、阿拉伯沙漠、伊朗-阿富汗山地、青藏内陆高地和北亚草原等不同资源环境的专门化适应方式,把游牧社会划分为五个类型。尔后,在用一章的篇幅概述“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之后,王著的主体部分,也就是第三章至第五章的讨论,更可以看作是对《危险的边疆》一书中基本见解的继承、修正和批判性回应。

  巴费尔德认为,蒙古高原的游牧者缺乏对农业人群的最起码经验与知识,多不愿意深入汉地社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直接统治。所以他们往往以战争和战争威胁作为“自外控制”汉地社会的手段,从而保障以游牧为主业的人群所必需的辅助性经济供给。这个看法最先是拉铁摩尔提出来的,它成为巴费尔德赖以树立其分析框架的重要基石。巴氏另一项十分要紧的主张是,游牧经济及其社会组织的分散性,使游牧人内部从不需要、也无从产生集权式的政治权威。但是面对长城以南强大的中央集权式中原王朝,为实施“自外控制”策略,蒙古游牧民在对外交涉时亟须以一个庞大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形象现身。他称这样的游牧政体为“帝国式的部落联盟体”(imperial confederacy)。自从斯基泰人之后,最强有力的游牧帝国,为什么总是反复出现在欧亚草原带东部的蒙古高原上?巴氏这一敏锐见解,或许可以十分有效地回答上述问题。
  从上述基本论点出发,巴费尔德将沿长城与南部农业社会相对峙的北方人群划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蒙古高原上比较纯粹的游牧民,通过实行“自外控制”策略,他们经常在边疆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却避免直接征服汉地社会。其二是分布在满洲以及“满洲边缘地界”(the borderlands of Manchuria)的各人群。后者主要是指“平地松林”,即辽西森林草原上的人们而言。这里是在文化上全同于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口的家园;但由于相对平等自主的政治结构及其与满洲地域内部各处定居地区的密切接触,他们和从事渔猎、畜牧与粗放农耕的通古斯-满语人群一样,多次侵入汉地并在那里建立起君临汉语人群的王朝式政权。
  巴费尔德的“权力周期”说有一个太显眼的“例外”,那就是十三世纪从朔漠深处大踏步走向汉地社会的元朝蒙古人。不仅如此,把辽西游牧民和东北的渔猎畜牧人群之所以不惮于立国汉地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二者都比较熟悉定居文化,并由此把他们归并在相异于蒙古游牧民的同一个分类范畴里,这样做无论如何有过于勉强粗疏之嫌。

  

  王明珂在本书中扬弃了巴氏按“蒙古”、“满洲”两个地域标志来生硬地划分人群的范畴。他将两汉魏晋时期的乌桓、东部鲜卑等部族从松嫩流域从事渔猎、畜牧与农业混合经济的人群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以森林草原为资源环境的特定类型的游牧人来处理。在他们之西,“正北的蒙古草原”成为匈奴人的根据地;他们代表了汉地社会向来比较熟悉的最典型的那种草原游牧类型。再往西南行,青藏高原东缘的河湟之地是汉代“西羌”的密集分布区,在那里,我们遇到的是以高原河谷为资源环境的另一种独特游牧类型(插图二)。把生态-经济方式完全不同的通古斯-满语人群排除出当前考察范围后,王著将注意力有效地聚焦于各种游牧人群体与汉地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而“长城内外”的互动,一旦被安放在对三种不同游牧类型的比较框架中加以叙述,某种出乎读者意料的新意,也就从那段“众所周知”的故事里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

  非常关键的是,前述三种游牧类型与汉地社会的相互关系之所以不尽相同,主要并不决定于游牧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各不相同的辅助性经济。对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群而言,“较稳定且能预期”的辅助性生存资源,来自针对蒙古草原之外“他者”群体的贸易、贡赋征收以及战略性和生计性的掠夺。面对汉王朝这个庞大的帝国,或者乌桓、鲜卑那样的大部落联盟,超部落的国家成为匈奴人和后来蒙古草原游牧者“争取及维护资源的常态性政治组合”。

  位于河湟高原谷地的汉代“西羌”,在维持往返于谷底到高坡的“垂直游牧方式”(巴费尔德语)的同时,亦可能部分兼营农作、狩猎等辅助性经济活动。对这类“生存所需大致无缺”的美好山谷的保护和争夺,遂成为邻近的羌人部落之间互相争斗的主要诱因。无休止的部落冲突就这样抑制了羌人聚合为一个复杂社群的整体以一致对外的驱动力。

  与以上这两种地域环境都不相同,平地松林既宜于游牧、又有适合农耕或狩猎的自然条件,但不论哪种生产方式又都无法在这里获得足够规模的扩大。多元的人类经济生态及其规模有限性,不但促使着此地的游牧部落经常根据相对自主的生计抉择,朝不同方向上各自向外迁移,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贸易与掠夺的更多机会,并且也易于推动他们的经济活动形态顺应着外在资源环境的变化而实现各种形式的转型。

  阅读这本书,就如同观看一场思想与逻辑演绎的操练。通过这场严整的操练,它向读者揭示出,北亚“游牧者的抉择”,其实并不全然出自他们的主观意志;它们背后还存在某种更为深沉、恒久的历史动力,始终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游牧者们看似自由自在的“抉择”行为。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一直在更深层地影响、甚至规定着个别历史事件的演进路径呢?作者回答说,它们指的主要是某个人群所处的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在与该人群的互动中生成发育起来的各种社会政治结构。作者指出,尽管历史事件,或者所谓“史实”并非不重要,但他在本书中的“反思性研究”,却无意针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的安排”本身,而是要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诸方面。正由于这样高远的立意,本书才会写得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本书力图透过“历史表相”(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表相”一词过去曾被同一作者译为“呈现”,意思似乎更明确)去追问“历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亦即“历史实在”或“历史的真实性”),这自然是完全合理的。可是当作者把历史事件完全等同于“表相”,并声称“由汉代史家到今之研究者”所争论的,都只停留在表相层面时,他的说法就未免有些过甚其词了。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关注文字、图像、口头传说、遗物与遗址、各式科学检测数据(如卫星遥感、气候、孢粉、基因、金相分析等)以及诸如此类的“历史呈现”,无非想借此一步一步地逼近通过它们体现出来的“历史本相”。当然,历史事件经常漂浮在人类活动最显而易见的表层;如果把眼光和讨论仅仅局限在那些最令人瞩目的情节本身,而不顾及它们所由以发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及资源生态背景,我们便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它们的历史本相。但这决不意味着,处于表层的历史事件只具有表相的性格;至于它的真实性,则只有从它所处的政治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中才可能获得反映。另一方面,隐藏在政治社会结构和资源环境中的历史本相,其实也同样需要透过它们形形色色的历史呈现才可以把握。套用禅宗术语来说,我们根本做不到“直指本相”。事实上不存在像作者主张的那样机械的二分法:事件或史实即表相;结构与地理生态环境即本相。

  从这种过分忽略“事件史”的态度,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费弗尔和布洛赫那一代学者之后的年鉴学派对本书作者的影响。布罗代尔在原则上好像也不否认事件史(短时段历史)与局势运动(中时段历史)以及结构史(主要取决于人的生物学特征、自然地理及气候等条件的长时段历史)之间互动的可能性。他曾经写道,在从事历史解释时,应当反复地从事件观照到结构、又从结构观照到事件,就像人们需要不断地颠倒计时用的沙漏那样。但无论在他的理论或实际研究中,他都没有照顾到这一平衡。布罗代尔对事件以及事件影响之下历史景观的“决定性疏离”甚至“反感”,尤其生动地表现在他对于“事件”的各种贬义的说法里:它们是“表面的干扰”、是“被历史潮流的坚实背脊所掀发的泡沫浪尖”;它们像烟雾一样短暂、像花朵一样朝开夕败、像布满过去时代坚固物件上的尘灰;由事件构成的世界,具有狭隘、表面、稍瞬即逝、暂时、变幻莫测的性格(参见C.克拉克:《年鉴派历史学家》,载于Q.斯金内主编:《宏大理论在人文科学中的回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宗镜录》
  然而,所谓“不争论表相式的历史事实”的研究策略,实际上已经在有些地方损害了本书讨论的精确性。例如西汉匈奴史上著名的“二十四长”,乃是单于对受统治的诸多游牧部落在他的直系家族成员中实施分封的结果。但这一分封只是在“二十四长”中分配对当日草原上既有游牧各部的最高领属权力而已;它不是在大规模离散原有部落并重新分配牧地,而恰恰是在承继原有部落组成、包括承认各级原有部落首领传统权力和各部旧有牧场的基础上形成的。“各有分地”云云,主要是指二十四长各依其所统诸部历来的牧区,有相对固定的负责地域;二十四长之下的“千长、百长、十长”等,只是在各部落中从事战争动员、骑兵编组时的一种十进制军事辅助组织的长官。《隋书·突厥传》描写突厥汗国统治下的漠北草原社会说:“部落之后,尽异纯民”。拿它来形容匈奴社会也是同样贴切的。但是王著却笼统地把二十四长以至千长、百长全纳入到同一个“阶序化地方体系”之中,把他们看作是代表着国家“常设的政治机构及威权”的“国家设置的各级部落长”。王著还将“各有分地”解读为“每一部落又由国家分配牧地”。由于作者明确地将二十四长的势力范围看作是“地域部落联盟组织”,因而引文里的“每一部落”,按本书上下文的意思便也应包括二十四长之下、由千长乃至百长所统领的游牧单位在内。匈奴国家“中央化领导”的性格,就这样被本书相当严重地夸大了。

  作者质疑大多数研究者关于“二十四长以下之政治体制又颇能配合地方游牧经济”这一共识的又一论据是,为了维持一支“在任何季节随时对汉帝国发动攻击”的“常备军队”,匈奴被迫采用违反游牧经济分散原则的大集团游牧方式以弥补人力的不足。据本书举证,从西汉前期到东汉初的两百四十多年间,有记录可查的匈奴大规模攻塞行动共有二十八次,其中只有七次发生在草枯马肥、游牧人最便于出战的秋季;作者认为,这可以表明匈奴已经组建了四季皆可投入战争的常备军。检阅本书制作的“史籍所见匈奴入寇汉帝国的发生季节表”,匈奴在一年之内连续入寇汉边塞的次数最多不过两次,这样的年份总共亦仅四例而已。据此断言匈奴人已经有了常备军,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而用汉军多次俘获大批人马牛羊的资料来证明匈奴中大集团游牧方式的存在,也十分勉强。因为它反映的只能是匈奴人在军事对抗情况下的动作方式。我们知道,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在征战时,他们的家庭成员往往组成“老小营”随行,在与军队间隔一定距离的后方边走边放牧。前方军队败北后,他们的“老小营”随即遭到胜利一方的乘势掳掠,因此就会有很大的损失。怎么能由此证明常态下的匈奴社会采用了大集团游牧的方式?
  

  王著“前言”说,作者所要做的,乃是“延续拉铁摩尔的相关研究讨论”。熟悉拉铁摩尔的读者,确实可以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隐约窥见这位伟大的业余人类学家的身影。由于天生地同情弱者的心肠,他曾被冷战中的双方同时指控为敌对阵营的特务。但他思想的生命却突破了冷战的桎梏。拉铁摩尔在似乎不经意间说出的不少真知灼见,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不过,拉铁摩尔的见解,也有被本书不太恰当地加以沿用的地方。

  例如拉铁摩尔正确地指出,游牧经济应当起源在农牧混合的生态经济地带。在那里,一部分更倾向于畜牧或流动畜牧生产方式的人群,由于气候干冷过程所导致的农作分布纬度南移以及其他农业人群的压力,逐渐深入草原地区、并最终放弃他们曾兼营的农业生产活动。王著不但按照上述思路来解释中国北方游牧人群的历史起源,而且还将它的适用范围上溯到考察先秦戎、狄等人群的畜牧或流动畜牧经济是如何发生的问题上去。于是,“农牧兼营、定居程度低并有武装倾向的人群”,也就是所谓戎狄,多被看作是发源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的农牧混合经济地带;而后,为了“南下争夺农牧资源”,他们纷纷“入侵”渭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的诸夏社会。在这样一幅图景中,先秦的华夏集团被先验地想象为从一开始就占据着华北全部核心地区,并由于对抗来自“西方与北方戎狄部族的威胁”的共同命运,而萌芽出华夏认同的集体身份意识。

  然而更可能的实际情况应当是,即使在华北核心地区,诸夏与戎狄蛮夷等各色人群从最初起就是交叉分布、重叠分布的。“内夏外夷”从诸夏所采取的文化态度演变为一种地域空间分布的状况,那倒是后来才形成的局面。由《左传》记载的孔子在公元前500年说过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语看来,戎狄蛮夷在地理空间上的边缘化过程,恐怕要晚至春秋、战国之交方才大致完成。

  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在流动畜牧的经济方式产生形成的时候,从事农业的诸夏先人们,还远未曾如同后来那样整个地“铺满”华北核心区域。换句话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那里几乎全都属于农牧混合经济地区。但到游牧方式在中国北方产生的时候,农牧混合经济区已经随着华夏农业活动的扩张而压缩,演变成为处于它南面连成一片的农业区和以北草原之间的一条带状的边缘地域。拉铁摩尔主张游牧经济方式起源于这一条边缘地带,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在这里,人们才有可能由外在压力及自由选择的双重推动,一步一步地走向游牧生存方式所必需的茫茫草原。可是对更早先的畜牧、流动畜牧经济的形成来说,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无论是否兼营农业、或兼营多大规模的农业,这一经济方式可以在当日华北的几乎任何地方存在,而无需一定要先在北部边缘地带产生,再移入华北核心地区。

  结果,表面看来十分“拉铁摩尔”的思考,在这里却引出了性质上很不“拉铁摩尔”的见地。在拉铁摩尔看来,长城的修建,标志着农业社会竭力要把它在北部农牧混合经济边缘地带的生存空间扩展到可从事农业活动的全部地域。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抢占与争夺,并非是它在“保卫”本来就属于它的地盘。而在王著看来,“夷夏之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大体处于同一个地域之内的不同人群对生存资源的竞争,而是华夏集团“驱逐”自外“入侵”的戎狄、从而“恢复故土”的一场正义之战。

  在中国大陆,由于民族史研究和人类学、民族学之间的相互贯通尚未十分顺畅,王明珂过去出版的《华夏边缘》等几种著作,在大陆民族史学界引起过极具震撼力的积极影响。

  关于历史研究,我们有一个习惯的说法,叫作“两重证据法”,即强调地上的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与文献之间的互证。实际上,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实践活动中,“两重证据法”的理念早就在向“三重证据法”过渡了,这就是地上文献、地下文物及文献,以及民族学田野调查之间的互释与互证。此种“三结合”,起始于抗日战争年代里“内迁”的中国学术界对西南各民族历史渊源与历史状况的考察,在二十世纪中叶实施的“民族识别与民族划分”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利用当代民族学资料来释读古代记载的“古史新研”风气。

  但是,正如同两重证据法传统中“证经补史”的固定取向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解释史前及上古中国史方面的巨大潜在能力一样,主导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溯源论”取向(王明珂语),也抑制了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所可能赋予民族史研究的革命性影响。所以,尽管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的前沿学者们在阅读王明珂的那几本书时,未必会觉得太吃惊、太匪夷所思,但大陆民族史领域内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对它们产生出一股非常陌生的感觉。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明珂的书,在推动大陆民族史领域的学者们走近人类学和民族学视野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贡献。

  正因为如此,今天再读王明珂的这部新著,人们大概已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太惊世骇俗之处了。本书极其突出的优点与偶尔也会出现的些许大醇小疵,都同样雄辩地向我们证明:人类学视角的提问能给予民族史研究以何等重要的刺激与想象力;与此同时,人类学的提问一旦进入无法进行“田野作业”的历史研究领域,传统的考据史学方法,对提问者来说又会变得何等的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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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宗镜录》
姚先生的书评一向写得极好,包括评论朱学渊烂书那本书评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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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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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Yungsiyebu 于 2010-6-3 13:46 编辑

很多问题模糊不清,就是因为戎狄非胡即汉的认识。历史学应当感谢人类学近些年的开拓性工作。
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
《游牧者的抉择》第二章
王明珂



我在第一章中已说明,“游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精致的经济社会体系。在人类文明史上,它不是介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与农业之间的一种生计手段;它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时间远晚于原始农业。然而,究竟从何时起出现游牧人群,在何种背景与过程下人们开始游牧,这仍是不易回答的问题。首先,这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游牧”。讨论游牧起源时,学者所称的“游牧”一般指的是“专化游牧业”(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这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以特定动物(或多种动物组合)来利用环境资源的生计方式。蒙古草原以“五畜”(马、牛、山羊、绵羊、骆驼)为主的游牧,青藏高原人群的牦牛游牧,东非以牧牛结合锄耕农业的游牧,都是所谓专化游牧业。这样的游牧经济——包含特定的动物构成及游牧模式等——因最宜于人类利用当地环境生态,而成为一种稳定且有一定历史延续性的经济生业。在本章以及本书中,我所提及的“游牧”多指的是专化游牧业。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由何时起部分人群开始其游牧生活?他们为何、如何发展出这样的经济生产模式?这便是许多学者关怀的“游牧起源”问题。在1970年代之前,考古学者对此的认识还很有限【1】。后来由于社会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累积了相当成绩,考古学上微骨质(fauna)、植物(floral)标本的采集分析受到重视并在技术上有长足进步,民族考古学(cthnoarchaeology)的遗址、遗物空间分析方法的运用,1970年代以来学界对游牧经济萌芽逐渐有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在中国之外,这些研究的对象地区主要是近东,后来又及于东非、中亚、北非及阿拉伯世界【2】。



有关欧亚大陆游牧起源的一些问题



早期学者们对游牧起源的解释,大多基于农业社会人群的优越感,将游牧当作是人类由狩猎进化到农耕的一个中间阶段。根据这样的观点,最普遍的一种解释便是,游猎人群随着兽群移动,收容并畜养受伤的及弱小的动物,如此在移动聚落中饲养及繁衍牲畜,人们渐渐加重对驯养牲畜的依赖而终发展为游牧。学者认为,某些猎鹿的游猎人群后来成为驯鹿游牧者,便是一个例子【3】。另有一种看法亦认为游牧出于狩猎人群;这种说法是,游猎人群由农业聚落中获得牲畜,他们拥有大量驯养牲畜后,须照料及供应它们草食,因而渐形成游牧【4】。这些看法并非建立在考古学证据上,而主要是学者观察到当代某些游猎人群畜养动物之行为,而作出如此推论。

近代学者们大多接受游牧出于混合经济人群【5】,或认为各地不同类型游牧有不同的起源背景【6】。因此关于游牧起源,学者探讨的重点已不是它出于农业或是狩猎人群,或在何处、何时萌芽,而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类生态变化,以及其变迁过程为何。更重要的是,对于“游牧起源”,学者有更细腻、明确的定义;此也便是前面我所提及的“专化游牧业”的起源问题。

早期人类开始进入游牧经济的背景因素,经常被学者们提起的便是气候的转变。如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认为,干旱的气候使部分兼营牧业的农民放弃农业,专注于畜牧而变成游牧人群【7】。对于东非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学者也将部分原因归于距今约3000年前的雨型转变【8】。人口压力是另一个常被学者们提及的原因。史密斯与扬(P.E.Smith&了.C.Young)曾提出一种看法:专化牧业产生于原始短期休耕农业中,在此社会中畜牧原来便是补贴农业生产的重要经济来源,在休耕地放牧也可以增加地肥。后来因受人口压力影响,需生产更多农产品与养更多牲畜,部分人口因此放弃农业、定居,而成为专业的牧人【9】。利斯与贝茨(S.H.Lees& D.G.Bates)提出另一种类似的解释,他们认为在依赖旱作农业与畜牧的混合经济中,人们朝向较精化的渠道灌溉农业发展;灌溉农业造成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使得农业聚落扩展到农业资源的边缘地区。在此发展下,原有的牧业便愈来愈推移到更远处,以取得水与牧草资源。动物的移牧及保护都需要许多人力,灌溉农业也需要许多人力;两者不能兼容,于是两种生产方式人群分途朝专化发展【l0】。

著名的中国研究者拉铁摩尔对中国北方游牧起源的看法也颇与此契合。他认为,草原带上的绿洲是游牧产生的关键地区。由于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喜欢接近绿洲觅食,因此绿洲农业聚落居民刘于驯养、利用草食动物累积了许多经验与技术,包括利用动物的乳、毛等而尽量避免吃它们的肉。只有如此相关知识与技术成熟后,他们才可能离开绿洲,以驯养动物深入利用周边草原带上的水、草资源【11】。至于人们为何要离开绿洲开始其游牧生活,拉铁摩尔认为这是由于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匮乏,迫使部分生存竞争失败者由绿洲中出走。后来,类似的解释游牧起源的理论被称作“逐离理论”(theory of displacement);前述强调农业边缘地区人口增长带来生存压力之说,也与此“逐离理论”有关。在后面我将深入讨论此主题。

由于专化游牧人群的部分生活所需,如谷类及某些器皿、工具等,需由外界获得,因此许多学者都强调早期都市的出现(11,banization)对于游牧专业化的影响。譬如,吉尔伯特(A.S. Gilbert)认为伊朗西部专化游牧业源出于混合农业经济(mixed farming)地带。在这地带,由于人口压力、城镇成长带来的人口扩张以及人们对畜牧产品需求的增加,使畜养牲畜成为专业。专化的畜牧业需长距离移动(以得到充分的水与草料),因此部分人群脱离农业,并脱离定居农业社会的政治控制,如此造成游牧与农业人群分离【12】。研究地中海东岸黎巴嫩、埃及等地游牧起源的利维(Thomas Evan Levy)提出类似而更深入的解释。他指出,原始混合农业社群的人口增长,使得人们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更彻底,定居聚落与农地的扩张也使得畜牧必须移至远离定居聚落外的地区,以避免牲畜伤害庄稼。同时农业人口扩张带来的工艺专业化发展与城镇贸易网,有助于专化牧业的出现——城镇不但作为游牧人群货物交换的中心,都市的专业化工艺更提供他们无法制造的物品【13】。

早期匈奴、鲜卑等游牧人群的活动地区,主要是欧亚草原地带的东部及东缘。欧亚草原地带以马、牛、羊为主要牧畜的游牧,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此之前,欧亚草原经历了全新世的渔猎采集经济、畜牧农耕经济、青铜时代较进步的农牧经济,最后才走上铁器时代的游牧经济【14】。在此方面,俄国及西方学者有很好的研究。考古学者哈扎诺夫指出,虽然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间已出现了“草原青铜文化”,但所有与此文化相关的人群,其生计都是畜牧农业(pastoral—agricultural)或农作牧业(agricuhural—pastoral)类型(其实这两个词指的都是混合经济,只是农、牧有不同偏重而已),并非真正的游牧。况且,欧亚草原游牧脱离不了马,骑着马,牧人才可能控制大量羊群以及利用远处的草场;公元前2000年以前,马作为坐骑文化尚未形成,或未成熟,自然不会有与骑马密切相关的游牧产生【15】。然而当这些与游牧相关的必要知识与技术都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成熟后,游牧经济并未在欧亚草原地带立即产生,而是,至少要再晚个500年,约在公元前1000年或更晚一点才出现。因此利用马为坐骑,此技术因素并非造成北亚草原游牧的主因;真正造成本地游牧的因素,哈扎诺夫认为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间的气候干冷化变迁【16】。

欧亚草原东部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专化游牧经济在何时产生?是否中国历史记载中的“戎狄”便为游牧人群?对此,1940年代拉铁摩尔即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戎、狄也从事农业,并且他们并非骑马的部族。他认为真正的游牧部族要到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约为战国时期)才出现在中国北方草原【17】。哈扎诺夫反对拉铁摩尔之说;他认为在游牧起源上,即使欧亚草原东部晚于草原西部,也不会晚太多。他指出,斯基泰(Scythian)【18】风格的铜器早在此之前已流行在鄂尔多斯及中国北方地区,游牧也应在此时由南俄哈萨克草原或阿尔泰地区渗入蒙古草原【19】。另一位学者谢维扬.魏因施泰因认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约指公元前7世纪至前3世纪)是游牧人群在欧亚草原普遍出现、扩展的时期,他们也约在此时出现在蒙古草原北邻的萨彦一阿尔泰地区【20】。
欧洲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fl~ek)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认为欧亚草原东部“蛮族”移徙及入侵中国,与草原西部 Cimmerians与Scythians(塞人)的大迁徙有关,而两者都肇因于约公元前1000年欧亚草原上一个新经济社会形态的产生;这新经济社会型态便是立基于畜养大量驯养动物——特别是马——的游牧。这种新经济浪潮造成新的资源领域瓜分,产生一些向邻近地区扩土的游牧武士,也因此让整个欧亚草原风起云涌,一端发生变动很快地波及另一端【21】。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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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有关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研究讨论
以上讨论都未提及中国方面的相关考古资料。事实上,相较于西方来说,中国关于早期游牧方面的研究虽起步甚晚,但近20年来大量考古发掘资料与研究累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有关中国北方游牧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其面貌也愈来愈清晰。中国学者乌恩、林坛等对北方青铜器文化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以及相关的环境与人类社会变迁有深入且全面的研究。吉林大学的考古学者们对北方长城地带,特别是西辽河流域及燕山地区,长期以来作了许多考古发掘与研究;环境与动物考古方面贡献尤多,这是探讨“游牧起源”问题不可缺的方向。西方考古学者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吉迪(Gideon Shelach)等,在内蒙古东南的赤峰附近作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对于了解此一区域人类生态与聚落变迁有许多重要成果【22】。西方历史学者迪柯斯摩(Nicola Di Cosmo)借着西方及中国考古与历史研究,对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及游牧国家之兴起也有其独到见解。许多日本学者更承其长久以来对新疆、蒙古草原与绿洲研究之传统,在此方面有许多著作出版。
我无法也无力深入讨论这许多基于考古学的环境与古气象、冶金史、驯养动物史以及相关的体质形态与古语言漂移分化等的研究。在这一章中,我只是略涉及这些有关游牧起源或形成过程的研究讨论,以作为往后几章探讨汉代中原北方游牧社会及其与中原帝国的关系的基础。由于我的研究对象是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因此以下的探讨也将集中于蒙古草原、青海东部(河湟)高原河谷以及西辽河流域与燕山地区的森林草原等三个地区的游牧经济起源、社会变迁等问题。如前所言,近年来中西学者都曾对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以及早期游牧社会形成与变迁过程,提出较全面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从检视、讨论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人手。
首先,迪柯斯摩在其著作《古代中国与其外敌:东亚历史中游牧强权的崛起》里,对中国北方游牧经济、文化与社会之变迁过程有详细的介绍,并以此说明中国北方“边疆”(frontier)——青铜器时代相对于“中原”的异质化文化——及后来中国北方之游牧“敌国”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这样的“边疆”首先表现在几个牝方铜器时代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后来出现更齐一的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群(bronze age cultural complex);它们与同时代商文化间的差异明显,表现在特定造型的青铜器以及与“非中国北方民族”有关的动物纹饰方面【23】。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北方游牧社会三阶段演化之说。第一阶段,公元前9至前7世纪,此时以东北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最为进步;他认为公元前8世纪中国最早将马作为坐骑的地区是在东北(西辽河流域)。墓葬中的斯基泰风格器物,以及大量的马、牛、羊骨,显示此时游牧在此地区渐趋重要,墓葬中常有的青铜武器,又显示当地军事豪长成为统治阶层。他进一步推论,这些游牧的武士豪贵阶级先是掌控本地游牧部族,后来逐渐扩张其政治势力。他也注意到此时期西北方的甘肃、青海地区,由公元前1500年至汉代的卡约文化时期人类生态变化——早期上孙家寨遗存中,人们有以猪殉葬的习俗,到了此文化中期的阿哈特拉类型遗存中,牛、马已取代猪作为殉牲,此也见证由较定居的混合农业往游牧的演变【24】。

第二阶段为公元前6至前4世纪,此时相关人群的器物遗存中出现典型的“斯基泰三要素”——武器、马具与动物纹饰。他指出骑马以及铸铁文化此时期在辽宁、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北方地区发展,认为在公元前6世纪末骑马游牧人群及其游牧文化已在几千地区出现,如毛庆沟考古遗存所在的内蒙古中南部。他认为,这些墓葬遗存反映有政治、军事卓越地位的游牧豪贵阶级(nomadic aristocracy)兴起,他们统治、剥削邻近的定居聚落人群。第三阶段,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以鄂尔多斯的早期匈奴墓葬为代表,随葬品由与战争有关的器物转变为奢侈品,也出现了常见于欧亚草原西部游牧文化中的金银器;这些奢侈品主要得自贸易、交换,而非来自掠夺与剥削【25】。总之,迪柯斯摩强调青铜与铁器冶炼的进步,马作为乘骑并广泛被利用,剥削、统治邻近定居聚落人群的游牧武士豪长阶级之兴起,以及较晚他们与中国及他地区的贸易交换,一步步地推动中国北方游牧文化与游牧政治体的形成。

迪柯斯摩的这部著作,将中国北方游牧的起源置于整个欧亚草原游牧文化起源与传播的大框架下,并由考古遗存说明其演化过程;在这些方面,的确有其巨大贡献。然而其中一些观点,却是值得再商榷的。首先,他指出中国最早的青铜器与铁器文化都在北方地区萌芽或许是正确的,但我怀疑此是否为造成“游牧”的关键因素——毕竟游牧生业所需的工具甚少,缺少这些金属器物并不妨碍游牧活动。相对于定居农业聚落人群而言,游牧生产不仅所需工具甚少,为了经常移动,游牧人群所拥有的物质财产也比较少而小;由于不经常定居,他们在地表留下的生活遗存也相对少。青铜器、铁器与金银器等是在考古遗存中较易保存下来的物质;以考古所见这些物质的存在、增长,来探索其物质遗存可能逐渐消失的“游牧”形成过程,显然是有问题的。

其次,制作、保有大量金属器或贵重金属器物,都涉及政治权力集中化(centralization)、社会阶序化(stratification)与胁迫性威权(coesive power)。而我们所知的游牧社会,由于人们的主要财产(牲畜)都长了脚,且各个基本人群单位(家庭或牧团)都需自行决定其行止,以应付各种风险,因此多有社会分枝化(segmentary)、平等自主化(egaliterian)倾向,也较易脱离胁迫性政治威权的迫害与剥削。这情况也与上述考古上青铜器、金器遗存所表现的社会性质不相吻合。

再次,强调这些文化遗存中的“金属”而忽略其他遗存,可能造成很多认知误差。如“齐家文化”曾被认为是新石器晚期文化;即使在齐家文化中发现铜制工具,但其数量不多,其整体社会生产力及社会形式与同时期东方各“新石器晚期文化”相较也未有太大差距。学者曾注意到齐家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制陶工艺如罐、豆、盆、鬲、鼎等,与邻近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客省庄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有许多相似的地方【26】。因此,以文化遗存中少数的金属来主张齐家文化为“铜器文化”,并以此强调其在文明演化上、在文化性质上与周边考古文化的差别,这是不合宜的推论。无论如何,这些北方考古文化中“金属”常被用在制作代表社会身份的装饰品、奢侈品或战争工具,而较少用来作生产工具;探讨人类经济、生计及其变迁时,我们可能需多考虑当时人日常生活中普遍的用品与工具遗存,以及它们的增长与“消失”。

此外,甘肃西南与青海东部(河湟地区)的齐家与卡约文化,不宜置于宁夏、内蒙中南部、晋陕北部、辽西地区、燕山地区各阶段“北方青铜器文化”范畴之中。在地理空间、环境与考古文化表征上,这里都自有其特色与延续发展过程【27】。如在齐家文化与本地较晚的辛店、寺洼与卡约文化中,与“北方青铜器”有关的车马器、牌饰、兽首刀、带銎斧等器物都不常见,甚至墓葬中也未有如后者那样表现强烈武装倾向的随葬武器习俗。在后面我会说明,河湟地区青铜器文化人群与草原带上的北方青铜器文化人群,二者在“游牧化”上曾经历不同的过程。

最后,迪柯斯摩在其论述中常提及各阶段北方青铜文化从商代或更早以前便与中原文化有相当差别,强调其为“非中国的”或认为其发展与中国关系不大,并强调其来自欧亚草原西部与北部的文化因素【28】。其用意可能是在驳斥拉铁摩尔的“逐离理论”——被中国逐离的“戎狄”成为中国各北方游牧部族。然而与此相反的,学者也可以“选择”另一些北方青铜文化器物,或部分的器物特征,来强调此文化与中原或“中国”的密切关系。我认为这些选择性建构都是不必要的——在春秋战国华夏或诸夏认同建立之前,“中国”的内涵与边缘都尚未形成,自然很难说哪些是“中国的”或“非中国的”文化因素。

北方青铜器文化的起源、传播,以及游牧经济起源与相关社会变迁等主题,长期以来在中国学界也有相当丰富且深入的研究。早先偏重于相关物质文化因素的探讨,近年来更及于环境、气候及人类经济生态变迁等方向,这是很有意义的转向。以下我略举几位长期在此领域耕耘的学者的意见。研究鄂尔多斯青铜器著称的田广金与郭素新,在一篇综论性文章中曾描绘中国北方地区长期的人类生态变迁。他们指出,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由于气候逐渐干冷化,畜牧业在原宜于农业的鄂尔多斯地区发展起来,因而本地向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转变。后来由于干冷气候持续发展,半农半牧文化的中心开始向晋陕北部南移,于是在此出现李家崖文化人群。稍晚,骑马术出现(西周晚到春秋早期),北方才进入以骑马为标志的“半游牧一游牧”经济阶段,出现以骑射见长的武士,这些游牧或半游牧人群也南下与中原列国相争。他们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的“西园类型”为羌系西戎人的遗存,“毛庆沟类型”为赤狄楼烦的遗存,“桃红巴拉类型”为白狄遗存,而白狄后来发展为匈奴。公元前3世纪中原出现秦汉统一帝国,此也促使匈奴内部凝聚力加强,建立起联盟式的匈奴帝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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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学者乌恩,则较着力于欧亚草原带青铜器文化的出现与传播;由这些文化中相关器物、纹样的时空关系,他探索北亚游牧文化的起源及传播方向等【30】。他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欧亚早期游牧人文化产生的关键;公元前7世纪之前,除图瓦(萨彦岭地区)阿尔然王陵外,各地草原文化都在不成熟的早期阶段,而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在此时已十分繁荣、成熟。因此他反对“斯基泰风格东传”而形成夏家店上层文化之说。他的研究至少显示,我们很难断定何处是某一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起源地;或更能肯定的是,在公元前9至前8世纪,欧亚草原文化传播非常快速。此一现象在了解整个欧亚草原地带游牧起源一问题上非常重要。

林沄曾探讨由夏代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的形成。他除了注意北方青铜器的出现外,也强调气候变迁如何造成人口迁移,以及此地带人类经济生态的转变【31】。他指出距今4200--4000年前(公元前2200一公元前2000)的气温与雨量急剧下降,曾在西北甘青地区造成齐家文化衰退。在正北方,此一波降温也造成河套以北及其东北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文化衰落。然而此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气候干冷化,并没有立刻导致北方长城地带农业文化的全面衰退;在某些地区,如朱开沟,仍存在着农牧相结合的经济形态。北方地带东段的西辽河流域,也经历了此一气候干冷变化,然而由于环境仍宜农业,本地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400年之间出现夏家店下层农业定居文化。

林沄接着提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齐家文化结束后,各地区在考古上都存在很多空白时段,而后才在各地出现相当于商周至春秋时的青铜器文化。在北方的西段,甘青地区在商周至春秋时出现卡约、辛店、寺洼等文化。他描述的此一时期文化变化趋势,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由齐家文化的统一渐趋于地方分化,二是养羊在这些文化中有长足发展。他认为这些文化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羌人的遗存,并认为羌人到春秋时还未进入专业化的游牧。北方草原中段的内蒙古南部,此时期的文化趋势为商文化南撤,“北方系青铜器”在长城地带中东段传播,与之相关的人群是文献中所谓的“戎狄”,他们不是专业化的游牧人群。至于东段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他认为是山戎遗存;山戎是半农半牧的定居人群。而桑干河流域的军都山类型则是东迁的白狄遗存。他指出戎狄均属东亚蒙古人种,而战国时文献中出现的“胡”则是从蒙古高原南下的北亚蒙古人种游牧人。战国中期他们大批来到长城地带,在战国中晚期的大动荡之后,这一地带才由发达的牧业走向全面的游牧化。林沄深入的研究,揭露中国北方游牧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如气候变迁、人群迁徙、人类对草食动物的利用,等等。同时,他也致力于识别考古遗存与中国文献记载中北方各族的对应关系。

前述几位中西学者的论著,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形成都有其贡献。然而在探讨“游牧起源”或其形成过程时,有三个关键问题以上研究多未触及。其一,某一考古文化之衰亡所代表的意义;其二,什么是“游牧文化”中的必要因素;其三,青铜时代早期人们由“半农半牧”转为何种形式的“游牧”。

关于第一个问题,考古学依赖考古遗存作为重建“过去”的证据,因此学者们关注一考古文化之“存在”,相对的忽略其“不复存在”,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与游牧有关的考古研究中,一考古文化消亡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学者们常论及“斯基泰”或“鄂尔多斯”风格青铜器的时空分布,以此追溯游牧文化的起源与传播,事实上所有这些商周以来至于战国的北方青铜器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伴随些农业痕迹。相对于此,当秦汉时期中国文献明确记载匈奴、西羌等游牧人群活动时,反而相关的考古遗存甚少。卡约文化遗址大多结束于春秋时期,此后至汉代只发现很少量的此文化遗存,然而“羌人”在西汉中到东汉时才与汉帝国有密切互动而被载之于史籍。在考古上并未发现汉代之河湟“羌人文化”。汉代匈奴墓葬也只有零星发现。至少可以说,当这些游牧部族活跃在北方草原并为中原帝国带来许多困扰时,所谓“北方青铜器文化”已在消失之中。
第二,关于“游牧文化”中的必要或重要因素。若“游牧文化”指行游牧或半游牧生计人群的一些日常习尚、偏好、创作与表巍,那么,我认为学者们过于偏重那些“青铜器文化”而忽略了一些与经济生态有关的文化表现。譬如,在以驯养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生计中,若人们不知赖动物的乳来维生而需以它们的肉为食,那么就只能在所谓的“混合经济”中求生了。这也就是我在上一章所称吃“利息”与吃“本金”的差别——只有学会吃利息(乳及乳制品),才有专化游牧业的产生。又譬如,游牧利用草食动物及其移动性,以逃避风险,以追寻广大空间中的水、草资源;“草食动物”及其“移动性”是游牧生计的两大要素。因此墓葬中随葬齣动物(如马、牛、羊)、身体部位(头、腿、蹄等)、其在墓中的安放位置,等等,应是我们借以了解游牧社会的重要“游牧文化”。又譬如,为了便于移动,人们的物质财产要尽量精简,因而“物质”渐少也应是其文化形成过程的一部分。最后更重要的,专化游牧经济在一地区中能涵养的人口远比农业为少,而且平等自主(egalitarian)为人与人之间或人群与人群间的互动基本原则;如此,人13稀疏且群体间往来少,也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或夸耀“物质文化,’的机会相对减少。

第三,关于北方长城地带人群由“半农半牧”转变为“游牧”的问题。无疑,我们从卡约文化、北方青铜器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所见,大多是半农半牧或混合经济人群的活动遗存。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汉代匈奴、西羌、鲜卑等部族也并非都是“纯游牧”人群。鲜卑与西羌都兼营农作,此外,这三个行游牧的群体都有其他辅助性经济生产活动,如狩猎、采集、贸易、掠夺,等等。因此我认为,由春秋战国至汉代,中国北方混合经济人群的社会经济变迁并非是走向“纯游牧”,而是走向“专化游牧业”——此种“专化”至少包括:一、因应各地环境而选择特定游牧方式:二、从事能配合游牧的辅助性生计活动,并因此与内外人群产生互动;三、产生能与游牧及辅助性生计活动相配合的社会组织。

总之,中国北方游牧世界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春秋战国至汉代是此过程中的转变关键时期。这变迁不仅在于生计上北方人群的游牧化,或说走向专化游牧,也在于他们与华夏帝国间的互动。以下我将说明,公元前1500年左右到公元前3世纪(秦末汉初),黄土高原北方周边各地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与华夏认同、华夏帝国相生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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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至前3世纪中国北方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



我在1992—1997年之间曾发表数篇著作,以河湟(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内蒙中南部及陕晋北部)、西辽河流域等三地区为例,探讨中国北方“专化游牧业”的起源问题。后来我集结整理这些看法,精简而较有体系地发表在拙著《华夏边缘》一书中。至今十多年来,此方面又有许多考古新发现以及前面提及的学者之研究成果。当初我未触及的或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或我的错误,如今可以有较好的解答与修正。以下我便以自己从前的见解为基础,继续探讨中国北方各类型游牧社会之形成与变迁。

首先,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各地原始农业聚落的增长,使得其分布扩及于农业条件较差的黄土高原边缘地带,如青海河湟地区、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与西辽河流域。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前后的气候干冷化,对这些边缘农业聚落人群造成很大冲击。公元前2000~,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大多数农业聚落都已凋敝,只有少数地区聚落(如朱开沟)延续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西北的河湟地区,公元前1700年左右农业定居人群的齐家文化衰落、消失。东部的西辽河流域,公元前1500年之后,各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农业聚落也渐被放弃。以上地区各农业定居文化衰落后,都有一段时间在考古文化上人类活动遗迹少或混沌不明。此气候干冷化造成农业边缘地带人类生态变迁,也是前述许多研究者的共同见解。

事实上,此一波长期气候干冷化,不只影响上述北方、西北、东北的农业边缘地区,也影响农业根基深厚的黄河流域——商、周王朝统治体系之形成,可说是以集权化的群体力量来保护及开发资源,并以阶序化社会作资源重分配架构来因应此资源环境变化的一种新格局。无论如何,公元前1500年前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的农业聚麞落凋敝后,内蒙古中南部、河湟地区及西辽河流域各人群都需在生计上另谋出路,并且他们也需面对南方(或东方)商、周王朝之建立所带来的新情势。
公元前1500至前600年,内蒙古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皆少有人居隹,人类活动遗存极少。宜于农牧之地似乎南移至本地的南方边缘。也就是陕晋之北。约从公元前l300至前900年,陕北、晋北出现农牧兼营、定居程度低并有武装倾向的人群,他们留下的文化遗存主要是李家崖文化;大约是乌恩所称“北方青铜器”与田广金、郭素新所称“鄂尔多斯青铜器”早期阶段(殷至周初)的一部分。公元前12至前11世纪,周人政治集团兴起于渭水流域。他们结合西方各部族力量克商,建立起西周王朝。此政治集团中至少有一些部族为来自陕晋之北的混合经济人群,甚至可能周人的主要部族便来自此。先秦文献中提及,周人在进入周原之前曾辗转迁徙于“戎狄”之间,且称在这长期迁徙期间他们是不从事农事的。
李家崖文化结束后,有一段时期,就是在公元前9至前7世纪的西周中至春秋早期,陕晋北部一带人类活动遗迹也少了。同时,中国文献记载,在此之南的渭水流域西周王廷开始受到来自西方与北方戎狄部族的威胁。周孝王封戎人中的“非子”之族(后来秦人齣主体)于宝鸡一带,或为“以戎制戎”之策。周宣王伐俨狁、姜戎,使得国力大伤,亦应是不得已而非只是黩武。最后西周末申侯与犬戎发动的一场变乱,逼得周王及其诸侯逃往东方且无力恢复故土,此亦可见渭水流域受戎人人侵之深。春秋时期,原出于戎的秦国在渭水流域扩张其势力,本地诸戎部族或被吞并或被驱逐.此时晋国还收容安置了一些受逐的戎人部族。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西周至春秋时的“戎狄”并非纯游牧人群。他们是农、牧、狩猎兼营的混合经济人群,在应对生存竞争之迁徙中,他们视当地环境而从事不同的生业;《史记》所描述周人迁于周原之前的早期情况便是如此。
北方混合经济人群南下争夺农牧资源,强化了南方周王朝诸侯国上层贵族之间的一体感——这是华夏认同的萌芽。“华”有众多或繁盛之意;“华夏”原与“诸夏”意义相同,都指的是一个多元联合体。秦人在周室东迁后“驱戎”,黄河中游、下游诸国的华夏认同意识逐渐增强,并相互奥援以对抗戎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在驱戎之后,强大的华夏北方诸国更往北扩土,并建长城以维护之。此种种发展都意味着,华夏为一保护及垄断南方农业资源的认同群体;无论是实质的长城,或是作为华夏族群边界的“非我族类”概念,皆将“戎狄”排除于华夏之外。
就在此时,公元前6至前3世纪的春秋末期至汉初,陕晋之北、鄂尔多斯及套北地区普遍出现一些人群。在考古遗存上,这些人群留下的几乎都是墓葬,没有住屋遗址;墓葬中,死者主要以马、牛、羊及青铜武器、马具、随身饰品等随葬。草原游牧的必要畜类如马、牛、羊,此时已成为他们生计所需的主要牲畜。使用马具说明他们已能利用马的卓越移动力来控制羊群,并在广大空间中逐水、草资源;这也是草原游牧不可或缺的。另一个游牧经济的关键因素,制作奶酪并以之为主食,在此时期考古上尚未发现痕迹。无论如何,除了墓葬中随葬马、牛、羊等草食动物外,房屋那样的固定居址与定居者所饲养的猪,都很少见于这一类的考古遗存之中,此时人们又喜好精致的小件饰品,可系绳的砺石成为生活必备之物——种种现象均显示,“移动”与“畜牧”为此种生计的主要特色。但在不同地区,游牧移动的方式及畜产结构应有不同。考古学者杨建华曾比较本地区东周时期墓葬殉牲的情形,她指出,河套与阴山南北地区的殉牲数量大,以马为主。稍往东,岱海地区凉城一带,殉牲以羊为多,后来牛的数量渐增【32】。
其他考古遗存现象也显示,在经济生态上。当时岱海凉城地区人群与阴山南北及河套地区人群之间有些差别。凉城地区的饮牛沟与崞县窑子战国墓葬中均发现有猪作为殉牲的例子。同地毛庆沟墓地之殉牲虽以马、牛、羊为主,但数量比河套及阴山南北要少,铜刀与马具也少。凉城附近人群在制陶技术上却较河套及阴山南北人群发达。此外,饮牛沟、崞县窑子与毛庆沟墓地均曾被当地住民长期使用【33】,墓葬附近还有居址、窑址遗存。以上现象均显示,凉城附近战国时畜养大量草食牲畜的人群似乎有较固定的牧区,因而每年至少能在固定冬场居住。游牧范围不大,宜于牛的大量饲养;有固定牧区,人群间的冲突也较少(在墓葬中男性的战士形象不甚突出)。与此相对的是其西邻河套及阴山南北之人群,在此,人们的游牧地域广(水、草资源较分散)、牧区不固定、人群冲突多,所以用于作战与长程移动的马在此受重视,墓葬中男性随葬武器之风也较强烈。
公元前6至前3世纪内蒙古中南部出现的人类活动痕迹,显然和秦与东方诸夏驱戎政策有关。但北迁的诸戎可能并非进入一些无人居住的地区;公元前9至前7世纪(西周中至春秋早期),虽然内蒙古地区之人类活动遗存很少,但我们无法排除此时本地已有稀落的游牧人群存在。由种种考古遗存看来,在此3个世纪间,内蒙古中南部及陕晋之北正进行着人类如何利用此一不利农业环境的种种实验。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及其移动力来获得主要资源只是基本原则。这样的经济模式所能供养的人口,远少于农业或混合经济下的人口数量,因此墓葬中男人尚武倾向不只是农、牧人群冲突的表征,更为消除多余人口发生剧烈内部斗争的迹象。
人们也尝试如何在游牧中结合不同的辅助性经济活动;狩猎、粗放式农业、贸易(珍贵金属工艺品是重要媒介)以及掠夺,都是可能的选择。游牧与辅助经济活动,须有与之相配合的社会组织与社会价值风尚。由家庭到各层级亲属群体之人际关系,牲畜种类与比例,牧业资源之分配、分享与竞争规范,各层级部落组织与领袖威权,等等,都在各种人群的冲突与妥协中逐渐得到调整。在此方面我们得承认,考古数据所见极为有限;我们只见着一些多属“上层社会”的墓葬遗存。即使如此,在这些考古遗存中一个社会征兆却十分明显。那便是,让个别牧户、牧团能行其游牧及逃避风险的“平等自主”,与维持部落整体竞争力的“集中与阶序化”,在各类型游牧社会中都是常见的两种相互矛盾的社会构成因素。在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中南部的游牧社会中,权力集中化与社会阶序化的趋向十分明显,表现在少数墓葬中有大量贵重金属艺品随葬的风气上。这也是迪柯斯摩提及的游牧豪贵阶级(nomadic aristocracy)之兴起。此现象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游牧社会中的“平等自主”特色——也就是游牧社会基层人群的行动抉择能力——可能相对地受到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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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与燕山地区

黄土高原东北方的西辽河流域与燕山地带,公元前1500年左右或稍晚,原广泛分布于此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农业聚落文明逐渐凋敝。公元前13至前8世纪(约当殷商中晚期至春秋初),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地区的南缘,也就是燕山地带与大小凌河地区,出现了一些人群。他们所留下的考古遗存(多被归于魏营子文化),显示他们的物质生活还不如本地过去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丰盛,定居程度也不如后者。他们有为死者殉葬猪、牛的风气,使用半月形双孔石刀、网坠,等等,这显示他们可能以农、牧、渔猎兼营的混合经济为生业。他们中的一些贵族常拥有许多铜器;有商末周初时的中原青铜礼器,也有具北方草原特色的青铜武器【34】。中原式与北方式两种铜器并存,也见于前述晋陕之北的李家崖文化之中【35】。魏营子文化与李家崖文化人群另一相似之处是,两地社会中男性随葬武器的风气都很盛,此显示他们经常从事战斗。
燕山地带之北的西辽河与老哈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结束后,有数百年人类活动遗迹很少。到了公元前11至前8世纪之间(相当中原西周时期),本地再度出现较密集的、文化面貌一致的人类遗存。这种文化遗存被称作“夏家店上层文化”。它的出现,显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让人们得以在此生息,并在相互学习中产生文化相似性。当时人留下的,有简单的粮食生产工具双孔石刀、臼、杵等,但用于整地松土的铲、锄等工具却很少。动物骨骸遗存有猪、狗、牛、羊、马,以及兔、狐、鹿等。由遗留的生产工具与动物骨骸看来,他们应是兼营农、牧、渔猎的混合经济人群;其农业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的农业相比已明显衰微,畜牧为其主要生业【36】。此时本地青铜铸造业非常发达,大型墓葬随葬各类青铜器多达四五百件,显示当时统治贵族有能力动用大量的社会人力、物力,以制造、交换或夺得这些青铜器及其他金属制品。夏家店上层文化与魏营子文化约在西周时南北并存;两者皆兼有中原式铜器与北方式铜器。不同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墓葬中马衔、马镳多且制作精致,显然当时的人已娴于骑马;遗存中所谓“斯基泰三要件”(兵器、马具与野兽纹艺术)已完全具备【37】。

总之,公元前13至前8世纪当环境仍不利于农业时,大小凌河、燕山地区及西辽河流域再度出现丰富的人类文化遗迹;这些人群所依靠的并非是更进步的农业技术,而是增加草食动物饲养以及渔猎活动。在这样的混合生计中,一个基本家庭所需的资源空间,远大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农为主之家庭所需,因此人群间暴力冲突增多也在所难免。另一个变化是,在公元前9至前8世纪间,马作为乘骑——无论用于战争、迁徙或放牧——在欧亚草原上迅速扩散。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接受此种有利的技术,因而对其畜牧活动以及社会带来革命性改变。出现在窖藏与墓葬中的中原商周式青铜器,也显示“华夏边缘”尚未出现前南北活跃的文化与经济往来。少数墓葬中丰厚的随葬品,主要是武器,也显示此为由武士豪长统领的阶序化社会。此时人们仍住在定居聚落中,但其聚落经常迁移变换,他们的畜产也多为宜于长程迁徙的草食性动物(猪除外);在人类生态上,此意味着人们有能力逃离剥削他们的武士贵族。那么,这些武士豪长究竟如何维系其统治?如何掌控资源及行再分配?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

约在公元前8世纪(春秋中期)以后,西辽河流域(努鲁儿虎山以西)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活动遗迹大多消失。此后至战国时的人类活动考古遗存,多见于南边的大小凌河及燕山山地一带,因而有些学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此时已往南迁移【38】。考古遗存显示,此时大小凌河及燕山山地人类生态又有一些变化。他们几乎只留下了墓葬,房屋及居址都十分少;陶器也少,且制作粗糙,农作工具基本不见。墓葬中的殉牲有牛、马、羊、狗,猪非常少见。男子随葬品以武器、青铜礼器及随身饰物为主。总之,比起夏家店上层文化及魏营子文化人群,此时大小凌河及燕山山地一带人群之武装化倾向更强更普遍,对草食性动物更倚重,也更不定居。此时仍见殉葬品异常丰富的墓葬【39】,而且墓地经常被长期使用而累积墓葬达数百座。此表示虽不定居但各部族有其固定领域,且人们生活在有贵贱阶序的政治社会体系之中。这些考古遗存被称作“山戎文化”。
事实上,努鲁儿虎山以西(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消失,并不代表这里已成为无人之区,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水泉墓地与林西井沟子西区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结束后的空白【40】。这些考古墓葬遗存,显示约当春秋晚及战国时期,辽西各地人群的经济生态、社会性质都是多元的;它们共同的特质是,人们较依赖动物性资源,无论来自畜牧或狩猎。水泉墓地三分之一强的墓葬中有殉牲,主要是猪,还有少量的狗,个别墓中有马、牛遗骨。墓葬中的随葬陶器多小型器皿。井沟子西区墓葬殉牲的墓葬比例较高,近九成的墓葬都发现有随葬动物的遗骸。这些动物有家荞的马、牛、绵羊、骡、驴、狗以及野生的鹿、獐、狐狸;其中又以马最多,占总数的42.86%,其次是绵羊,占总数的21.43%。遗存中没有农具,没有猪,陶器器型较大【41】。若陶器大小与人类生态性的“移动”成反比,那么墓葬中以殉猪为主的水泉人的移动性,似乎还大于其殉牲以草食动物为主的井沟子人群。此或许显示他们都是混合经济人群;畜养猪或马、牛、羊,并非决定其“移动性”的绝对关键因素。

我们再整体回顾公元前13至前3世纪本地的人类生态变迁。自商代后期开始,燕山及大小凌河流域人群便自南方殷商邦国中获得青铜器(及青铜器制作技术)与其他物品。此后自南方获得各种器物的传统几乎没有中断,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至前3世纪之交的战国时期。此显示,在魏营子文化时期以来,本地人群政治经济体相当依赖与南方农业定居邦国人群的互动来维持。公元前8至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燕山及大小凌河流域人群南邻诸夏中的燕国;中国文献称燕北各山间部族为“山戎”。据靳枫毅、王继红的研究,山戎对燕与中原文物吸收包含青铜兵器、货币、青铜礼器、漆器、丝织品、铜车马配件、陶器,等等,其方式有直接获得也有在本地模仿制造【42】。历史文献记载,公元前706年山戎曾越过燕国而伐齐,公元前664年山戎伐燕,齐国为救燕而北伐山戎。虽然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畜牧”与“移动”在本地人类生态中都逐渐增强,但本地武士豪长仍能维持其社会优势及对民众的控制,其所凭借的便是从南方获得资源。

在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本地人群胡经济生态似乎有朝向区域性、多元性混合经济发展的倾向。也就是,草食动物畜养的技术与观念普及后,各个小区域人群各自发展其适宜的农、牧、渔猎混合经济。因而在文化遗存与相关社会面貌上也呈现多元景象。

由以上文献及考古资料看来,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山戎”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固然为以畜牧为主的混合经济,但另一重要基础则是其通过种种关系自南方邦国得到的资源。由此所得的珍贵物品,经层层赐予而稳固部族内各级武士贵族之地位与阶序,表现于愈大型的墓葬其随葬品中燕国或其他中原器物愈多。或因此,较接近南方的燕山及大小凌河地区此类文化起始较早(魏营子文化),也延续至较晚的时期(所谓“山戎墓葬”)。相对的,较北的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则起始晚、结束早。辽西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以后,以水泉、井沟子等文化人群的遗存来看,其人类生态趋向因地制宜的区域性混合经济;相对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社会而言,其每一区域人群社会间也较平等自主。

由另一角度来看,整个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武士豪长政治势力的衰退,可说是两个人类生态与政治经济情势发展下的结果。其一是,约从公元前11世纪起“畜牧”与“移动”之风在本地人类社会逐渐扩展以来,“自主化、平等化”与“集权化、阶序化”两种相矛盾的社会构成法则便在此角力。由整个考古所见趋势看来,显然前者较占优势,而且其所造成的社会变迁由北往南进逼——愈来愈多的人群脱离其贵族豪长的控制,而加入较平等自主的大小游牧或混合经济部落之中。燕山及大小凌河地区的“山戎文化”是两种力量最后的交汇。另一个人类生态情势发展是,各个“戎狄”军事豪长集团南下争夺资源,使得南方的东周诸国贵族间产生彼此一体的华夏认同,并在与“戎狄”的争战中逐渐强化。在此群体意识下,华夏各国强力维护及扩张其北方资源边界。约在公元前3世纪初,燕国北伐“东胡”至于老哈河流域,并在敖汉旗、赤峰一带建长城以御之,此举自然将老哈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纳入燕国势力范围内了。

秦统一帝国,以及随后更稳固的汉帝国,皆可视为华夏争夺、维护与分配共同资源的政治体。秦、汉帝国也建长城以维护南方资源。燕长城与秦、汉长城代表华夏集团原极力保护的资源边界被排除在此资源界线外,或被纳入其中,都使得燕山以北的各个半游牧的贵族统治集团崩解,辽西地区人群在经济上进一步畜牧化、移动化,在社会上也进一步自主化、平等化。此变迁在辽西地区并不始干战国末;春秋中期以后至于战国时期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遗迹都很少,这并不表示没有人群在此活动,而是他们多处于较分散自主的部落社会之中。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本地此时有“东胡”;燕国筑长城以抵御东胡,不会是无的放矢。无论这些东胡是由燕山地带受逐而北迁的人群,或是南迁的蒙古高原部族,或为土著,考古遗存极少显示他们已是游牧或半游牧部落人群了。战国末华夏称之为“东胡”,也表示在当时的华夏看来,他们与内蒙中南部之“胡”很相似。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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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河湟地区

以上内蒙中南部地区,以及西辽河流域、燕山地区与大小凌河流域,公元前1500年以来人类生态变化趋势可归纳为:一、受气候变迁及欧亚草原文化传播影响,人们在生计上逐渐朝畜牧化、移动化与武装化变迁;二、继续吸收公元前9世纪以来逐渐成熟的游牧文化,其中较重要的是制酪与骑马,各地人群都尝试适宜其环境的游牧或以牧业为主的混合经济活动;三、草原边缘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部族,向南方陕、晋、冀等地农业定居邦国争夺资源,如此导致华夏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华夏凝聚力量,并扩展、巩固其北方资源界线,迫使此资源界线外部族进一步游牧化。以下我要说明,相对于此,河湟地区游牧化有不同的发展历程。

公元前1700年左右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衰落后,原齐家文化地域西部兴起卡约文化,其东部则有辛店文化。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大多在卡约文化范围内。甘肃南部洮河、大夏河人于黄河的地带(河湟地区东缘),则主要是辛店文化分布区。约在公元前1200至前400年之间,青海湟水中游西宁、湟中一带有卡约文化(属于卡约类型)人群在此生活,其文化遗存中房屋很少,只发现一些居住过的屋室地面。他们使用的工具,有用于农业生产的,也有与畜牧、狩猎相关的工具。墓葬中的殉牲以羊、牛、马、狗为主。另外,更广泛分布于湟水流域与黄河河曲的一种卡约文化,上孙类型文化;同样的,该人群的考古遗存中房屋很少,生产工具与卡约类型人群所使用的相似,但墓葬中的殉牲除了羊、牛、马、狗之外,还有猪【43】。无论如何,由墓葬情况来看,湟水流域卡约文化先民的贫富差别不大,绝大多数墓主的随葬品都不多。

位于黄河上游河曲的循化县阿哈特拉,考古学者在此发现卡约文化墓葬两百多座,此卡约文化被称为阿哈特拉类型。此文化类型之人群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很长,约在公元前1600至前600年之间;换句话说,由考古文化上看来,在这1000年间本地人的物质生活没有太大变化。他们留下的石器有臼、刀、斧、砺石,铜器则有戈、凿、铃、镞、甲泡、镜,等等。陶器中有粟、麦等粮食作物残余。此外他们的墓葬中还有羊、牛、马、鹿、狗等兽骨遗存。考古学者认为,畜牧与狩猎是阿哈特拉先民的主要生计活动,牲畜以马、牛羊为主,农业生产只占辅助地位。铜器具浓厚的地方特色,不见中原铜器的影响。死者随葬品类别、数量均多寡有别,显示当时社会中有贫富分化。同一墓地早晚期的变化是,后期未见殉葬、瓮棺葬,且随葬品种类、数量都较少【44】。与上孙类型相比,阿哈特拉类型的卡约文化未见居住房屋遗迹,死者随葬器物数量减少,殉牲中无猪,而羊较多【45】。

湟源大华中庄出土的百余座卡约文化墓葬,称为大华中庄类型。一般认为这是最晚的一种卡约文化遗存。类似的遗存分布在湟源峡以西,以及贵德、共和、贵南等地【46】。此类型卡约文化先民墓葬中生产工具很少,生活用具也不多,主要多为人身装饰品;死者常以马、牛、羊、狗殉葬,马、牛的足骨被整齐地排列在墓主的两侧。随葬的陶器器形都很小,绝少大型器。随葬青铜器有矛、镞、刀,以及铜镜、铜管、铜棒等。陶器由早期至晚期的变化是,制作愈来愈粗糙草率。在上孙类型与阿哈特拉类型文化中,都有当时人的农业活动遗迹,大华中庄类型中则无【47】。大华中庄类型的居住遗址除河谷台地外,多选在地势险要之处,对土质厚薄要求不严格。住地周围或有河卵石围墙,住地面积不大,文化堆积薄,地面灰层中常夹有羊粪及烧过的粪灰。约洛石崖遗址的房屋遗迹为圆形,中间有河卵石堆的灶,周围无人工构筑痕。此种无屋墙遗痕的房屋也见于湟源莫布拉遗址。另外莫布拉也发现两座有木桩排列为墙的房屋建筑【48】。此文化类型存在延续时间很长;学者认为其时代下限可能达汉末【49】。

以上这些考古遗存被视为一种“考古文化”,卡约文化,这一点值得注意。第一,根据考古学者研究,此考古文化延续了至少有一千六百年(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之初)。在此长时间中本地“文化”显然没有太大改变,且各区域人群能维持某种程度的文化共性,所以他们的文化遗存都被归于卡约文化之中。第二,几个此考古遗存较丰富的发掘地点,如大华中庄、阿哈特拉、上孙家寨、卡约等,其考古发掘都为此文化增添一新“类型”,显示在此一“考古文化”中各地域人群自有其文化特性。第三,学界一般将卡约文化人群视为中国文献记载中的“西羌”;即使此文化人群生存年代下限可达西汉末年(大华中庄类型),合于中国文献中汉代西羌之记载,我们仍须注意公元前600年至公元之初此一时段的该文化遗存被发现的非常少。

无论如何,由以上卡约文化各类型遗存看来,在齐家文化之后青海东部地区先民已逐渐进入某种形式的游牧生活之中了。农业与狩猎是此种游牧经济辅助性生计手段,部分人群聚落因地宜而可能较倚重农业。各地域人群在四周山峦环绕的盆地或河谷台地上种粮食作物,在附近山区随季节移牧、狩猎、采集。人群聚落规模小,内部虽有贫富之别,但阶级分化不明显。在相当封闭的高原山谷环境中,几乎各人群生活所需资源皆得之于本地,如此的人类经济生态使得他们与外界接触很少。汉代以前。整体来说,青海东部河湟地区人群与东方的黄河中游或北方的草原地区人群间的文化互动都很少。相较于同时期内蒙中南部、长城地带及辽西地区考古文化说,河湟地区卡约文化遗存中的“北方青铜文化”或“中原青铜文化”因素远少于前面几个区域文化。或许便是如此,一方面各小区域文化皆有其特色,另一方面也使得其经济生态与文化表征在长时间中皆少有大的转折变化。即使如此,我们仍可在卡约文化遗存中发现一些长期人类生态变化之一般趋势——农业活动及定居的遗迹愈来愈少,陶器制作愈来愈粗糙,整体物质遗存在逐渐消逝之中。

在河湟地区的东部,由齐家文化到辛店文化,考古遗存显示同样的人类生态变化。以农业为人们主要生计的齐家文化衰落后,辛店文化先民能生存于此所凭借的并非更进步的农业,而是畜养较多的草食动物。青海民和县与甘肃永靖等地的辛店文化遗存显示,当时的人们仍从事农作,仍有定居的屋室,但在他们的生活遗址与墓葬中都有丰富的动物遗骸,主要是牛、羊、马、猪、狗、鹿,羊的数量明显大于猪,且有些遗址的兽骨遗存中没有猪【50】。从这些文化遗存来看,为了能更大范围地利用植物资源,人们逐渐放弃不易长程移动的猪,而偏爱饲养便于移动且能利用高地植物资源的羊、牛、马等动物。辛店文化人群虽有固定居址,但他们的居址中多窖穴,有藏工具、陶器于其中的迹象;此可能表示他们季节性往返于邻近农田的村落与草场之间。河湟北部的辛店文化遗址,除了石刀外没有明显的农业生产工具,发现大量牛、马、羊遗骨【51】,可能畜牧业在这里又比河湟东部来得重要。

我们若由长期的河湟考古文化发展来观察,更能见到本地“游牧化”的历程。我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曾说明此一过程。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间,无论马家窑文化或半山、马厂类型的人群基本上都是较定居的农人。考古遗存中有谷类遗痕,有大量农作工具,以及显然为长期居住而建的屋子。家养牲畜中以不宜长程迁移的猪为多。陶器数量多,种类繁复,器形大。约在公元前2200—前1700年之间的齐家文化时期,河湟先民还是以农业为其生计主轴。几个主要遗址中都出土大量猪骨,并且有以随葬猪多寡来反映墓主财富地位之墓葬习俗。然而居于河湟西部的齐家文化先民,其遗存中农业工具少,陶器小,小型饰物多,且部分有羊角随葬习俗,不见猪骨【52】。

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化,在河湟地区造成的考古文化变迁迹象,与内蒙古中南部、西辽河流域等地非常相似;原来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聚落消失,接着有一段时期人类活动痕迹少,随后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出现在生计上较依赖畜牧的人群活动遗迹(卡约文化)。我们若以三项考古现象——农业工具(刀、锛、铲、凿)多寡,猪与羊之比例,以及陶器与随身饰品之消长——为观察指标,此人类生态长程变化就更清楚了。农业生产工具在卡约文化中大幅度减少;在河湟东部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牲畜,在河湟西部则猪几乎全然为羊、牛、马取代;在辛店、卡约文化中(特别是后者)陶器种类、数量皆减少,器型变小,人们的随身饰品增加。这些都显示,利用草食动物并以“移动”来获得广大、分散的植物资源,此时人们才得以在这不利农业的环境中生存。这样的生活不利于养猪,不利制陶与拥有大型陶器,人们的财产除了有腿能走的牲畜外,以随身饰物最宜。虽然学者认为卡约文化的下限可延续到西汉末,但以整个河湟地区来说,此文化遗存在公元前400左右(战国时期)都已逐渐消失。此显示,约自战国时期以来本地的“游牧文化”有进一步发展,如此造成的人类生计与社会活动所留下的物质遗迹比从前更为浅少。

我们还能从另一方面,人类如何利用资源空间,来看河湟地区由公元前2000年至前600年左右的人类生态变化。海拔高度一般在2000—4000米的河湟地区,高度是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利用草食动物,人类可以突破高度限制来利用高海拔的植物资源。虽然提及遗址海拔高度的发掘报告不多,但有些数据已显示,卡约文化与辛店文化遗址一般都比同地马家窑文化(含半山、马厂文化)与齐家文化遗址来得高些。青海乐都县柳湾的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1930—1960米之间,辛店文化遗址则在2000米左右【53】。而且据报道,甘肃省临洮、永靖等地某些辛店文化遗址、墓地也都位于海拔较高的台地上,此被视为辛店文化遗址分布的一个规律【54】。青海境内的湟水流域地势大致是西高东低,时代较早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主要分布在东部、中部等县,齐家文化遗址也分布在东部各县;相对的,卡约文化人群的活动遗存则往西探人黄河及湟水上游。沿湟水往西,湟源县境内主要是高山与高原軻谷,这里只有卡约文化及更晚期的文化遗存,而不见较早的农业文化聚落遗存【55】。沿黄河上溯,在化隆、循化等县仍有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遗存,到了贵德便以卡约文化遗存为主了。一项在青海化隆、循化两县进行的考古遗址分布调查,更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此两县相关古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形是,马家窑、马厂、半山及齐家文化遗存多分布于溪谷下游,然而到了各支流的上游,就只有卡约文化遗存了。显然因借着驯养草食动物,卡约文化人群能利用更高海拔的环境资源。

由这样的过程来看,河湟地区古代居民的游牧化,与前述内蒙古中南部及西辽河流域人群的游牧化过程一样,都受气候上的干冷化影响而启动。然而不同的是,内蒙古中南部及西辽河流域游牧化受整个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影响(如斯基泰器物因素,及骑马术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变迁,等等),而在河湟地区这样的影响并不明显。再者,内蒙古中南部及西辽河流域人群游牧化的最后阶段,都受华夏认同形成及华夏国家扩展其北方资源边界影响,而河湟在战国时仍远在华夏资源领域之外【56】,本地游牧化显然与华夏认同及华夏帝国的形成无关。此外,由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之初,河湟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卡约等文化,由早至晚,陶器体型变化趋势是逐步变小,此变化趋势或显示人们的“移动性”(因而不宜携带较大陶器)在此3000年间逐步增加。这样在“移动性”上的渐进变化趋势,不见于内蒙古中南部与西辽河地区。

最后,以墓葬习俗来看,卡约文化人群虽也有贫富之别,但无论在墓葬大小与随葬品厚薄上,都未见同时期内蒙古中南部、西辽河流域与长城地带考古文化遗存所见反映“统治贵族”财富与权力的丰厚随葬品,更未见后者所有具中原或南俄草原等外来文化特色的精致器物。这也显示,虽同样倚重“畜牧”与“移动”。河湟地区先民与前述其他地方之游牧人群在社会本质与结构上有相当差别。需提及的,在长城之北的游牧世界已形成的秦汉时期,考古方面内蒙古中南部及西辽河流域均发现不少匈奴与鲜卑墓葬。然而在河湟地区,汉代游牧羌人的考古遗存极为罕见;此也显示出在不同的游牧化过程下,汉帝国北方周边出现不同的游牧社会,也是不同的华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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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生态与人类社会
由以上分析与说明看来,约自公元前2000年至于战国时期,内蒙古中南部、辽西与燕山地区、河湟地区的人类经济生态变迁是相当巨大的。促成此变迁的最主要因素,无疑是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l000年间的气候干冷化。虽然如此,“游牧”只是人类适应此环境变迁的生计手段之一。而且,如哈扎诺夫所言,“游牧”无法脱离其他人类生计活动,以及与之相辅的社会组织【57】。反对游牧经济肇因于气候变迁的拉铁摩尔则认为,气候变化可能正好契合或能增长社会变迁,但更基本的变迁因素在于每一人类社会利用边缘环境的选择与创造能力【58】。拉铁摩尔也许低估了气候变迁对以上这些“边缘环境”的影响,但他强调人类社会的选择与创造力却符合我们对游牧经济的了解以及相关考古所见,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300年之间,中国黄土农业边缘地带人群由不同途径进入各自的游牧经济中此一现象。也就是说,强调游牧肇因于气候变迁,并不意味着否定人们因应此环境变迁时的选择与创造力表现。

他们选择及尝试不同的生计手段,不只为适应自然环境变迁,也为了生存于竞争激烈、暴力充斥的新社会情境之中。在此情形下,“移动性”生计手段(游耕、游猎、游牧、贸易、掠夺)是较适宜的选择。特别是游牧,它不仅能让人(及其主要财产)及时脱离危险,并能利用人不能直接消费的广大植物资源。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手段,他们尝试选择不同的牲畜组合,不同的季节迁徙模式,并选择从事其他可配合游牧季节的辅助性生计,并为此发展特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价值体系——各地“专化游牧业”便如此形成。
前面我已多次提及“专化游牧业”。在此,我们可以对它作一个更完整的定义与解说。“专化游牧业”是指在特定环境中,人们赖驯养草食动物之食性及移动性来利用水、草资源,以畜产满足其主要生活所需,以其他生计手段获得补充性生活资源,因此产生的特定经济生产与社会组织模式。为了能持续以此营生,几乎所有的专化游牧业人群都需尽量避免食用牲畜的肉,而多利用动物的毛、乳制品、牵引力,等等。在上一章中,我曾由环境因素、畜类构成、迁徙方式、辅助性生业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介绍游牧经济及其社会。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专化游牧业”是人类经济与社会行为上的一种精致选择、安排与创造。因此探讨古代中国北边游牧社会的起源问题,事实上也就是对各地“专化游牧业”形成过程的探索。在此过程中,“外来因素”(金属器物、动物纹饰、马的驯养利用、游牧的概念与技术等的发明传播以及由外地长程迁徙而来的人群)影响很大,但更重要也是人们付出最多的,乃是在“本地”人们如何选择、创造及组织各种因素以形成其“专化游牧业”。

人是群栖的社会动物;人们结为群体以生产、获取与保卫资源,也在群体内的分群、分工中行资源分配。专化游牧业也不例外。人类经济生态的调整、变动,随之而来的几乎必然是社会认同与社会组织上的变革,或两者同时发生。黄土高原以北的各地专化游牧业形成,自然也涉及各层次人群认同与区分、社会结构变迁。汉帝国北边之匈奴、西羌、鲜卑等游牧人群的社会政治结构。是本书以下各章的主题。在此,我要先提及另一个庞大的认同群体及政治经济体,东周时期的“华夏”、略晚出现的其具体化身“汉帝国”,及其与北方游牧世界间的关系。后来的匈奴、西羌、鲜卑等游牧人群的政治组织与活动,皆深受他们与汉帝国间的互动影响。

由人类生态看来,“华夏”是一维护与分配共同资源的认同群体,秦汉统一帝国是遂行其目的的具体机构;这样的认同群体及其组织机构的形成,多少也归因于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的气候变迁。公元前2000年前后,不只是黄土高原北缘的各农业聚落逐渐被放弃,整个黄河及长江流域各地都有考古文化突然衰亡的现象。考古学者俞伟超曾指出,南方江汉地区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等一脉相承的文化以及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都在此时期突然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此普遍性文化面貌变迁或中断的原因之一【59】。然而,中原地区此时却有不同的变化。公元前3000年至前1000年间,中原地区政治、经济的阶级分化持续細深【60】;公元前1600年至前1000年左右,商、周王朝先后出现在黄河中下游。此显示,在农业根基深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此波气候变迁虽未造成以农业为根基的社会文化中断,但本地人群也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上作了新的调整——商、周政治体可视为此对外获得资源、对内进行资源阶序分配的新社会政治体系。
虽然如此,商周王朝(以及其所属邦国)与北方山岳、草原地带诸部族间的经济往来仍很密切。到西周中期以后,北边混合经济人群往南争夺农牧资源之势愈来愈强,华夏认同与华夏边缘才出现并逐渐强化。西周亡于戎祸(申侯与犬戎之乱),不只是一个偶发政治事件,它是早期游牧或混合经济人群往南争夺资源的一个历史表征。为了维护南方资源及统治阶层利益,东周时期“华夏认同”意识出现在东周各邦国上层贵族之间,西周亡于戎此一事件,被强化为凝聚华夏的重要历史记忆。“诸夏”(华夏诸国)或独自或联合驱逐戎人,以维护及扩张其北方资源界线;各国所建长城,便是华夏强力主张与维护的北方资源边界的具体表征。
战国时期北方华夏诸国对“戎狄”的征伐、驱逐及往北扩土,使得邻接华夏邦国的部分游牧或混合经济人群失了栖地,北迁至更不宜农业的地方。秦汉帝国成立后,帝国进一步往北方与西北方扩土。被排拒于华夏资源边界外的北方各部族,他们一方面被迫走向宜其环境的专化游牧业,一方面尝试建构新的社会组织来适应此游牧生活,并以之抵抗华夏帝国的扩土,或以此突破帝国的资源封锁线。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汉代,便是北方各地游牧人群在游牧生计上、在社会组织上作种种调整与创作的时期。蒙古草原与晋陕之北的各部族,发展蒙古草原型的游牧业,并集结为游牧“国家”(匈奴),以向其他游牧部族、绿洲城邦及长城以南的帝国争夺资源。辽西地区的各部族发展其森林草原型的专化游牧业,并组成“部落联盟”(乌桓、鲜卑等)不断往南及往西争夺农牧资源。西北方河湟的各部族则各以“部落”据其河谷,偶尔组成暂时性的部落联盟来对付汉帝国的入侵。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宗镜录》
粗读一遍,很多开拓性的观点,我的一些相关看法。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所谓华夏认同的形成,显然不是因为东胡匈奴,而是他们先秦时代共同的死敌戎狄等半农半牧的人群,这些人群的机动性,对农耕地区的适应性,以及青铜以后的全面武装,使得戎狄对诸夏的威胁远比后世纯粹游牧族群对中国的威胁大的多。前者的目的在于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后者目的就是抢一些对游牧社会可有可有的奢侈品,最多就是冒死打过去过一段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情况不对就马上撤了。

另外,历史上除了蒙古征服例外之外,南匈奴、鲜卑诸部、契丹、女真、满洲,这些人群要么本身就是混合经济形态的人群,要么就是在长城沿线潜伏多年,由传统的纯粹游牧经济形态过渡到了混合经济形态,甚至就血统本身而言,他们的底层也事实上还是此地原著的戎狄、氐羌抑或秽貊这些半农半牧的长城沿线人群。另一方面,蒙古历史上,政治结构更加成熟完善、凝聚力更强的突厥系诸汗国虽然向西的拓展如鱼得水,但作为纯粹游牧族群,他们向中国的拓展几乎颗粒无收。

后蒙元时代,漠北卫拉特人同样汇集了强大力量,并得到了入主中国的机会,然而,作为纯粹游牧经济人群,对于他们在漠北的牧场才是真正事关生存与否头等大事,所以,他们永远不会为了一些可能的享受奢侈生活的机会而去不顾基本生存放手一搏,所以,一旦后院起火,他们毫不犹豫撤离以保家园。如果这样的机会是给了后阿拉坦汗时代的土默特汗国,那么情况将大不一样,是一依仗自己相对庞大的多的兼农兼牧的属民向内地扩展,还是在有限的牧场上同各路如狼似虎的兄弟部族死磕?显然后者来的更划算,只是经营一个具有定居性质的帝国,一代明主是不够的,阿拉坦汗之后,土默特数十年的经营,在察哈尔诡异的闪击战中双双溃散。

所以,我们有机会问一下当年纯种的诸夏各族,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他们会选择戎狄还是诸胡作为他们的北方敌手,我确信诸胡会90%以上选票顺利通过。宋人联蒙灭金,不是不长记性,而千余年的历史经验让他们知道谁是更可怕的对手。
后者目的就是抢一些对游牧社会可有可有的奢侈品

这句话是不对的,游牧生活绝非独立的,而是要依赖农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元人为何如此重视商业。而如果无法从事商业,那么就只有抢掠了。而要抢掠一个大帝国,游牧民族本身也需要一个帝国,否则分散的游牧民族无法承受农业帝国的报复
另外,当初的华夏和戎狄或许在种族上有区别,但最主要的区别还是文化和经济上的,所以孟子才说入夏则夏,入夷则夷。比如根据《史记》秦……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魏也是“或在中国,或在夷狄”,怎么理解呢?无疑就是已经从事农业的,遵从中原文化的秦魏既为华夏,而不遵从的则为夷狄
另外就是游牧的起源,纯粹的游牧是起源于混合经济的,实际上纯粹的游牧起源很晚,晚于原始农业的起源,从蒙古和满语的农业词汇和汉语的不同来看,两者的农业是不同起源的,而非受汉地影响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宗镜录》
入夏则夏,入夷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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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古代中国,或者说古代东亚评判文明人还是野蛮人的标志,而不是很多现在的人曲解的那样,所谓"不 ...
疁殇1958 发表于 2010-6-5 13:18
因为古代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现代民族意识与所谓的古代“民族”意识不是一回事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法华经》
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宗镜录》
另外就是永谢布夸大了卫拉特人的实力,卫拉特人建立了最后一个草原帝国,但也是最软弱的一个。他们不想入主中国是对的,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想征服农业地区,就像他们在中亚和新疆做的那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愿意舍弃游牧生活,依然保持草原帝国,只满足于扶持傀儡政权(如南疆的阿帕克和卓),但如果不把重心放在汉地,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即使元朝也是把重心放到汉地,忽必烈甚至依靠汉地的力量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
从清准战争来看,准噶尔人实在谈不上强大。只有三四万人口的小小金川给清人带来的困难远超过准噶尔人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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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法从心生。名因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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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这样比的

金川是碉堡,易守难攻


卫拉特蒙古史
    18世纪,准噶尔汗国进入全盛,疆域大体上是现在的新疆加哈萨克斯坦。地处于欧洲文明(姑且把俄罗斯算作欧洲文明)、YSL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界处。据当时的欧洲人在伊犁的见闻,准噶尔人自己可以生产优质的刀、火药和复合弓。并且通过欧洲人(主要是俄罗斯人)学会生产火铳。有一个瑞典人叫雷纳德,帮助准噶尔人生产了一些标准的欧洲炮。准噶尔人将布鲁特人(吉尔吉斯人)和布哈拉人(维丿吾丿尔和乌兹别克人)编入军队做炮兵,由骆驼运输火炮。他自己的骑兵也不只是快马弯刀,而是大量装备火枪。在1696年的昭莫多之战中,噶尔丹只有5000骑兵,但装备2000火枪。

   最后,说说铠甲。当时的准噶尔人穿着“制作精良,轻如衣服”的锁子甲。
如果不精通驯养动物史,讨论游牧起源的就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只能是基本无法成立的个人论点
本帖最后由 老实虎 于 2010-6-5 19:34 编辑

 一楼第三自然段的主要论点:“巴费尔德认为,蒙古高原的游牧者缺乏对农业人群的最起码经验与知识,多不愿意深入汉地社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直接统治。”这个论点有严重错误。
这只是很肤浅的认识。只认识到表面现象,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本质军事政治战略。主要是:
1、农业文明会削弱游牧民的斗志导致游牧民温顺化,这是农业文明的进步也是农业文明的颓废。游牧者如果变成农业者就会失去自己的军事政治优势,实际等于自杀。
2、游牧者只有几万人口、顶多几十万人口。一旦在汉地建立农业文明,很容易沦落成汉地的一个普通的农业县,不是自己汉化,就是被汉族消灭。
所以,游牧者只愿意做汉地社会的劫掠者,既能不劳而获,又能保持自己的军事政治优势,还能长期持续自己部落的生命。这才是游牧者往往采取“自外控制”汉地社会手段的真正的军事政治原因。
另外就是永谢布夸大了卫拉特人的实力,卫拉特人建立了最后一个草原帝国,但也是最软弱的一个。他们不想入主中国是对的,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想征服农业地区,就像他们在中亚和新疆做的那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愿意舍弃 ...
sahaliyan 发表于 2010-6-5 13:45
游牧部族的强弱取决于特定时间内同其他部族间的强弱对比,也先太师统治时代正是绰罗斯部独霸蒙古,且完成了对明中国完成实力逆转的年代;而这种优势可能转瞬即逝,比如其后称霸蒙古的喀喇沁部孛来太师等等,都只是各领风骚只几年的状态。
后者目的就是抢一些对游牧社会可有可有的奢侈品

这句话是不对的,游牧生活绝非独立的,而是要依赖农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元人为何如此重视商业。而如果无法从事商业,那么就只有抢掠了。而要抢掠一个大帝国,游牧 ...
sahaliyan 发表于 2010-6-5 12:47
所谓必需和不必要,说白了就是没有这个能不能死的问题,再没饿死的前提下,当然谁都抢着有油水的地方挤。

后一段,你只说对了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戎狄这批北方劲敌,黄河中下游族群也缺乏形成华夏认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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